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集資借債，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緩解財力不濟。由于蜀漢政權在三國中統治的地盤最小，所轄區域人口也最少，加之連年戰爭，國家財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經常出現。為了解決軍需和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對財力的需求，除了大力發展生產、壯大財源外，諸葛亮還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從社會各方面、多渠道籌集資財和糧谷以為國用。如諸葛亮平定南中后，籌集大量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諸葛亮進駐漢中后，也進行過籌糧，“祁山萬戶，出租五百石供軍”。在籌資的同時，諸葛亮對那些富商巨賈還定向發行國家債券。明代何宇度《益部談資》記載：劉備“從南阻大姓晁氏貨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還在荊州時，諸葛亮和劉備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籌款。張獻忠破荊州時，發現劉備“借富民金充軍餉券”，債券上有“武候押字，紙墨如新”。當然，作為一代人杰，諸葛亮對這種超前消費國家財力的舉措所帶來的潛在危險應當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認為這是他在國家財力難以為繼的困難條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從史料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在蜀漢定都益州，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得到恢復發展以后，就再沒有發行債券的記錄。三是強化監管，實行鹽鐵專營，確保財政收入穩定增長。蜀地素產鹽鐵，煮鹽、鑄鐵業在當時三國中相對比較發達。蜀漢建國前，雖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鑄鹽鐵，但在戰亂年月，禁令名存實亡。蜀漢建國以后，諸葛亮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首先恢復了鹽鐵官營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２１４年?，“先主定益州”，任命王連為“司鹽校尉”，又以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司鹽校尉就是掌管鹽府的最高長官。史載王連任司鹽校尉后，“較鹽鐵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國用”。所以，當王連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后，仍“領鹽府如故”。在王連之后，諸葛亮又任命岑述擔任此職。作為一國丞相，諸葛亮日理萬機，在戰爭間隙，十分關心蜀國鹽鐵生產，曾親自深入到臨邛、長寧等地視察鹽業生產。晉張華《博物志》就記載有諸葛亮視察臨邛火井，改進工藝提高食鹽品質的故事：“臨邛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后火轉盛熱，以盆蓋井上，煮鹽得鹽”。所謂火井，就是天然氣井。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原來火井口較大，火勢不集中，諸葛亮視察后，命人將井口縮小到用盆蓋在井口上，這樣火勢驟增，煮出的鹽品質也提高了。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諸葛亮對煮鹽業的關注，也顯示了他的聰明智慧。為了增加國家財力來源，諸葛亮對鹽業生產加工還實行了較為靈活的政策，允許民間開掘鹽井煮鹽，但不論官營還是民辦，鹽井產品統一歸司鹽校尉運銷、調撥，即實行鹽業專賣制度，所得鹽利亦歸國有。
封建時代的手工業，往往是鹽鐵并稱。鹽是人們生活必須品，鐵則是人們從事生產所必須的器具，更是戰爭武器所需要原材料。因此，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滿足戰爭和人民從事生產所需，諸葛亮對鐵器生產也特別關注，他曾經勘探朱提山礦藏，親書“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另外，成都鐵溪河、滬水西岸的打箭爐，陵州始建縣、崇寧鐵鉆山等地都有諸葛亮當年冶鐵的遺跡。由于實行鹽鐵專賣，加之諸葛丞相親自過問督察，所以蜀漢鹽鐵業當時非常發達，不僅滿足了軍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二）布衣出身的諸葛亮一生非常儉樸，因此，在他的理財思想中，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注重財源基礎建設，強化財政收人監管的同時，嚴格財政支出管理。一是強調收支平衡，略有節余。在《諸葛亮·文集·治人第六》中有這樣的記載：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兇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儲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時之氣乎”。在這里，諸葛亮把“素有蓄積”也就是力求每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普遍性原則當作預防“兇年不儉”的一項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國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維護國家政權長治久安的高度來認識，可見，諸葛亮理財眼光的深邃。與此同時，諸葛亮還主張“勸分務穡，以阜民財”，“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兇年，秋有余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就是說要讓老百姓家有余糧，有所積蓄。袁準說：“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不醉人”。這充分說明，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期間，不光國家財政形勢較好，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也相當穩定。二是注重開源與節流并舉。有兩個方面的措施最能說明這一問題。其一是頒布禁酒令，以節約糧食。蜀漢建國初期，有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糧食出現了嚴重短缺，為了保證軍需民用，諸葛亮宣布“釀酒者有刑”，并要求銷毀釀酒工具，明確規定，凡發現誰家有釀酒工具，“與作酒者同罰”。由于采取了災年禁酒的嚴厲政策，對節省糧食，克服自然災害所造成困難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二是壓縮軍隊和官府編制，節約財政支出。比如諸葛亮率軍進駐漢中后，為了壓減軍隊開支，實行“減兵省將”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萬”的軍土輪換制，盡量壓縮服役人數，以節約軍費。同時，他還派趙云帶領部屬在赤岸屯田。在渭南實行“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令軍隊“雜于渭濱居民之間”進行耕種，使“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由于諸葛亮實行了正確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許多荒地被開墾，并連年獲得豐收，不僅保證了軍隊糧食自給，而且減輕了國家財政開支壓力，真可謂“一舉兩得”。
三是崇尚節儉，杜絕浪費。在開源節流的同時，諸葛亮還十分推崇過儉樸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杜絕鋪張浪費。他提出：無論是國家公職人員還是軍隊將士都應當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凡超過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屬于奢侈禁止之列。他說：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壁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鄉纂組，綺羅綾彀，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縷，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礙農事，輜出入，袍裘索，此非庶人之所飾也；重門畫獸，墻數仞，冢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睆闹T葛亮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官府用度超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物質需求視為“不遂禮制”，是一種奢侈之風，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杜絕。蜀漢政府反對奢華浪費，還可以從諸葛亮倡導殯葬改革的舉措中看出來。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在輔佐劉備定都益州后，一改“天下送死奢靡”之風，頒令“殯儀從簡，實行薄葬”，主張“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由此可見，作為封建時代的一代丞相，他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能夠勇敢地革除時弊，沒有巨大的政治智慧和膽略是不可能提出并實施這一主張的。四是嚴于律己，清正廉潔。在諸葛亮任丞相的近三十年時間里，蜀國官吏全部實行低薪制，提倡“每從菲薄，以益國用”。他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始終堅守著“寧靜而致遠，淡泊以明志”的人生信念。直到劉備去世，諸葛亮上表后主劉禪，報告自己家產“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此外則“無別調度，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在諸葛亮的帶動下，蜀國的官吏大都清正廉潔。象諸葛亮親自選拔的接班人費，在諸葛亮逝世后，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刺史，雖官位顯赫，卻“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還有蜀國大將鄧芝任將軍２０多年，“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余財”，還有董和，任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并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具有如此地位，清廉之質依舊，史載他“居官食祿，外牧殊城，內干機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敝T葛亮對他也很敬佩，曾兩次下達嘉獎令，表示對董和的追思。對清正廉潔的官吏，諸葛亮大加褒揚，而對待那些貪污腐化的官員，則施以重罰。據《三國志·蜀書》卷１５《贊》后注引《益部耆舊雜記》記載：建興１５年?公元２３７年?，蜀漢蜀郡江原縣長朱游“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谷，當論重罪�！笨h主簿功曹常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十仗，肥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余”。這次貪污案件終因證據不足而平反，但從這件事本身卻反映了蜀漢反貪刑罰十分嚴峻，說明諸葛亮對國家政權機關的廉政建設是十分重視的。
（三）剖析諸葛亮理財方略，從中我們可以揭示許多閃耀著智慧之光的思想精髓，對于我們今天從事財經管理工作的各級領導和國家公務人員都有著現實的啟迪意義。啟示一：作為一代人杰，諸葛亮的一生都在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不息奮斗，并且兌現了他向劉備所作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政治諾言。由于蜀漢在三國中是最小最弱的，以最小最弱的蜀國與最大最強的魏國對峙幾十年，巨大的軍事裝備和士兵生活開支，消耗了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從而使人民的負擔不斷加重。這恐怕也是蜀國長期實行低薪水政策，人民生活水平始終控制在低水平狀態的最根本原因吧。這也給我們現代人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啟示，就是一個國家要想不斷地增強國力，使國庫充裕，不斷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國家，必須盡可能避免出現戰爭；作為地方，必須盡可能避免出現動亂，只有保持國家的安定團結，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才能使國家逐步走上繁榮富強之路。啟示二：諸葛亮作為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掌握著蜀國軍政財權，為了維護蜀漢統治，他實施了一系列穩根固基的政策措施，以造福人民，壯大國力，均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外在蜀漢建國初期，為了迅速恢復生產，擴大政府財力，支持戰爭所需，諸葛亮實行了高度集中統一的財政管理體制，增發貨幣，適時推行擴張性積極財政政策，這對于化解政府財政危機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理財思想至今仍不斷被世界許多國家政府所采用，充分證明這一理財思想的科學意義。啟示三：如前所說，作為三國中國力最弱小的蜀漢政權，之所以能夠與其國力、軍隊數倍于己的魏國抗衡長達幾十年，除了諸葛亮殫精竭力、運籌帷幄的軍事智慧，源源不斷的軍費供給不能不說是保證戰爭需要的重要法碼。而這項巨額的軍費來源，仰賴于諸葛亮采取了開源與節流并舉的方針。如果僅有諸葛亮注重發展經濟而沒有同步實施官吏低薪制以及壓減財政支出的一系列配套措施，要保證龐大的軍費開支是不可想象的。啟示四：縱覽三國歷史，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諸葛亮無愧于同時代最杰出政治家的稱號。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三章中說：“諸葛亮治理下的蜀國，在三國中是最有條理的一個”。他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有兩條：第一，凡是封建統治階級可能做到的較好措施，他幾乎都做了。這說明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期間把強國富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用到了極致，并爭取到了最好結果。第二，諸葛亮個人的優秀品質和人格魅力對蜀漢政治產生的影響，我們后人不應低估。他嚴于律己，以身作則，鞠躬盡瘁，篤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堪稱是崇高品質和最完美人格的典范，也為我們后人樹立了學習的榜樣。我們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應當學習諸葛亮“躬率以儉”的優良品格，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盡職奉獻，清正廉潔，時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間，努力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政通人和，經濟發展，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可以說是探析諸葛亮理財思想所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
易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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