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協助劉備建立了蜀漢政權，劉備臨終又遺命諸葛亮輔政，托以后事。故劉禪即位，諸葛亮以丞相兼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一直到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確實為蜀漢政權做了許多工作。
首先，劉備已死，吳蜀聯盟必須立即恢復，才能共拒曹魏。諸葛亮因選派尚書郎鄧芝出使于吳，鄧芝對孫權說：吳、蜀計有四州之地，你和諸葛亮也是一時英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如果歸順于魏，大則魏要你入朝，小則要以你的太子為質，若不聽從，必然派兵進攻，蜀也一定會觀察形勢，順流東下，那么，江南之地，就非你所有了。孫吳這時，也必須聯蜀，因即與蜀連和。自此，雙方聘使常相往來，并互致方物。如蜀曾送吳“馬二百匹，綿千端，及方物”，而“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這樣，吳蜀復歸于好，蜀也就免除了東顧之憂，可以專心于內部，平定南中諸部的反抗，以及致力于出兵伐魏了。
其次，關于經濟方面：西川號稱“天府”，“綿與雒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劉備攻克成都時，還是這樣，“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食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谷帛”。此后，劉備外出，諸葛亮以軍師將軍鎮守成都，經常做到“足食足兵”。及后主初立，當夷陵敗后，也是“務農殖谷，閉關息民”。
……蜀中的農田水利，一向搞得比較好，所謂“沃野千里，世號陸�！�，沒有象中原那樣遭受軍閥混戰的嚴重破壞，沒有中原那樣發生嚴重的糧荒問題，所以，也就沒有廣行屯田的需要。只是在解決軍糧轉運的問題上，就靠近前方的地方或駐軍處進行屯種，以減省轉運的困難而已。
在農田的水利灌溉方面，自李冰作都江堰以來，諸葛亮繼續維護這里的水利事業，《水經注·江水》曾這樣記載：“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諸葛亮在蜀中則注意到農田水利，出軍則屯田以供軍餉，所以，雖連年用兵，未至匱乏，死后，“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路上”，不是沒有緣故的。
在工商業分面，劉備既定蜀中，置鹽府校尉，亦稱司鹽校尉，王連即曾任“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俾國用”。呂又、杜祺、劉?等均曾任鹽府典曹都尉，掌管鹽鐵。蜀中富有鹽井，如臨邛縣鹽井，“一斛水得五斗鹽”；又有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漢代以來即于此煉鐵和鑄錢了。蜀漢也有司金中郎將，張裔曾任此職，“典作農戰之器”。蜀的絲織業特別是織錦業，上繼兩漢，在三國中是最發達的，故左思《蜀都賦》說：“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據說“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錦江、錦里，都是因錦而得名的。蜀產錦既美且多，諸葛亮曾以川馬蜀錦，作為和吳交聘的禮物，吳、魏的錦，多由蜀而至，故《丹陽記》說到錦時，謂“三國時，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蜀產錦既多，故曾大量用以賞賜，“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端”。諸葛亮還曾這樣說過：“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弊阋娛皴\對于維系蜀漢財政的重要了。至于其他工巧，史言諸葛亮本人，就是“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吨T葛亮集》即載有《作木牛流馬法》、《八陣圖法》等。
商業交換，如上述鹽鐵由政府專賣，錦則用以魏吳貿易，境內的經常貿遷往來，也很發達，左思《蜀都賦》曾形容成都的商業說：“帶二江之雙流，枕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合焉�！庇终f：
“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祛服靚妝，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窮于八方�！�
可見成都商業繁榮的一斑。為了籌集軍用，劉備還曾接受劉巴的建議，鑄造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跺X錄》所收蜀漢錢有直百、直百五銖、傳形五株和為字錢等數種。雖未必都是蜀漢所鑄錢，但蜀漢對鑄進行官市，和曹丕的廢錢專用谷帛，頗不相同。由于蜀漢農業未受破壞，故工商業得以繼續發展，交換經濟自然比中原活躍了。
由于蜀漢的經濟情況較好，諸葛亮秉政時也還措置得宜，所以，雖然地仄力弱，蜀漢政權還能支撐了將近半個世紀。當然，蜀漢是地主階級的政權，象諸葛亮這樣的人物，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當然是剝削農民的勞動產品的，但這為數還不算多�！度A陽國志》所載，益州各地有許多豪右大姓，如成都有柳、杜、張、趙、郭、楊等大姓，廣都縣有大姓馮氏，綿竹縣有、杜為首族，南中大豪，還擁有許多部曲。這些大姓豪右，廣占田地，或獨占鹽井魚池，剝削人民。至于官市和鹽鐵專賣，也是由封建政府壟斷商業，削民收利。蜀漢經濟雖說尚好，但這是奴役和剝削勞動人民而取得的，必須認清封建經濟的剝削本質。
再次，關于嚴明法令，賞罰必信方面：諸葛亮很注重法令修明，他和法正、劉巴、李嚴、伊籍五人，共同制訂了《蜀科》。陳壽《諸葛氏集目錄》中有《法檢》上下篇和《科令》上下篇，惜已不見原文。這些科令，應是當時執法的依據。陳壽在《諸葛亮傳》中說明諸葛亮的“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肯定他的執法公允。諸葛亮的僚屬張裔，也稱贊諸葛亮說：“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由于賞罰公允，所以人懷激勵。諸葛亮并以此勸告后主劉禪，要他對“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諸葛亮自己這樣做，勸告后主這樣做，他的部下以后繼承他位置的蔣琬、費?、董允等也這樣做，故蜀漢前期執法還較公允。
執法公允并非不要嚴格，不能措公允之名而廢法，也不能借嚴格有名而濫刑。蜀漢初立，承劉璋法今松弛之后，必須予以整肅。但有人認為“亮刑法峻急”，法正建議緩刑弛禁，于是，諸葛亮回答說：
“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思，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每專僅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并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
這里說明諸葛亮較深刻地知道“一張一馳”，“寬猛相濟”之道，在上下蒙混，法令敗壞之后，就必須申明法令，嚴格執行，才能達到致治之道。
一般地說，諸葛亮的執法，比較公允而又嚴格。如蔣琬為亮長史，能夠“足食足兵，以相供給”，被亮選為自己的繼承人，鄧芝能完成聯吳的使命，故加以提拔。李嚴（后改名平）和諸葛亮同受遣詔輔后主，在亮出軍北伐時，嚴主持糧運，則逢天雨路險，糧運不繼，通知亮退軍，到軍隊退還后，嚴又佯為驚訝，說是糧食充足，何故退還。亮因此表請處分李嚴，貶逐不用。由于賞罰得當，雖嚴而人心服。如李嚴、廖立在貶謫的地方聽到諸葛亮的死訊，都流下淚來，他們估計諸葛亮有再起用他們的可能，別人不會這樣做，但亮既死，就沒有希望了。
諸葛亮的賞罰得當，還表現在對蜀中地主和外來地主同樣對待上。蜀漢政權是由劉備為首的外來地主，聯合本地地主建成的，外來地主在上層中更多些。諸葛亮對外來地主有才能功績者，予以提用，對蜀中地主如李恢、張嶷、張翼、張裔、馬忠等，也都提拔任以要職。對于違法的蜀中地主官僚，如彭?的煽動馬超反蜀，則處?以死刑。對隨劉備入蜀的馬謖，失律致敗，也按軍法處死。這樣，可以緩和并彌縫外來地主和本地地主間的矛盾，有刊于蜀漢政權的穩定。
當然，諸葛亮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執行法令上也有通融的地方，如法正既為劉備謀主，睚毗之怨必報，擅自殺人，或勸諸葛亮予以抑制，但他卻說法正建策使劉備得以據有蜀中，不應予以裁抑。不過，總的來說，諸葛亮的刑賞用法，還是比較公允的，故人說他“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說到這里，還必須指明，封建地主政權的法律，主要是鎮壓人民特別是農民階級的法律，對于鎮壓農民來說，說不上公允與否。只是封建政權對于所任用的地主官僚，總有一套用舍刑賞的規定和法令，這里所說的諸葛亮執法比較公允，主要是就這一方面來說的。
復次，談談諸葛亮征服南中的事。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貴州一帶，三國時稱為南中，居住著許多少數民族，統稱為“西南夷”。劉備據蜀中后，用鄧方為降都督，統治南中。蜀章武元年（公元221年），鄧方死，劉備用李恢為降都督。蜀建興元年（公元223年），劉備病死，劉禪新立，又正當大敗于吳之后，南中的??郡（貴州凱里西北）太守朱褒，益州郡（云南晉寧東）的大姓雍?，越?郡（四川西昌）叟族首領高定元同時俱反，雍?且縛送郡守張裔于孫吳。諸葛亮因為正值大喪以后，內部不穩，不能出兵。經過一年多的安定內部，“閉關息民”后，公元二二五年（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就親自帶兵南征了。
諸葛亮南征計分三路：他自己向越?進攻，馬忠向??，而李恢則指益州郡。這時，高定元的部下殺死雍?，孟獲代替雍?為主，西南夷內部的矛盾削弱了自己。于是諸葛亮攻殺了高定元，馬忠也平定了??，唯李恢敗于昆明。但諸葛亮軍隨即渡過瀘水，三路軍隊共會于益州郡，活捉了孟獲。亮以主要攻打對象是曹魏，對南中必須取得心服，以安定蜀的后方，因而“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于是，南中平定，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即用李恢為太守，領交州刺史。還軍后南中曾再發生反抗，被李恢鎮壓下去。蜀建興十一年（公元233年），南中豪族劉胄又起兵反抗，被馬忠所平定。不過，平定南中，主要就是“五月濾瀘，深入不毛”這一役。
諸葛亮的平定南中，首先是采取了攻心戰術。當他出師時，馬謖曾建議說：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七縱七禽”，孟獲終于心服，這也是我國歷史上攻心戰術的范例。同時，平定南中后，外地人撤出，用當地人或少數族首領為官吏來治理。李恢就是益州郡人，他的姑夫為少數民族人爨習。為什么用當地人呢，諸葛亮曾指明這個道理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用當地人而不留外地人，不留兵，不運糧，固然因為主攻方向是北向關中，同時也是使“夷漢粗安”的攻心戰術的繼續。清人趙藩題成都諸葛武侯祠的對聯說：“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對諸葛亮的攻心戰術和執法嚴明以糾正劉璋的暗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發人深省。
至于兵糧問題，不僅不留兵、不運糧到南中，并且要從這里調取物力人力，以供蜀漢軍國之用，故舊史說既平南中，“軍資所出，國以富饒”。《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說得具體些：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余家于蜀，為五部，所當無前�！銎溆�、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三國志》卷十三《李恢傳》所說為：“徙其豪帥于成都，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彼源笾孪嗤�。以后馬忠、張嶷再平南中的反抗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并且“遂獲鹽鐵，器用周贍”。自然，這些都是壓迫剝削南中人民得來的。
因此，諸葛亮等人的平定南中，不僅解除了蜀漢的南顧之憂，穩定了后方，而且，從南中調發了不少人力物力，充實了蜀漢的財政力量，從而可以專心于北方，揮兵北向秦中了。
最后，略述一下諸葛亮的六次出師，北伐曹魏。
自蜀建興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27年至234年），諸葛葛亮六次出兵，北伐曹魏，其中五次進攻，一次防御。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出屯于漢中，準備北伐。出屯以前，發布了《為后帝伐魏詔》，亮自己并向后主寫上了有名的《前出師表》。次年春，第一次出兵北攻祁山（甘肅禮縣祁山堡），由于前鋒馬謖違背節制，敗于街亭（甘肅莊浪），亮因退還。這年冬，第二次出師，亮率眾出散關，圍陳倉（陜西寶雞市東），因糧盡退兵，魏將王雙帶兵迫逐，被亮所擊斬。蜀建興七年（公元229年），第二次出師，亮派陳式進攻武都（甘肅西和西南）、陰平（甘肅文縣西北）二郡，魏將郭淮帶兵截擊，亮自己即領眾向建威，郭淮退走，故取得了二郡。蜀建興八年（公元230年），魏將司馬懿由西城（陜西安康西北），張?由于午谷（陜西西安市南），曹真由斜谷（陜西眉縣西南），三路欲共攻漢中，諸葛亮屯軍防御，適逢大雨，道路不通，魏軍因而退回。這是第四次，屬于防御性的。蜀建興九年（公元231年），這是第五次，諸葛亮出軍圍祁山，開始用木牛運糧。魏將司馬懿、張?來救祁山，亮以糧盡退軍，張?追擊，被亮軍射殺。以下兩年，諸葛亮從事休整軍隊，勸課農功，制作木牛流馬，運糧積于斜谷，作為再出帥的準備。蜀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這是第六次，諸葛亮率眾由斜谷出，用流馬運輸，占據了武功的五丈原，和司馬懿對峙于渭濱。由于多次的軍糧不繼，中途退軍，諸葛亮這次作了長久之計，分兵屯田，士兵與農民交錯于渭水之畔。兩軍對峙了一百多天，諸葛亮不幸病死，蜀漢軍隊只好退回。俗語說諸葛亮“六出祁山”，實際上只第一、第四兩次。六次出師中五次是主功進攻，一次是防御。
諸葛亮在他一生最后的八個年頭中，六次出兵與魏作戰。衡量蜀、魏的力量，蜀漢遠不及曹魏。人謂“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那么，諸葛亮為什么連年用兵呢？一則劉備一直以興復漢室為號召，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就已提出了恢復漢室的方略，在首次出兵伐魏時，除頒布了伐魏詔書要“克復舊都”外，諸葛亮在自己的《前出師表》中，又反復說明要“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這說明蜀漢既以興復漢室為職責，就不得不出兵伐魏，否則，蜀漢就失去了建立政權的名義和號召力，其存在也就更難了。
再則這種出兵伐魏，實際上是以攻為守的策略，這可從兩方面看出：在客觀上，曹魏統治下的中原，日趨穩定，經濟力量日趨增長，曹丕和曹?都曾親征孫吳，即可見曹魏有向外發展的力量。蜀不攻魏，魏也要出兵攻蜀，與其被攻，不如先發制人，以攻為守。從主觀力量方面來看，蜀的實力遠不如魏，而劉備多年搜羅的人力，已多死亡，再等些時候就更少，沒有具備戰斗經驗的軍隊和魏作戰了，故不如及早主動進攻，這正如《后出師表》中所說：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上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之二也，當何以圖敵！”
此表所言，正說明與其坐待滅亡，不如力戰求存；與其等待有作戰經驗的將士的自然死亡將盡，不如趁他們活著時主動進攻敵人；這就是諸葛亮的以攻為守，不得已而連年出師伐魏的道理。但是，志大力小，畢竟難以成功，只是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盡了最大的主觀努力，成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典型。
約略談過諸葛亮的恢復蜀吳聯盟，注意經濟發展，修明法令，賞罰必信，平定南中，北伐曹魏等事跡，可見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諸葛亮，在中國歷史上是起過積極作用的，故陳壽評論諸葛亮說：
“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又說：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煂�，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或者從注重農本上來肯定諸葛亮：
“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嘩，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功其功也�！�
過去封建學者對諸葛亮的這些評價，固然是以地主階級政權的利害關系為出發點，有善必揚，或有溢美，或有所偏，但總反映出諸葛亮的治蜀，確實做了許多工作，所以后代人一直在紀念他。
（選自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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