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蘇省南京市金陵中學岱山分校 徐金國
《錢塘湖春行》作為一篇游湖賞春的寫景抒情小詩，大詩人白居易采用點面結合和風景寫意畫的筆法，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西湖早春圖，讀來，讓人感覺早春的西湖處處欣欣向榮，生機勃發，美不勝收。所以，在詩的尾聯，詩人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用了“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直抒胸臆，表達詩人內心強烈的喜愛和贊美之情。
詩人白居易胸中“最愛”的，除了湖東白沙堤上綠柳成蔭、繁花似錦的燦爛春光之外，是否還另有其豐富的內涵呢？在眾多的教學參考資料和許多教師的課堂上，都沒有對這個問題做深入的探究。而筆者在進行這一課的備課時，還是覺得，詩人用“最愛”這樣一個最高級的詞法結構來表達自己內心強烈的感受，這樣的情感，在這一課的教學中顯然還是頗值得玩味的。
知人方可論詩。這是中國傳統詩論中解讀文本的一條基本路徑。那么，解讀《錢塘湖春行》這首詩，我們也不妨順著這樣的路徑去尋勝探幽，沿波討源，從詩人的生平經歷、創作背景出發，嘗試走進詩人的內心世界，進而讀出詩人隱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些東西。
研究白居易生平，人們大多以元和十年“江州之貶”為界，把他的一生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前后兩個時期，因為其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的改變，白居易在詩歌創作的傾向上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前期的創作主要以諷喻詩、感傷詩為主，后期創作則主要以閑適自娛詩為主。正如其在《與元九書》中所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彼裕话阊芯空叨颊J為早期的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它們廣泛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和揭示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體現了詩人“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詩史的風格。
“江州之貶”確實給了白居易的人生以沉重的打擊，恰如他說自己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苯洿酥H，詩人早年儒家的志意似乎變得消沉，佛道思想開始滋長，反映到他后期的詩歌創作上，開始轉向追求閑適自娛的精神生活為主�！跺X塘湖春行》創作于長慶三年（公元823年）春，顯然屬于詩人后期的作品，故大多數研究者都把其歸為表現詩人閑適自娛的一類詩歌之中，對其儒家的“兼濟”思想并不做太多的關注。但筆者以為，這首小詩游玩賞春只是其表，而抒發“兼濟”之志才是其本。詩人在詩中流露出來的“兼濟”之志，一如既往，依然是那么堅定和強烈。
元和十五年，憲宗暴死，穆宗皇帝繼位，白居易被召回長安，先后擔任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職。但穆宗皇帝并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發憤圖強的君主，穆宗當政，當時朝中政治混亂，大臣間常常為了爭權奪利而明爭暗斗，穆宗皇帝卻荒怠治國理政，政治上毫無作為，使白居易感到非常失望。白居易看不慣朝堂上的勾心斗角，更不愿意與丑惡腐朽的勢力同流合污，自覺在朝廷中只是荒廢時日，無所事事。于是，多次上書，極力請求外放。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他終于獲得朝廷任命，被任命為杭州刺史，主政一方。顯然，白居易的這次自求外放，與其在元和十年“江州之貶”時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抱負是完全不一樣的。這一次的自請外放，是他不愿沉淪的表現，是他奉行的“兼濟”思想與黑暗現實的又一次激烈的抗爭，他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有所建樹，以不辜負自己出生儒學世家世敦儒教的人生理想和抱負。
據史書記載，白居易當年（即公元822年）7月獲得任命，10月即到任。一到任，他便全身心投入杭州城市的治理工作，著力解決杭州百姓的民生問題。經過調研考察，他見杭州雖處江南水鄉，水資源非常豐沛，但杭州一帶的農田卻經常遭受旱災威脅，每到旱季來臨，因為要保證杭州市民百姓的飲水，官吏們都不允許引西湖水灌溉農田，導致數十萬畝農田常常因干旱而減收或絕收。面對現實，他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西湖湖堤，修筑堤壩和水閘，以增加西湖枯水期的蓄水量，從源頭上解決錢塘、鹽官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旱季灌溉問題。緊接著他又著手疏浚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古井，以保證杭州市民的飲水不受影響。這些重要的民生工程，極大地改善了杭州市民百姓的生活。所以，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盡管時間非常短暫，卻深得杭州市民百姓的崇敬與愛戴。這也是詩人晚年離開江南重新回到京城，還經常“憶江南”的一個重要原因。
追溯白居易仕途經歷，雖然也是歷經坎坷，幾經沉浮。特別是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貶”對于他的人生打擊更是非同尋常。但對于他這樣一個出生于世敦儒業家庭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在他的內心深處，有一條則是始終無法改變的，那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思想，士的精神。他一旦得到朝廷任用，就要努力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有益的貢獻，實現他“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
基于上面的解讀，把文本放在詩人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人物和其當時所處的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就會發現，白居易在這首詩中直抒胸臆——“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盡管表面上只是說非常喜愛初春西湖的美好春光，而詩人內心真正“最愛”的，顯然不僅僅是湖東白沙堤上綠柳成蔭繁花似錦的大自然美景，而是一直縈繞于他心中的夢想和志業，是其政治抱負終于得以實現的難以抑制的一種喜悅之情。正因為如此，詩人才要放聲高歌——“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
《論語侍坐章》中曾經這樣描述孔子心中理想的烏托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逼鋵�，這何止是孔子的理想烏托邦，更是孔子之后，無數儒家思想繼承者的烏托邦，杜甫如此，白居易如此，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無數的文人士大夫莫不如此。他們都不止一次地在他們的詩文中表達過這樣的人生理想。孟子曾經和梁惠王討論“獨樂樂，與民樂樂，孰樂？”的問題，得出了“與民同樂，則王矣！”的結論。由此可見，“與民同樂”是每一個治國理政者的夢想，也是每一個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人生快樂。
綜上所述，詩人白居易心中“最愛”的絕不僅僅是西湖的美景，更有來西湖踏青賞春的杭州百姓，還有隱秘在詩人心靈最深處的，遠離污濁的朝廷，身心無比輕松，與他治下的百姓一道踏青游湖感受春天生機與活力的“與民同樂”。這種愛與樂，是詩人一生理想的追求，是詩人人生價值的實現。只有如此理解，我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詩人壓抑不住內心激動的放聲高歌。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白居易一貫的創作思想，面對這樣的人生幸事，詩人一掃在朝廷上無所作為的壓抑，自然要大聲說出“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
“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蔽覀冊谡n堂教學中，當追問一下，詩人之樂、詩人最愛究竟從何而來？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
[2]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中華書局，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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