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五十歲生日那天，弗洛伊德給他發去賀信，信中稱愛因斯坦為“你這幸運兒”。愛因斯坦對此頗感好奇，他在回信里問弗洛伊德，為何如此強調他的運氣。弗洛伊德復信解釋，沒有哪個不精通物理學的人膽敢批評愛因斯坦的理論，可是人人都可以評判弗洛伊德的理論，無論他是否懂心理學。我不太清楚現在物理學的外行是否還謹守那個年代的禁忌，但記載這個故事的《愛因斯坦談人生》，卻讓無緣研習相對論和現代物理學的人，擁有了一次接近甚至談論愛因斯坦的機會。
　　
　　作家馬克思·布羅德因為有人錯誤地點評了他的書而大為光火，愛因斯坦去信致意。信中他勸對方不必把這些事當真，臨結束的時候，愛因斯坦說：“這樣安慰自己吧：時間是個篩子，重要的東西多半都會漏過網眼落入遺忘的深淵；而被時間挑剩下的，往往仍是些陳詞濫調。”這句話前半句看起來還像是安慰，而后半句幾乎是無奈。書中沒有收入布羅德的回信，不知道他是否因為收到這封不太像安慰的信而變得心平氣和。但信里一個愛因斯坦的思維特征值得珍視，他似乎總能在別人思考結束的地方，再翻出一層。這翻出的一層，才是愛因斯坦思想的深邃之處。
　　
　　不只作家，一個猶太裔小伙子也向愛因斯坦去信求教。他愛上了一個與家庭信仰不同的女孩，父母雖然也喜歡這個姑娘，卻無法接受不同信仰間的通婚，因此堅決反對。小伙子舍不得自己的戀人，卻又不愿與父母決裂，惶惑不已。愛因斯坦回信：“我得坦率地講，就那些決定孩子們人生方向的重大決策而言，我不贊同父母施加影響。這種事應該由孩子自己說了算。”他接著寫道：“不過，當你想要做出父母并不贊成的抉擇時，你得捫心自問：我的內心深處是否已經足夠獨立，使得我能夠在違反父母意愿的同時不喪失內在的均衡、寧靜？如果你對此沒有把握，那么我不鼓勵你采取下一步行動——這也是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做出選擇的唯一依據。”
　　
　　體察當事者所處的具體情境，不懸空立論，是愛因斯坦讓人感到親切的地方，也是他思維的特殊之處。即使對待抽象的問題，他也幾乎不以抽象面對。在一封寫給出版商的信中，愛因斯坦談到了死刑問題。他認為，廢除死刑是可取的，理由之一是，死刑會使萬一發生的司法錯誤無法挽回。即便不是因為司法錯誤，具體到參與者和執行者，死刑仍有其弊端，這正是愛因斯坦反對它的第二個理由：“執行死刑的程序，會對直接或間接參與這一程序的人產生很不利的影響，影響后者的精神。”
　　
　　如果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死刑程序還可以相對主動地選擇，那么，1933年一位從慕尼黑給愛因斯坦寫信的音樂家，恐怕不得不被動面對一些問題。他當時在德國找不著工作，處境窘迫，情緒沮喪，陷入了深深的絕望。愛因斯坦給他回信，除了鼓勵他找幾個志趣相同的朋友，閱讀偉大的著作，領略自然風光，還進一步指出：“無論什么時候，就當自己生活在火星吧，周圍全是陌生的怪物，對于怪物的行為無須產生濃厚興趣。”
　　
　　寫上面這封信的時候，為了不給對方制造麻煩，愛因斯坦隱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但處世審慎的愛因斯坦還是因為自己的照片，給一位老朋友帶去了小小的困擾。
　　
　　1927年，愛因斯坦把一張附有自己所寫詩歌的照片贈予老朋友沃爾夫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沃爾夫夫人乘船來到英國，當時英方不允許旅客攜帶任何信件或照片，但沃爾夫夫人不舍得把愛因斯坦的照片丟棄。負責檢查行李的官員發現了這張照片，立刻停下檢查工作，詢問沃爾夫夫人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給他，以便他能把照片上的小詩抄錄下來給同事看。“沃爾夫夫人告訴官員，他甚至有權扣留這張照片，但他卻說第二天開船前一定奉還。第二天他果然畢恭畢敬地把照片送了回來，此后再也沒有盤問或檢查行李。”
　　
　　對待愛因斯坦的事業和人生，最好的方式大概應該像他對待音樂家巴赫那樣——如果可以不用去掉“演奏”一項的話：“對于巴赫畢生的事業，我只有幾個字可說：聆聽，演奏，熱愛，尊敬——并且閉嘴。”或者，像在納粹時期選擇留在德國與猶太同胞一同承受危險的萊奧·貝克，讓愛因斯坦用另一種方式參與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對道德存在與否的追問只能得到‘否’的回答的日子里，當人性概念都遭到深切質疑的時候，我有幸想起了你，頓時感到內心恢復了平靜和力量。多少個日日夜夜，你站在我的心中對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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