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非奸賊的典型——談《三國志演義》中曹操性格的復雜組合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三國志演義》中的曹操，是統治階級營壘中一個集功罪善惡于一身的亂世英雄。傳統的“奸賊典型”論與近年來興起的“又奸又雄”論，以及影視劇編導中的無往而不奸的編演模式，不僅沒有如實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復雜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國志演義》中曹操形象實際上已經達到的美學高度。文章用“美惡并舉，有貶有褒”、“主次變換，重心轉移”、“善惡難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詳細論證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動性、模糊性。
羅貫中《三國志演義》中的曹操，本是統治階級營壘中一個性格復雜而又統一的亂世英雄。但歷來被視為“奸賊的典型”。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曾說他“假忠欺世”，“萬古賊奸”；毛宗崗更斥之為“一生奸偽，如鬼如蜮”，“是千古第一奸雄”。直到今天，不僅一般讀者把曹操看作反面人物，就是中國社科院文研所《中國文學史》也認為“曹操奸詐，一舉一動都露出一副奸詐相”，“羅貫中用斥責和譏笑的態度描繪出一個令人厭惡的曹操形象”。這些看法，把一個本來血肉豐滿、真實可信的藝術形象簡單化、絕對化了，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國志演義》實際上已經達到的美學高度。學術界雖有人早已意識到曹操性格的復雜性，但其所論，往往是把“奸雄”二字釋為又“奸”又“雄”，對所謂“奸”與“雄”，即“奸詐性格”與“雄才大略”兩個方面，進行一些機械的、靜態的羅列，因而也未能很好闡明曹操性格的復雜性�，F趁電視劇《三國演義》連續播放之機，對曹操性格的復雜組合進行一番詳細論證，來同廣大編導、觀眾及學界同仁交流、討論。
美惡并舉有貶有褒
劉備曾說：“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睘槭共懿倥c劉備在這些方面形成鮮明對照，《三國志演義》確實寫了不少曹操的急、暴、譎，諸如：故殺呂伯奢，興兵報父仇，借頭壓軍心，許田迎眾賀，假手殺禰衡，肢解吉太醫，族滅董國舅，勒殺董貴妃，橫槊刺劉馥，許都縱火案，忌恨殺楊修，多疑殺華佗，以及為稱魏公、魏王而殺荀攸、荀攸、崔琰、伏皇后、伏完、穆順、趙儼等，并對此類欺君、詭詐、殘暴、利己的言行，直言不諱地予以貶斥：“此是曹操奸雄處”，“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處”。
但是，上述丑德惡行，并不是曹操性格描寫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曹操性格元素中，事實上還存在著與欺君、詭詐、殘暴、利己截然相反的另一極表現。不信請看：
十常侍專權時，“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曹操提出先正君位，然后圖賊，忠義凜然，順乎民意。董卓縱橫朝廷，殘害百姓。曹操先是自告奮勇冒險刺殺董卓，后又發矯詔會集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扶漢救民，既忠且義。破下丕俘陳宮后，曹操本有“留戀之心”，無奈陳宮憤然下樓就戮，士兵“牽之不住”，曹操只得“起身泣而送之”，并令“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羅貫中不僅特意用小字補注后事：“后曹公養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而且熱情贊頌說：“此乃曹公之德也�！笨墒�，到了毛宗崗修改本《三國演義》里，羅貫中小字補注不見了，“回許都吾府中恩養”被篡改成“回許都養老”，然后斥“德”為“詐”，大罵曹操“假惺惺”，“一味權詐”，“真狼人哉”！簡直令人視之瞠目！關羽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關羽不辭而別，“諸將皆不平”，意欲“趕上誅之”。曹操堅持守信不追，“使歸其主，以全其義”。對此，裴松之等人均認為“斯實曹氏之休美”。羅貫中也深懷同感，他把曹操“不追關公”和“不殺玄德”兩件事聯系起來，實事求是地評論說：“可見的曹操有寬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泵趰彶灰詾槿�，不僅刪去這些稱頌，而且巧言舌辯：“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說曹操“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實在令人難以信服。官渡破紹后，在袁紹圖書中發現一束許都官員和曹軍將士私通袁紹的書信。荀攸建議“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并“盡皆將書焚之，遂不再問”。對此，羅貫中引史官贊詩說：“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恩深”，并認為這是曹操后來能得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圍攻冀州時，敵將發老弱殘兵及婦女小孩出降，以解城中饑色。曹操知百姓欲“就食”，便讓其到自己后軍中去討糧食。破城后，又下令：“河北居民遭兵軍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憋@系恤民、愛民之舉。如果把曹操作為一個軍事家來考察，我們更會發現：曹操戎馬生涯三十余載，雖曾有過濮陽、宛城之敗，赤壁、潼關之窘，還算不上是常勝將軍。但在平徐淮，戰官渡，征柳城，擊當陽，討關西，算合肥，解襄、樊等大戰役中，不僅表現了叱咤風云的英雄氣概、深通韜略的指揮天才、從諫如流的統帥風度，而且通過驅兵百萬，南征北戰，為抑制漢末封建割據的惡性發展，促成由亂而治的天下一統，作出了千古不磨的歷史性貢獻。關于這一點，曹操自己所說“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決非吹噓不實之詞。
從上述一類表現中，我們完全可以窺見曹操性格的另一大系列：忠君、誠實、寬厚、仁慈、重義、愛才、勇敢、多智等。它們與劉備所說的急、暴、譎，同樣都是曹操性格的基本要素。曹操性格的整體，就是由這正、負兩個系列中那些看來是水火不相容的多種元素組成的一組組組合單元，即欺君與忠君、詭譎與誠實、殘暴與仁慈、義氣與不義、愛才與忌才、愚蠢與多智、膽怯與勇敢、利己與大公、罪過與功德等共同構成的一個龐大系統。毛宗崗等人批評《三國演義》的最大失誤之一，就是竭力夸大曹操性格系統中的負極因素，并把這豐富、復雜的性格系統片面歸結為一個“奸”字。如果我們今天仍象過去那樣用單側面的觀察方法來觀察曹操性格，用傳統的“奸賊典型”論來編導和表演曹操形象，那就只能造成對曹操形象的片面肢解。曹操在《三國志演義》中第一次出現時，作者還曾介紹說：“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智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背罢撢w高”一句略含貶意外，其余都是熱情贊賞。曹操氣絕身亡后，作者的蓋棺定論也是有貶有褒。貶詞所言“丑惡”，一是“秉圭升玉輦，帶劍上金鑾”；二是“殺人虛墮淚，對客強追歡”。僅僅如此而已。而褒詞所講“功德”，卻涉及很多方面，諸如生活作風上的“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待士用人上的“知人善察”，“隨能任使”；文采風度上的“登高必賦，對景必詩”；沙場征戰中的“運籌演謀”，“芟刈群雄”；初露頭角時的“胸蟠星斗氣凌云”；老大將終時的“總御皇機，克成洪業”。結論是：“明略最優”——“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功德”最大——“當時若使無公在，未必山河幾處分”。這些畫龍點睛式的蓋棺定論與作者賴以立論的大量描寫，都告訴我們：《三國志演義》里的曹操是統治階級營壘中一個集功罪善惡于一身的亂世英雄。作者對曹操的態度不只是善惡并舉，有貶有褒，而且在用蓋棺定論對其一生作整體性評價時還是功大于過，褒多于貶的。這似乎至今尚未引起我們后世讀者和編導的足夠注意。
主次變換重心轉移
一分為多，多又合而為一，構成了曹操性格的整體。但是，這種合，并不是美丑、善惡、長處短處的機械相加和等量組合，而是一種有重心的、流動著的辯證組合。
所謂有重心的組合，是指人物性格雖因元素本身的不同性質而呈現出雙向性，但總有一種性格元素處于性格組合單元的主導地位，從而使每個二極組合單元總是表現出自身的定向性。所謂流動著的組合，是指人物性格組合單元雖因重心不同而呈現出某種定向性，但這種定向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永恒的，而必然在不同的時空情景中呈現出主次變換、重心轉移的歷史差異性。曹操一生不同時期的性格特點，就是由這種有重心的、流動著的辯證組合體現出來的。
在《三國志演義》前三十則中，曹操雖有幼年詐風，欺父欺叔；故殺呂伯奢，“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徐州報父仇，“大軍所到之處，雞犬不留”的丑德惡行，但其性格的主要特征卻是仗義除奸，匡扶漢室。他旗幟鮮明地站在十常侍、董卓及其余黨李?、郭汜的對立面，不僅未見絲毫篡逆之心，而且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忠直感人、謀略超人、膽量過人的漢朝忠臣。就是“移駕幸許都”，其緣起也是出于為漢朝廷、漢皇帝著想。書中明明寫道：“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廓崩倒，欲修未能”。李?、郭汜兵臨洛陽，獻帝便產生了離洛陽，“投曹操”的想法，而且事實上已帶領百官，步出洛陽，“望山東而進”。在這種情況下，曹操提出“許都地近魯陽，城廓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矣，可幸鑾輿”，正合獻帝之意，解了朝廷之危。況且首倡徙駕遷都者，并非曹操，而是董昭、荀?等大臣、謀士。曹操不過是在他們多次勸說下，由疑而“決”，“決”而遂行的。毛宗崗妄言遷都之策“非為朝廷，專為曹操”，說“操之遷帝許都，與卓之遷帝長安，?、汜之遷帝塢，無以異也”，不過是用一種主觀臆斷的“奸絕”偏見，來硬套此時的曹操罷了。
移駕許都后，曹操位高忘義，權欲薰心，“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出入朝廷“長帶鐵甲軍馬數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稟曹操，然后方奏天子”，一切“賞功罰罪，并聽曹操處置”，把自己推到了眾矢之的的位置。而君臣、上下、左右、朝野的不滿，又促使他把一切聰明才智都用作保護自己、戰勝對手的精神武器，從而使奸、譎、暴逐漸上升為他性格中的主導因素。但是，這只是就曹操性格運動在移駕幸許都以后的大致趨勢而言的。如果深入到作品實際中加以具體考察，我們則會看到移駕許都后不同時期曹操性格的一些更為復雜的動態組合情況。
赤壁之戰前，曹操身受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對來自皇帝及�；蚀蟪紓兊耐{，曹操起初雖有疑慮，但無實據。當他察覺“眾皆”不滿，發現皇帝與董承密謀害己，搜出衣帶詔后，便立即產生“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的想法。后雖因謀士勸阻，沒有付諸行動，但卻殺了一批密謀害己的�；蚀蟪�，并明確宣布：“但有外戚內族，不曾稟奉于吾，輒入宮門者，腰斬之。守御不嚴者，罪同。”從這以后，漢獻帝便成了一個傀儡，曹操對他確實再也無忠心可言。曹操與袁紹、袁術、孫策、孫權、呂布、劉備等人之間的矛盾斗爭，表面也象忠奸矛盾，因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袁、孫、劉、呂動不動就斥曹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甚如王莽、董卓”。實際上，袁術率先“淮南稱帝”，袁紹“亦有篡國之心”，孫氏兄弟均有“據江東”，“建號帝王”之意，劉備也是以扶漢室為幌子與曹操爭王天下。兩方之間實質上并沒有什么忠奸之別�！度龂狙萘x》寫曹操與袁、孫、劉、呂的軍事爭斗，也并不是為了表現曹操對漢朝廷和漢皇帝的忠奸與否，而主要是通過曹操破袁紹、擒呂布、驅孫權、逐劉備，突出曹操的多智謀，善用兵。至于面對部下和士民的不信任情緒，曹操采取了分別情況，區別對待的策略。其中除對“裸體罵曹操”的禰衡借刀殺之；因誤聽讒言而把孔融“滅夷其族”；明知蔡瑁、張允是“諂佞之徒”，反加以顯官“權且用之”，打算“成事之后，便當殺戮”以外，其余均能以誠相待，施之以仁，如留戀陳宮，恩養其母；厚待關羽，言而守信；恭迎許攸，信而不疑；盡焚私書，通袁不究；撫民憂民，罷兵冀州；賑濟降民，以解饑色；收復冀州，盡免租賦等，因而“賢俊多婦”，百姓感服。對此，不僅曹操手下人稱贊其“至心待人，推誠而行”，“恩之所加，皆過其望”，就是他的敵人，也是承認和深懼的。這三個方面的情況，說明赤壁之戰前，雖然對漢獻帝奸而不忠已愈來愈成為曹操性格的顯著特點，但在暴與仁、譎與誠、急與寬、愚與智這些二極組合單元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還不是急、暴、譎、愚，而是寬、仁、誠、智。也就是說，寬厚、仁慈、誠實、多智，也是這時期曹操性格的突出特點。
但是，當掃平中原，旌麾南指，孫權、劉備皆膽戰心寒，終日不安時，曹操便有點利令智昏，驕傲輕敵了。周瑜連施反間計、詐降計、連環計，他都中了圈套。自己已經坐在火山口上，還得意忘形，飲酒作樂。程昱、荀攸幾次勸他“提防火攻”，他擺出一副“明天時”、“察地理”、“知兵法”的姿態置之不理。直到黃蓋戰船逼近，程昱再諫“來船必詐”時，他才以之為“然”，急命“去止”，但是已經無法挽回了�！坝瓚鹋炓粫r空”，自家敗走華容道。他顯然不是敗在物質力量的弱和少上，而是敗在戰役指揮的驕與愚上。在愚與智這組二極組合單元中，智此時已退居到性格矛盾的次要和服從地位，而驕與愚卻反賓為主，成為這一性格單元中的主導因素。
赤壁之戰后，曹操雖然“心中嘗欲雪赤壁之恨”，但三國鼎足之勢已成，要想在短時間內吃掉孫、劉，統一天下，已不可能，便陶醉在以往的豐功偉績之中。自恃功高，傲視天下的心理，加上失去政權、軍權必為人所害的憂慮，促使他權欲更增。剛剛當眾表白完“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一轉眼卻要封魏公，加“九錫”；稱魏王，造王宮，并為此接連殺害了好心勸阻的荀?、荀攸、崔琰和竭力反對的伏皇后、伏完、穆順、趙儼，逼迫漢獻帝立自己女兒為正宮皇后。還殺了站在紅旗下的朝官三百人、才高如己的楊修、聞名華夏的神醫華佗等。這都可說明，赤壁大戰后，曹操才在政治斗爭中充分顯現了自己性格中的欺君、殘暴的一面。
以上分析，使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這樣說，忠、誠、寬、仁、智與奸、譎、急、暴、蠢，都曾在曹操的性格系統中占有過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以欺君、詭譎、愛才、多智給讀者的印象最深。但是，無論哪一種都不曾在曹操一生中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和核心地位，更不是曹操性格中的唯一元素。性格組成多元素、多特點；主導性格隨天走，隨地變：有忠有奸，時忠時奸；有誠有譎，時誠時譎；有仁有暴，時仁時暴；有智有愚，時智時愚�；蛑绎@而奸隱，或奸顯而忠隱；或誠主而譎副，或譎主而誠副；或仁多而暴少，或暴多而仁少；或智強而愚弱，或愚強而智弱。性格整體中包含著多種元素組成的多組單元；每組單元之中的正反兩極總有一極處于主導地位；居于主導地位的性格重心又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境的變化而不斷變異、流動；性格重心的變異、流動形成了各個時期性格的不同特點。這就是曹操一生性格的有機整體性和辯證復雜性，一個簡單化的“奸”字，一個類型化的“奸賊典型”的結論，一個無往而不奸的表演模式，是無法揭示出曹操一生性格的豐富內涵，無法表現出曹操性格的復雜多變的。
善惡難辨亦美亦丑
前面我們所提到的那些性格現象，都是一眼就可判斷出美丑善惡的。但是，象現實人生和活人言行中本來就存在著大量模糊現象一樣，羅貫中為我們提供的有關曹操性格的所有信息，并不都是具有明確定性的，有相當一部分人們至今也很難準確道出它們的美丑善惡。它們好象似善又非善，讓你說不上美，也說不上丑。這是曹操性格復雜性的又一不可忽視的表現。
羅貫中在曹操首次出場時曾介紹說，“操年幼時”，汝南名士許邵評論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謝之”。對此，毛宗崗在其修改本中批評道：“邵意在后一語，操喜，亦喜在后一語。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喜得不懷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薄胺Q之為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边@顯然有些武斷。因為說“治世能臣”也好，“亂世奸雄”也好，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承認曹操聰明、多智。這種性格元素，雖對曹操后來成為奸中之雄，起了重要作用，但本身并無美丑善惡可言。用于“亂世”，能成為奸中之雄；用于“治世”，可成為能干的大臣。用在于國于民有益的事情上，可造福國家民族；用在于國于民有損的事情上，可禍國殃民。體現在好人身上，被譽為足智多謀；體現在壞人身上，被斥為陰謀詭計。年尚幼的曹操聽后“喜”之，并不一定是喜在預見自己將來能成為奸中之雄上，而恐怕是喜在這兩句話實際包含的承認自己聰明多智上。因而只能說是一種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的模糊之喜。
建安三年四月，曹操進兵荊州，沿途看見“麥已蒼黃”，便命令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者，并皆斬首”。這顯然具有明顯的愛民性質。不料自己的馬卻因受驚，踐倒小麥，他便“割發權代首”，以示懲戒。對此，羅貫中借史官之口評論說：“此乃曹操能用心術耳�！泵趰弰t一會兒說“欲申軍令，則自己之發亦可借。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一會兒又連聲嗟嘆：“權詐可愛”！“權詐可愛”！今人對曹操此舉也一直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這情況就是由割發代首本身的模糊性質造成的。從它與駕馭軍隊的關系來看，似乎含有借之欲申軍令的“權詐”成份；但作為一軍之帥能以對自己實際上是最大限度的懲罰，來表示護麥的善心和決心，又是難能可貴的。所以《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說：“老瞞自刎割發等事，似同兒戲，然萬軍悚然，兆民受福則實事也�！蔽覀兦胁豢捎脝蝹让嬗^察方法看待這種含有二重意義的模糊現象。
建安十年正月，兵進南皮時，河道盡凍，糧船不通，曹操欲讓百姓敲冰拉船。百姓皆望深山而逃。曹操大怒，下令：“捕得百姓來，斬之！”但當百姓聞之，紛紛主動前往曹操營帳投首時，曹操卻對百姓說：“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绷_貫中在此加了一行小字注：“此操之奸雄也�！泵趰徃暣藶椤凹樾壑畼O”。其實，曹操的所言所行帶有很大的模糊性質，并不純粹是出于欺詐和玩弄權術，而是不殺令已出、欲殺又不忍兩種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仁心”與欺詐兩極因素兼而有之的模糊組合。
赤壁大敗，逃歸南郡，曹操“仰天大慟”哭郭嘉。眾將問他“此哭何意”，他回答說：“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并越哭越傷心，致使“眾皆默然”。對此，羅貫中在引了史官詩評“曹公深識真梁棟，兵敗猶然想郭嘉”后說：“此時深贊郭嘉之才，可惜先亡，以致操深思痛哭于中夜�！泵趰忈樹h相對：“哭死的與活的看”，“勝似打”，“奸甚”！其實，“大失”思郭嘉和慘敗怨眾將，在當時的曹操，都是情之自然。真心與假意，善心與惡意，在這里是巧妙糅合在一起的。
曹操晚年，東吳孫權，侍中陳群，尚書桓階，部將夏侯淳，都曾勸他早登帝位。曹操堅持不肯，說“位至于王，于身足矣”，“茍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對于曹操不輕易稱帝的想法和做法，羅貫中曾借司馬光之口評論說：“操欲篡位久矣，猶畏其名而不敢行，故意愿為周文王也�！泵趰徃M一步說曹操是有意“以篡逆之事留與曹丕”，因而更顯其奸。其實，曹操至死堅持不稱帝，既有“奸”的一面，也有“德”的一面。因為他畢竟沒有最后突破君臣界限，做出以臣廢君，篡位稱尊的事情。所以，“宋賢贊曹操功德”說：“雖秉權衡欺弱主，尚存禮義效周文�！�
總之，如果說性格的多元素多組合，給曹操性格帶來的特征是二重性；不同時期的變化發展，又使其性格呈現出了主次易位的流動性，因而我們不宜用單一的、靜止的分析方法對曹操不同時期的性格整體作任何片面的、固定的歸結的話，那么某些性格現象的模糊性質，給曹操性格帶來的另一個特征便是朦朧性。對于這一類模糊現象，我們切不可追求抽象思維的精確性，一定要把問題說得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那樣反而會距離形象的實質、人物的性格更遠。毛宗崗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失誤，是值得我們后人引以為戒的。
楊仲義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209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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