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為了打破舊世界的牢籠，五四先賢們喊出了“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希望通過文化的變革來改變國民的思想。其中，尤以胡適在推廣白話文上最為不遺余力。
在一次課堂上，學生質疑白話文不如文言文，起碼不夠精煉。胡適立刻舉了個例子，有朋友邀請他去擔任某個職務，但他不想去，怎么回復？學生用文言文擬的回復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倍m微微一笑說：我只要5個字，“干不了，謝謝�！边@個回答雖然不無瑕疵，卻一時成為美談。
但是沒想到，百年以后，國人又迎來了一次白話、文言之爭。這次的起因是新版“教育部編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的啟用，教材最引人關注的變化之一是古詩文篇目的大幅增加，這是白話文興起后百余年來，語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
對此，有人認為，現代人使用的是白話文，沒有必要再學習文言文了；而另一方則認為，文言文才是更完美的語言，還應大大提高在教材中的比例。
但是，這種將文言文和白話文完全對立起來的思路是否有必要？實際上，文言文和白話文本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言文源自古人的口語，并且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演變更新，滿足著不同時期人們的書寫要求；白話文則脫胎于近代口語，同樣也隨著實際生活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成為現代人的表意工具。它們使用著同樣的文字，傳承著同一種文化，表達著同一個民族的所思所想。
當然，兩者的區別也確實很大，也有著各自的優缺點。比如文言文精煉、成熟、優美，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但這“精煉”肇因于古代書寫材料的稀缺和昂貴，也帶來了表意模糊、歧義過多、邏輯性不強的缺點。
而白話文則是一種正在發展中的、還不甚成熟的語言，它正隨著時代的變化，大量地吸收各種語言的優秀部分，包括外來語、文言文、各地方言口語等等。但無論如何，白話文成為現代中國人使用的主要語言，已經是大勢所趨，不可改變。陳平原先生曾說過：“很難設想現代中國人能用二千年前的概念和句式來準確把握世界并表達現代人復雜的內心感受。”
所以，既然我們不能無視幾千年的歷史，不能丟棄燦爛的古典文化，那就必須學習文言文；既然我們要用白話文熟練地溝通交流，那就必須學習白話文。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應該既能欣賞“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靜謐，也能享受“秋天哐的一聲來臨/清輝給四壁換上宇宙的新玻璃”的空靈。它們并不互相矛盾。
更何況，語言也影響著思維模式，多學一種語言，可以擴大自己的詞匯量，拓寬自己的思路，總是不會錯的。當然，文言文和白話文在教材中應該有一個合適的比例，而這個比例如何掌控，理應由語文教學專家來研究決定。
事實上，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大師們把白話文和文言文完全對立起來，是出于革命的策略。而現在已經不是上個世紀初那種改天換地、劇烈變革的時代了，何必再把兩者針鋒相對起來呢？說到底，語言只是一種工具，它的基本作用是表達意義。而中小學語文課的首要目的，也應該是教會學生熟練準確地使用漢語。
所以，更應該把關注重點放在語文教材所選的，是否是真正的優秀文本。如果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偽經典，那么這樣的文言文不選也罷；而多年來被傳誦的白話文經典，它們的價值也不容忽視。當年林紓用文言文翻譯西方名著《巴黎茶花女遺事》，依然能一紙風行，洛陽紙貴，這說明語言形式固然重要，但精純的語言能力和優秀的內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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