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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20種中國糾結

編輯: 路逍遙 關鍵詞: 讀者在線閱讀 來源: 逍遙右腦記憶

  在世界GDP競速賽上,中國無疑是超車高手——我們在2005年超過了英國,2008年超過了德國,2010年第二季度終于超過了日本,成為全世界GDP第二名。
  
  我們開心,因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們有些不開心,因為人和人也拉開了差距。這就是屬于我們國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糾結:國家與國家差距縮小,人和人差距卻被拉大了。
  
  這種糾結對于國家,是為十大糾結:糾結于經濟成就與國民福利,糾結于階層板結與機會公平,糾結于財富權力與社會正義,糾結于開發力度與環境保護,糾結于資源壟斷與市場開放,糾結于城鄉差距與地區先富,糾結于中國制造與創意立國,糾結于西方價值與傳統文化,糾結于外交戰略與國際壓力,糾結于功利的現世與持續的未來。
  
  這種糾結對于個人,也是十大糾結:糾結于快節奏與慢生活,糾結于拜金與仇富,糾結于攀比與知足,糾結于家庭與事業,糾結于物欲與愛情,糾結于夢想與生存,糾結于金錢與幸福,糾結于物質化的友誼與理想化的純真,糾結于一線城市的成功學與二線城市的安居夢,糾結于價值迷失與身份焦慮。
  
  事實上,除開GDP排世界第二,中國還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馬球衣銷量排第二,結核病耐藥率全球排第二,稅收負擔排第二,超級計算機性能排第二,人體器官移植數排第二……
  
  中國人沒有外國人想象中激動。至少,中國人面對GDP的糾結,早已有正確的共識:一個國家不能只談GDP,一個人不能只談錢。金錢是一種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國之禪。
  
  貧富困惑與身份焦慮
  
  有人在網上貼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資條:基本工資1300元,扣除養老保險144元、社保198元、失業險18元,醫保36元,加上遲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實發工資為4元。這4元堪稱中國工薪族的魔幻現實主義。
  
  有評論分析中國人收入現狀,引用了兩份報告——一是北京政協主席會議上一份調研報告,北京一線職工收入水平現狀是“增長緩慢,長期偏低”,二是廣東2010年的“社會溫度計”調查報告,居民認為廣東當前存在的最重大社會問題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資漲得慢。
  
  與薪水成為對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曬全國各地娶老婆成本,廣州要128萬、杭州要178。2萬、上海要200。82萬、北京要202。8萬、深圳要208萬。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說,“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了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社會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際,就是身份的焦慮滋生之時”。在曬工資和曬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種心理的比較,有中國工薪階層對生活的焦慮。
  
  成年人在焦慮自己是社會名流、偽上流社會人士還是弱勢群體,他們的焦慮則傳遞給下一代,成為“富二代”與“窮二代”的身份焦慮。CC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采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么?一個北京的男孩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卻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許解鈴還須系鈴人——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GDP增長是解決貧富分化的前提。“沒有GDP就是窮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塊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決好分配,兩者缺一不可。但有個輕重,不要看錯了,以為公平是第一,那是窮平等。”
  
  “窮爸爸”好還是“富爸爸”好
  
  一個爸爸說貪財乃萬惡之源,弓一個爸爸說貧困是萬惡之本。一個爸爸努力存錢,一個爸爸不斷地投資;一個爸爸相信政府會關心并滿足你的要求,一個爸爸言奉完全的經濟自立,一個爸爸兌順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個爸彗問:為什么不當梯子的主人?
  
  羅伯特·清崎寫的《窮爸爸,富爸爸》,描述了兩種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們經歷的社會環境比做爸爸,這與中國30年的觀念之變何其相似。祖國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個孩子都是富二代。
  
  當中國的GDP成為世界第二。圍觀的外國媒體前來給中國“捧場”,也許亦懷有“捧殺”的想法——《紐約時報》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里程碑,《聯合早報》說這是世界發展史的重要章節,《華爾街日報》說這是個從未享有過的地位!冻招侣劇氛f日本影響力開始黯淡:《金融時報》說世界將會適應一種新方式。
  
  “趕超”一直是我們揮之不去的情結。1957年,中國就提出15年內要在鋼鐵和重工業方面趕上英國,然后終于在1995年實現了目標。但這次,中國人對GDP排名世界第二,則是從民間到政府都態度冷靜——“驕傲的GDP它噌噌地長啊,能給我換來幾包尿不濕嗎”,是網絡流行歌《鄭錢花》的歌詞,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準,是商務部的表態;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是國家的態度。
  
  GDP不是萬能的,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更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國內生產福利總值)取代GDP。畢竟,有的GDP,我們是應該拒絕的——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斯曾指出,發展中國家有三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其中一種是象征性的現代化,營造設施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不代表帶來福利水平的提升。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曾經感嘆:“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關于GDP的一切糾結與反省,或許皆能讓我們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為讓公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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