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推動烏臺詩案：用文字獄打擊政治異議派的開端：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并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于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臺，一關就是4個月。李定等人曲解了蘇軾以前寫的詩詞，并對蘇軾嚴刑拷打，“詬辱通宵不忍聞”。烏臺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團練副使。

　　由于王安石的求情，蘇軾雖免于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后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于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里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里的“新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里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斗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后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后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于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里行舒?（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鉆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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