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二年，皇上高燒不退，宮里各色人等徹夜不眠，太子開始監國。恰巧幾個歐洲耶穌會傳教士溜達到了北京，向宮里人一打聽，嘿，這癥狀好像是瘧疾啊，給點兒奎寧不就能好了嘛！
這傳教士筆記中的“奎寧”，可不是后來我們熟悉的、西醫常用的片劑。“奎寧”本身據說是秘魯語中“樹皮”的意思。17世紀初期，西方人從南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學會了用金雞納樹皮治療瘧疾的本事，隨即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壟斷了南美洲金雞納樹皮的生產。
于是傳教士們捧著樹皮進皇宮了。
每次只要想想清末朝廷閉關鎖國后，滿朝文武沒幾個搞得清啥是“英吉利”啥是“法蘭西”的局面，就會覺得康熙年間皇室與耶穌會傳教士的這種親密關系很奇妙了�；实鄱俗趯m廷中，能了解人類文明所有的精華，對幾何、天文、地理乃至人體解剖學都有研究。為什么接下來這個國家的走向卻會是故步自封，一路落后呢？
在康熙三十二年那個皇帝深為瘧疾所困的夜晚，西方文明再一次發揮了它的“神效”。宮里先是找來另外三個發燒的病人，按傳教士說的，把樹皮研磨成粉，混著酒給他們服下。三個人全都康復了。
但這事兒還沒完。太子聞知此事，把那些想著用西藥的“冒失輕率”的大臣罵了一通：要是有什么其他看不出來的害處怎么辦？于是，高層人士為政治責任糾結了起來。根據傳教士的筆記，有四個大臣最后豁出去，為了向太子證明沒啥好怕的，以身試藥。晚上6點多鐘，太子親手調了藥，大臣們喝下就睡覺去了，只有皇帝在病痛折磨中又過了一天。
到第二天凌晨3點，一夜沒睡好的康熙打聽了一下，那幾個大臣還睡得好好的呢！于是他直接就把藥吃了。天一亮，病就好了，皇帝還在等再次發燒，等來等去沒等到第二次。
“整個皇宮都陷入了巨大的喜悅之中。”傳教士得意地記載道。
那一刻，傳教士看到了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曙光了嗎？
西方科技昌明，皇帝對此想必最有切身體會。既然如此了解，那么讓他接受上帝，也是指日可待之事吧？
至少傳教士們在筆記中一直抱著這種希望。與后來的西方人不同，那時的耶穌會傳教士從不吝嗇對東方文明與中國皇帝的贊賞�？滴跏侨绱撕脤W、聰穎而又謙遜，他與傳教士能如師生一般相處，一起研究天文地理。消息傳回歐洲，文人大哲們也紛紛稱贊東方的開明，“東方熱”席卷歐洲，倫敦暴發戶的標配，就是家里有一套雕著龍的“山寨”款中國家具。
西洋醫學亦開始盛行于清朝宮廷，武英殿的露房被辟出來，專門擺放“西洋藥物”。
還有一種神奇的“西藥”名叫“德里鴉噶”，也是傳教士進獻的，功用是“包治百病”。但凡阿哥臣子突染什么久治不愈的毛病，太醫就會無視御藥房，轉而向皇上討一味西藥來吃吃——服用方法還是依照太醫開的方子：德里鴉噶解毒化疹，兼用西瓜津清其煩熱；討用德里鴉噶，兼用理中湯醫治……
所以，那時候的中醫、西醫，并不像如今這般涇渭分明，或者說，真正與中醫截然不同的，不是所謂“西醫”，而是現代醫學。
而恰恰是治好了康熙皇帝的金雞納樹皮，在歐洲，一點點撬動了統治西方醫學界近兩千年的蓋倫主義醫學。古希臘醫學家蓋倫推崇的“四體液說”，從氣、水、火、土四種基本元素的特性入手來治病，一直被西方人所信奉。因為相信生病的人總是“熱”而且“濕”，于是病人在發燒時被排出又熱又濕的體液就成了一種治療方法——那年頭，歐洲的富人常常會被醫生放血放到暈厥，可以肯定，康熙一定也從傳教士那兒聽說過放血療法。
但那時的西方醫學解釋不了金雞納樹皮為何會對發燒產生療效。
也正是康熙年間，歐洲的化學家與生理學家開始將醫學思想發展成為一種精確的科學。人們嘗試著用實驗去證實結論，揭示真相。而做實驗，似乎也是康熙皇帝的興趣之一。
是的，那個現代文明蓄勢待發的時代，我們也曾見證。然而無論如何，這些事物的影響力，在當時的中國，從不曾邁出宮廷半步。
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康熙朝似乎與現代文明的萌芽擦肩而過，皇室成員享受過它帶來的便利，卻不曾意識到這些新知蘊藏的力量。但回頭想想，歐洲社會里學者爭相研究金雞納樹皮之奧秘的場景終究不會出現在當時的清帝國，就像“德里鴉噶”，就算它效果再神，也僅是與西瓜津配合使用的一味藥罷了，誰關心它究竟為什么起效呢？
文明漫不經心地交匯過，又各自朝自己的方向散開。落后，總在最興盛的時刻被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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