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志耀

近來又喜歡讀鄭谷的詩，鄭詩格調不高，但輕靈脫俗，佳句時現，值得賞玩。前幾日，讀到了其《中年》，最后一聯尤令我“戚戚”：“衰年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今天的詩人是不幸的，沒有經歷過時代的動蕩，如何有波瀾壯闊的詩文。今天的詩人又是幸運的，可以安然書齋中，享受安閑的生活。我亦是人至中年，方將二十年前學過的古體詩詞拾起，重填起來。不過，聊以自娛罷了。

寫了幾首詩，就情不自禁地翻出舊書，讀完了朱東潤先生的《杜甫敘論》。有關杜工部的傳記讀的不多，仔細一搜羅，不過寥寥幾部：聞一多先生的《杜甫》及《少陵先生年譜會箋》、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以及小時讀過的馬昭的《草堂春秋》。不過，《杜甫》未完，《李白與杜甫》重點談詩，《草堂春秋》則重點談杜甫的成都生活，唯有朱東潤先生的這部書全面展現了老杜的一生，讀完之后，方可真正比較一下幾部書了。

朱先生稱此書為“敘論”，主要因為中國古代的傳記本來稱為“敘”，“‘敘論’的本決就是評傳”，這本書“對于杜詩的發展講得較多，實際上是杜甫的評傳”，故稱為“敘論”。不過，此書自然不僅僅停留于杜詩中，作者還回顧了其生活年代與背景，意圖從時代的高度解讀杜甫的一生。我認為，人物傳記絕非是對人物生活歷程的簡單回顧，而是要展現人物最濃墨重彩的生命精華。羅曼·羅蘭在《名人傳》中，以音樂彰顯貝多芬的搏斗，以藝術詮釋米開朗基羅的掙扎，以小說濃縮托爾斯泰的痛苦，就是最典范的例子。真正優秀的傳記，在展現人物生命光華的同時，還能夠展現時代的風貌，恰如傅雷先生在《名人傳》譯稿之前所言：“惟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惟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惟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以此為標準判斷，聞一多先生與朱東潤先生的杜甫傳記，都接近了這一標準。他們立足于杜詩，解讀其生命的價值，回顧了時代的影子，而郭沫若與馬昭的傳記則只能是一堆垃圾了。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實際上唯有李白部分可看，雖然其中也不時夾雜了一些階級斗爭的觀點，但畢竟全篇的重點在考察李白的一生，憑借他豐厚的文史知識，內容大致也有可觀之處。而杜甫部分，則重點在解詩，而且是以極其教條、極其低劣的觀點來批駁杜甫，于是才會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地主在咒罵貧窮的兒童，《石壕吏》表現了不抵抗的奴才精神之類的奇談怪論。這的的確確是一堆垃圾，一堆連當反面教材都不夠的垃圾。馬昭的《草堂春秋》可無可稱之處，他寫得不過是一部歷史小說，卻非要拉上階級關系。于是，黃四娘把明清的“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改頭換面之后拿來使用，只是作者忘了，唐代時白銀還根本沒有流通。一個杜詩中出現的人名，就這樣成了苦大仇深的階級姐妹。最惡劣的是，他把早已被別人否定的內容拿到小說，例如人們攻擊張巡殺民守城，以百姓的生命堆砌自己的軍功。這早在千年前就被韓愈批駁過，居然被他當成奇貨來販賣。高適、嚴武這些在杜甫心目中高大的形象，并且也確實給予其許多幫助的名人，在他的筆下都成了唯利是圖、冷漠無情、殺人成性的官僚、軍閥。有階級觀點沒錯，但不能以這種觀點強行改造古人的生活。我如果不是在小時候讀過《上下五千年》、《資治通鑒》少年版之類的書籍，真就要被他騙了。由此來看，這兩本書最好擱在書架的最頂層，讓孩子們拿不到最好。否則一旦形成印象，那就很難改變了。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gaozhong/1334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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