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他們的父輩還有一些剛坐穩了暴發戶位置的不安，那么正在成長的二代們，對財富已經完全沒有了生澀和不適，而看作理所當然。
　　
　　我因此而羨慕他們。羨慕的不是財富本身，而是當“錢”接種到他們的基因當中時，他們肌體的變化。我們身上堅硬的東西，在他們身上變得柔軟；我們誠惶誠恐的東西，他們一律輕視；我們奉若神明的東西，他們一律不信。概括起來，他們就是對生活有余力的一群人。
　　
　　而我們大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切努力與奮斗都是為了報答父母，頭懸梁錐刺骨的繩索和匕首都叫作“回報”。生活像是一場還不完的債，拆東墻補西墻，少年時就心力交瘁，噩夢里常有一個抽著皮鞭的馬戲團團主在后面驅趕著，要你跳火圈。而他們，四兩撥千斤地化解了這種緊迫。
　　
　　菲茨杰拉德寫過：“他們從內心深處認為他們比我們強，因為我們不得不為生活四處奔波，掙錢養家糊口，尋找棲身之處。甚至在他們淪落到我們的世界里或者墮落到還不如我們的時候，他們仍然認為他們比我們強。”
　　
　　而改變生活，一定是從俯視生活開始。
　　
　　在某種程度上，各個階層的人已經各就各位了，不公也好，憤憤也好，年輕人嘲諷自己，咒罵對方，在很多方面也都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大抵成為定局，再難當作bug被修改。但這不能稱是社會的墮落，它只是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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