中國方言可謂世界一絕。全國書同文，然各地語不同音。
戊戌時期，光緒召見梁啟超，梁啟超的粵方言將“考”說成“好”，把“高”說成“茍”，光緒聽不明白，彼此不能達意。據說光緒原本準備重用這位25歲維新新銳，擢為侍從之臣，然因難懂廣東方言，僅賞六品頂戴，叫他去辦大學堂譯書局，也算“專業對口”“才盡其用”。1949年后，一次政協會上，竺可楨先生發言因紹興口音濃重，大家聽不懂，只好請人翻譯。竺先生慨曰：“我說英語能夠走遍世界，我說中國話卻走不出家鄉！”1937年9月，斯諾夫人從延安去黃陵，中央保衛局給她派的“特務員”乃是來自江西的老紅軍，一口難懂贛語，“h”念成“f”，軟音讀作硬音，陜西農民聽不懂他連珠炮似的南方話，反而得由外國女士來當翻譯，真不知誰為中國人。20世紀20年代，南方學生上北京讀書，兜轉沙灘附近租房。房東為求保險，一般只愿租給帶家眷者，三兩句話談妥價錢，會加問一句：“您有家眷嗎？”南方人以為問的是“家具”，答曰：“家具不是你們提供嗎？”房東大怒，還有可能動武，已經談好的租約就這么稀里糊涂崩了，南方租客還不知道毛病出在何處，不明白對方怎么突然翻臉。
沈從文長期居京，然鄉音難改，湘西味兒特重。“文革”結束后，沈從文赴美講學，其連襟、漢學家傅漢思教授當翻譯，常有聽不懂之處，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轉譯。沈從文另一連襟乃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對小姨妹張兆和說：“從文的話我有兩成聽不懂。”不料，與沈從文一起生活半個世紀的張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聽不懂！”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執教，學生聽課并不踴躍，語言是一大障礙。起初，選魯迅課的學生相當多，旁聽的也不少�？婶斞笣M口紹興普通話，粵籍生實在聽不懂，聽眾便漸漸稀下來。“原來擠得座無虛席的現象，也漸漸變成寥寥可數的冷落現象了。”當時國語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粵各省教授各講各的方言，很妨礙交流。上海的暨南大學，“同學要跟教授說話，先以國語，國語不達意，則改用上海話，如上海話又不適用，那么只好各說各的了。”好在學生適應能力強，無論教授講什么方言，一個月下來，大致都能聽懂，只是最初的一個月，苦了學生要艱難“適應”。
20世紀初，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離職回國，紐約市商會為他設宴餞行，漢學家夏德教授做翻譯。夏德先生身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辭。然而當這位總領事起身致辭，夏德教授大為恐慌，因為總領事說的是福州話，他一句都聽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會方面解釋中國方言太多，他一句也聽不懂，于是裝出洗耳恭聽的樣子，默不作聲，大記筆記。當領事說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語譯曰：我這次離紐返國，心里充滿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將重返祖國，能見久違親人；悲的是與紐約諸新交舊識從此握別……如此這般，情文并茂。當他“譯”完，全場熱情洋溢，掌聲如雷。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夏德教授將這事講給他聽，胡適絕倒，直至晚年記憶仍新。唐德剛先生認為這一類的笑話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編出一部真實的《笑林廣記》，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當然，方言的麻煩還不僅僅在于不便交流有礙溝通，更多的時候還是一張“地域身份證”。一個外鄉人，一張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當地人的欺負便是常事。這不，本人乃杭州人，在杭州“打的”、購物、問路，絕不說普通話，更不敢說上海話。到了上海則盡量說滬話（只敢仿說最有把握的幾句），過了長江便操普通話，為的就是怕被當成“外地人”。說起來，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粵，因為不會說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殺豬”。20世紀70年代，本人上山下鄉于遙遠的東北大興安嶺，在深山密林寒風呼嘯的筑路隊帳篷里，上海知青時不時摜過來一句“阿拉大上海，儂伲小杭州”，噎得我們杭州知青上不來氣。不過，語言問題確實連著經濟實力。工業革命后，英國的炮艦厲害，英語便隨著英國的炮艦“走向世界”。
方言也有相當的好處，有時甚至救命�；浫她彸䥇⒓幽喜鹆x，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國民黨軍抓獲。此時，雙方主力已經接戰，鏖戰正酣，國軍營長下令將抓獲的3個敵俘“拖到后面通通槍斃”。龔楚此時，不自覺地感嘆道：“唉！想唔到我呢條命今日死鄉呢處！”這些話是用粵語講的。那營長一聽，忙叫道：“把那個高佬拖回來！”原來營長也是廣東人。接下來，國軍營長與龔楚用家鄉話一番對答，居然認了老鄉，先松綁，再給3塊銀洋，要他隨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變后，潼關至西安不通客車，東北軍、西北軍與中央軍處于敵對狀態。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雖然長著張洋臉，卻操一口陜西話，提一只睡著新生嬰兒的籃子，對潼關車站的司機與軍警說，丈夫生病，亟須她回去，居然得到額外放行，只是警告她要當心前面的東北軍。一口陜語，居然可過封鎖線。
改革開放以后，粵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想發財，上廣東”，一時了得。于是，那十來年粵語很吃香。“灑灑水啦”“毛毛雨啦”“燉母雞啦”（對不起），到處可聞�；疖嚿稀C場里，廣東人的聲音特響，自我感覺也特好。近日得知，粵語當時還存“奪嫡”之心哩！粵港民間長期流傳著一種說法：民國初年審定“國音”，粵音僅以一票之差落敗于京音。這一本無依據的傳言居然還“闖”進學術圈，得到某些港籍語言學者的附和。從社會學角度，這種“一票之差的惋惜”當然隱含了方言優越感。二戰后，香港因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從一中等口岸迅速躍升為特等口岸，超過了原來遠為發達的上海。經濟的優越感帶動了方言的優越感。雖說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社會心理，但終究不討非粵人士喜歡。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語，有時好笑，有時增趣，有時則會讓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尷尬，有時則能排憂解難、逢兇化吉。當然，入鄉隨俗，無論跑到何方圣土，最好學上一兩句當地代表性方言，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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