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呀小兒郎，背著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只怕先生說我懶呀，沒有學問我無臉見爹娘。”
　　
　　30年前的兒歌倏然蘇醒，當我經過一所小學的時候。
　　
　　下午4點半，方才還空蕩蕩的小街，像迅速充脹的救生圈，被各式私車和眼巴巴的家長塞滿了。
　　
　　開閘了，小人兒魚貫而出，大人們蜂擁而上。一瞬間，無數的昵稱像蟬鳴般綻放，在空中結成一團熱云。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只能用“失物招領”來形容。
　　
　　就在這時，那首歌突然躍出了記憶，一字不差。
　　
　　我覺得像被什么拍了下肩，它就在耳畔奏響了。
　　
　　這支叫《讀書郎》的兒歌，陪伴了我整個童年和紅領巾季節。那會兒，它幾乎是我每天上學路上的喉嚨伴奏，或叫腦海音樂罷。偏愛有個理由：它不像其他歌那么“正”，念書不是為“四個現代化”或“革命接班人”，而是“先生”和“爹娘”……我覺得新鮮，莫名的親切。哼唱時，我覺得自己就是歌里的小兒郎。甚至想，要是老師變成“先生”該多好啊。好在哪，不知道。
　　
　　那個黃昏，當它突然奏響時，我感覺后背爬上了一只書包，情不自禁，竟有股蹦蹦跳跳的念頭……
　　
　　從前，上學或放學路上的孩子，就是一群沒紀律的麻雀。
　　
　　無人護駕，無人押送，嘰嘰喳喳，興高采烈，玩透了、玩餓了再回家。
　　
　　回頭想，童年最大的快樂就是在路上，尤其放學路上。
　　
　　那是三教九流、七行八作、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大戲臺，那是面孔、語言、腔調、扮相、故事的孵化器，那是一個孩子獨闖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發育的露天課堂、人生歷練的風雨操場……我孩提時代幾乎所有的趣人趣事趣聞，都是放學路上邂逅的。那是個最值得想象和期待的空間，每天充滿新奇與陌生，充滿未知的可能性，我作文里那些真實或瞎編的“一件有意義的事”，皆上演在其中。它的每一條巷子和拐角，每一只流浪狗和墻頭貓，那燒餅鋪、裁縫店、竹器行、小磨坊，那打錫壺的小爐灶、賣冰糖葫蘆的吆喝、爆米花的香味、彈棉弓的錚錚響，還有誰家出墻的杏子最甜、誰家樹上新筑了鳥窩……都會在某一時分與我發生聯系。
　　
　　對成長來說，這是最肥沃的土壤。
　　
　　很難想象，若抽掉“放學路上”這個頁碼，童年還剩下什么呢？
　　
　　于我而言，啥都沒了，連日記都不會寫了。
　　
　　那個黃昏，我突然替眼前的孩子惋惜——他們不會再有“放學路上”了。
　　
　　他們被裝進一只只豪華籠子，直接運回了家，像貴重行李。
　　
　　為何會丟失“放學路上”呢？
　　
　　我以為，除城市膨脹讓路程變遙遠、為腳力所不及外，更重要的是“路途”變了，此路已非彼路。具體說，即“傳統街區”的消逝——那溫暖而有趣的沿途，那細節充沛、滋養腳步的空間，消逝了。
　　
　　何謂傳統街區？它是怎樣的情形呢？
　　
　　“城市應是孩子嬉戲玩耍的小街，是拐角處開到半夜的點心店，是列成一排的鎖匠鞋匠，是二樓窗口探出頭凝視遠方的白發老奶奶……街道要短，要很容易出現拐角。”這是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的話，我以為是對傳統街區最傳神的描述。
　　
　　這樣的街區生趣盎然、信息肥沃、故事量大，能為童年生長提供最充分的樂趣、最周到的服務和養分，而且它是安全的，家長和教育者放心。為何現在保險箱里的兒童、其事故風險卻高于自由放養的年代？雅各布斯在這部偉大的書里，回憶了多年前的一個下午——
　　
　　“從2樓的窗戶望去，街上正發生的一幕引起她的注意：一個男人試圖讓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跟自己走，他一邊極力哄勸，一邊裝出兇惡的樣子；小女孩靠在墻上，很固執，就像孩子抵抗時的那種模樣……我心里正盤算著如何干預，但很快發現沒必要。從肉店里出來一位婦女，站在離男人不遠的地方，叉著胳膊，臉上露出堅定的神色。同時，旁邊店里的科爾納基亞和女婿也走了出來，穩穩站在另一邊……鎖匠、水果店主、洗衣店老板都出來了，樓上很多窗戶也打開了。男人并未留意到這些，但他已被包圍了，沒人會讓他把小女孩弄走……結果，大家感到很抱歉，小女孩是那個男人的女兒。”
　　
　　這就是老街的能量和涵義，這就是它的神奇和美感。
　　
　　在表面的松散與雜亂之下，它有一種無形的篦梳秩序和維護系統，憑借它，生活是溫情、安定和慈祥的。它并不過多搜索別人的隱私，但當疑點和危機出現時，所有眼睛都倏然睜開，所有腳步都會及時趕到。
　　
　　其實，這很像中國人的一個詞，一個生態關鍵詞：“街坊”。
　　
　　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孩子獨自上學或放學，需要被憂慮嗎？
　　
　　自由，源于安全與信賴。若整個社區都給人以“家”的親切和熟悉，那一個孩子，無論怎樣穿梭和游走，結果都是快樂地、收獲頗豐地回到家里。而路上所有的插曲，包括挨罵的那些頑皮、冒險和出格，都是世界給他的禮物，都是對成長的獎勵和愛撫。
　　
　　在雅各布斯看來，城市人彼此之間最深刻的關系，“莫過于共享一個地理位置。”她反對僅把公共設施和住房作為衡量生活的指標，認為一個理想社區應豐富人與人間的交流、促進公共關系的繁育，而非把生活一塊塊切開、以“獨立”和“私人”的名義封閉化、決裂化。
　　
　　這個視角，對人類有著重大的精神意義。順著她的思路往下走，你很快即發現：我們通常講的“家園”“故鄉”——這些飽含體溫與感情的地點詞匯，其全部基礎皆在于某種良好的人際關系、熟悉的街區內容、有安全感的共同生活……所謂“家園”，并非一個單純的物理空間，而是一個和地點聯手的精神概念，代表一群人對生活屬地的集體認同和相互依賴。
　　
　　單純的個體是沒有“故鄉”的，單純的門戶是無“家”可言的。
　　
　　就像水，孤獨的一滴構不成“水”之含義，它只能叫“液體”。
　　
　　我越來越覺得如今孩子——尤其大城市孩子，正面臨一個危險：失去“家”、“故鄉”這些精神地點。
　　
　　有位朋友，兒子6歲時搬了次家，10歲時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簡單，又購置了更大的房子。我問，兒子還記不記得從前的家？帶之回去過嗎？他主動要求過嗎？沒有，朋友搖頭，他就像住賓館一樣，哪兒都行，既不戀舊，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轉移上，孩子無動于衷，感情上沒有纏綿，無須儀式和交接。
　　
　　想不想從前的小朋友？我問。不想，哪兒都有小朋友，哪兒小朋友都一樣�；蛟S兒子眼里，小朋友是種“現象”，一種“配套設施”，一種日光下隨你移動的影子，不記名的影子，而不是一個誰、又一個誰……朋友尷尬地說。
　　
　　我無語了。這是沒有“發小”的一代，沒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沒有街坊和故園的一代。他們會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著記憶和情感地點的移動，意味著朋友的告別和人群的刷新，而他們，只是隨父母財富的變化，從一個物理空間轉到另一物理空間。城市是個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個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騎在這頭物上飛來飛去。
　　
　　我問過一位初中語文老師，她說，現在的作文題很少再涉及“故鄉”，因為孩子會茫然，不知所措。
　　
　　是啊，你能把偌大北京當故鄉嗎？你能把朝陽、海淀或某個商品房小區當故鄉嗎？你會發現根本不熟悉它，從未在這個地點發生過深刻的感情和行為，也從未和該地點的人有過重要的精神聯系。
　　
　　是啊，故鄉不是一個地址，不是寫在信封和郵件上的那種。故鄉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體溫、指紋、足跡——由舊物、細節、各種難忘的人和事構成的生活檔案。
　　
　　還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議：為何不搞個聚會，讓兒子和從前同院的伙伴們重逢一次，合個影什么的？這對孩子的成長有幫助，能讓一個孩子從變化了的對方身上覺察到自己的成長……朋友怔了怔，羞澀地笑笑：其實兒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樓的都認不全，偶爾，他會想起某只丟失或弄壞的玩具，很少和人有關，他的快樂是游戲機、動畫片、成堆的玩具們給的。該我自嘲了，一個多么不恰當的浪漫！
　　
　　這個時代有一種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個個的單間：成人和寵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區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卻對它一無所知。搬離的那天，我有一點失落，我很想去和誰道一聲別，說點什么，卻想不出那人是誰。
　　
　　那天，忽收一條短信：“王開嶺，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
　　
　　我楞了，以為惡作劇。可很快，我對它親熱起來，30年前，類似的喚聲曾無數次在一個個傍晚響起，飄過一條條小巷，飄進我東躲西藏的耳朵里。
　　
　　傳統老街上，一個貪玩的孩子每天都會遭遇這樣的通緝，除了家長的嗓門，街坊鄰居和小伙伴也會幫著喊。
　　
　　感動之余，我把這條短信的主語換成朋友們的名字，發了出去。當然，我只選了同齡人，有過老街童年的一代。
　　
　　后來，才知這短信源于一起著名的網絡事件，某天，有人發了個帖子：“賈君鵬，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短短幾日，跟帖竟高達幾十萬，大家紛紛以各自腔調催促這個不聽話的孩子快回家，別讓媽媽等急了，別讓飯菜涼了，別挨一頓罵或一頓揍。
　　
　　聲嘶力竭之際，有人揭穿了謎底，這個響徹神州的偉大名字竟是虛擬的，乃某網站精心策劃。我一點不沮喪，甚至感動于陰謀者的情懷細致。
　　
　　一個賈君鵬沉默，千萬個賈君鵬應聲。
　　
　　我們都豎起耳朵，聆聽從遠處飄來的蒲公英般的聲音……
　　
　　某某某，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
　　
　　我暗暗為自己的童年慶幸。如果說賈君鵬的一代尚可叫作露天童年、曠野童年、老街童年，那如今的孩子，則是溫室童年、會所童年、玩具童年了。
　　
　　面對現代街區和路途，父母不敢再把孩子輕易交出去了，不允許童年有任何閃失。
　　
　　就像風箏，從天空撤下，把繩剪掉，掛在墻上。
　　
　　再不用擔心被風吹跑，被樹刮住了。翅膀，就此成為傳說和紀念。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885221.com/duzhe/408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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