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一個抽象概念，即使對窮人也是如此。但集體貧窮的癥狀，卻在我們周圍四處可見。殘破的高速公路，破產的工廠，倒塌的橋梁，破敗的學校；失業的，工資不足的，沒有保險的。
　　
　　2005年，美國1%的人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21。2%。比較而言，1968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掙得的工資和福利，相當于通用汽車公司一個普通雇員的66倍。今天，沃爾瑪總裁的收入是沃爾瑪普通雇員工資的900倍。事實上，沃爾瑪家族那一年的收入，據估計相當于美國40%最下層人口的總收入。
　　
　　就收入、財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機會來說，英國現在也比幾十年前更加不平等了。英國的窮孩子比歐盟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1973年以來，拿回家的薪水之間的差距，在英國也比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增長更大。1977年至2007年，英國創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階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階的最低端。
　　
　　這造成的后果很明顯，代際流動崩潰了。與他們的父輩和祖輩相比，很難指望英國和美國的兒童的生活環境能有所改善，窮人繼續窮下去。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弱勢，意味著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機會和越來越嚴重的眾所周知的抑郁癥的癥候——酗酒、肥胖癥、賭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業者或就業不足者失去他們本來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變成經濟所不需要的贅余。焦慮和壓力，疾病和早逝，經常接踵而至。
　　
　　即使在單個國家之內，不平等也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國，健康和長壽與一個人收入密切掛鉤。富人區的居民能活得更久、更健康。住在美國經濟不發達州的年輕婦女，和居住在經濟發達州的同齡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幾歲時就懷孕，她們的嬰兒存活的可能性也較小。同樣，一個貧民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富人區的孩子高中輟學的可能性更大。學校里，窮人的孩子的表現相對較差，成績也較低，得到的就業機會也不那么充分，收入不那么高。
　　
　　富有的少數人和貧窮的多數人之間的差距越大，社會問題就越嚴重，這個論斷似乎在富國和窮國都是正確的。關鍵不是一個國家有多富裕，而是這個國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按人均收入或GDP來算，瑞典和芬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兩個國家，富有和貧窮的國民的差距卻不大，國民的幸福指數在世界上領先。與此相反，美國盡管有巨大的財富總額，在這些指標上卻總是得分很低。
　　
　　不平等是有腐蝕性的，它使社會從內部腐爛。
　　
　　談及減輕社會弊病，我們也認為只要經濟“增長”就夠了，繁榮和特權會自然而然地隨著社會總財富的增加而分散開來。可悲的是，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艱難時期，我們認為再分配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榮時期，經濟增長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數人，而加劇多數人的相對劣勢。
　　
　　但我們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總財富的全面增長，掩蓋了分配上的差距。這個問題在落后社會的發展中是司空見慣的——經濟發展對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務于能夠利用這個機會的極少數人。
　　
　　福利被打上了明顯的記號。接受公共資助，不管是幼兒撫養費、食品券還是失業救濟，都是該隱的記號，是個人失敗的標記，證明某人不知怎么就從社會的夾縫中摔下去了。
　　
　　讀過喬治·奧威爾作品的人可以想起來，大蕭條時期，英國的窮人只有在當局通過侵犯性的詢問，斷定他們確實用完了自己的積蓄以后，才能申請貧民救濟。20世紀30年代美國也對失業者進行類似的審查。馬爾科姆·X在回憶錄中提到那些“審查”他家的官員們：“每個月的福利審查是他們的門票。他們的舉動，好像他們擁有我們一樣。不管我媽媽多么討厭他們，卻沒法把他們拒之門外……我們不懂為什么，既然政府愿意給我們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別的東西，媽媽卻很痛恨接受這些東西。我后來才明白，母親是想保留那點可憐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們唯一能夠保留的東西了，因為到1934年時，我們真的開始受苦了。”
　　
　　讓社會中的失敗者恢復尊嚴和自尊，是20世紀進步的社會改革的中心綱領。今天，我們再次背棄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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