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文體，大致有三種：與史書編纂相近的準紀事本末體，與宋元白話小說相近的準話本體，以片斷綴合為特征的準筆記體。它們分別適用于不同的場合。準紀事本末體較為尊重實錄原則，強調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準話本體注重故事的情趣，風格詼諧；準筆記體洋溢出掌故風味。《三國演義》熔三者為一爐，集諸種文體之大成，遂成一部劃時代的歷史小說。
文化慣例是文化傳播的前提。小說設計及其實施以文體為媒介，而文體是社會群體的資產，群體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模式都隱寓在文體之中。當小說家選擇適合其作品的文體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慣例滲入他的文體，以致他的個人表達必定帶有附著于他所選擇的表達方式的社會意義。
在《三國演義》的評論中，思想內涵（主題）的眾說紛紜幾度引發了學術界的熱烈爭議。各種不同的見解，從整體構成的角度看，其實并非尖銳對立，倒是互相補充的成分居多。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見，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忽視了：《三國演義》是一部累積型的創作，歷史家、民間藝人、小說家等先后參與了其創作過程，因而，其文體不僅不是嚴格統一的，并且，小說中的價值體系隨著文體的更替遞嬗也在變化之中。看不到這一點，反而固執地視某個側面為小說全體，盲人摸象，理所當然會產生誤解。
《三國演義》的文體，概括說來，大致有三種：準紀事本末體、準話本體和準筆記體。就一般情形而言，記敘曹操與董卓、袁紹、袁術等的糾葛，偏重準紀事本末體，如官渡之戰；而當涉筆劉備集團時，則較多采用準話本體，如赤壁之戰、七擒孟獲；準筆記體通常屬于局部的點綴，如管寧割席分坐，杜預《左傳》之癖。這三種文體，它們處理題材的方式相異，傳達出的意蘊也各有側重�！度龂萘x》熔三者為一爐，遂成為集諸種文體之大成的不朽巨作。本文將具體地予以探討。
一、準紀事本末體
歷史編纂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傳統。從《左傳》的編年體，到司馬遷《史記》的紀傳體，再到南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的紀事本末體，歷史著作的外在形態發生了三次大的變化。它們之間的區別無疑是明顯的，編年體強調時間的順序，紀傳體強調人物的性格，紀事本末體強調事件的完整；但它們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一）處理題材的方式應有助于給人“實錄”之感；
（二）通過對事實的安排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或因果關系，從而為后世提供借鑒。
應該說，“實錄”只能視為歷史家的真誠動機，被敘述的歷史與原生態的歷史無論如何是有距離的。這是因為，敘述過程即選擇過程，歷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將生活細節照錄下來；同時，記敘者無法親臨現場逐一地觀照他試圖記錄的生活場景的每一個局部，他必須動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歷史家既然以“實錄”為秉筆原則，也就不能不遵守相應的規范，即作者只能報告人物的行動和語言，因為這是可聞可見的，而不應該直接闡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為這是無法觀察到的。這當然會帶來遺憾：讀者對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動背后的真正動機不甚了然。可是，盡管如此，中國的歷史家仍然謹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寫的規范，寧愿有所遺憾也不以犧牲實錄原則為代價。《三國演義》中也不乏這種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敗袁紹后，曾為之設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曹操的這一舉動，是裝腔作勢，還是真心誠意？讀者的意見向來是不一致的。我們可以設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動后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讀者中間就不會有什么分歧了。
也許有必要指出，在部分準話本體章節中，《三國演義》往往能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維被孔明的反間計逼得進退無路，“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后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敝苯咏淮S“尋思”的內容，讀者便不再有什么疑惑。由此一例，不難看出，面對人的心靈世界，準紀事本末體與準話本體的描寫態度是大相徑庭的。
和正史一樣，準紀事本末體的人物語言大都以理性色彩見長，而個性化程度較低。“郭嘉遺計定遼東”是個恰當的例證。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極力主張西擊烏桓，他闡述理由說：“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惫蔚倪@段分析，曹操贊之為“極是”。所謂“是”，乃就其真知灼見而言。確實，郭嘉的語言是高度理性化的，體現了這一歷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能傳達給讀者許多智慧。如果以個性化為標準來衡量。這種語言便算不得上乘了。其它如第十八回“賈文和料敵決勝”，以及第五十九回曹操見西涼增兵則有喜色的情節，其寫法近于《左傳》之“曹劌論戰”，目的也正是通過語言來“論”，來傳達人物的識見。
中國的正史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即作者能夠看到和聽到一切有關的語言和行動，準紀事本末體亦然。采用這種敘事角度，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能使作者在描述事件時受限制較少，又不致使讀者對其可靠性產生懷疑。用于展開大規模的戰爭場面和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確較為便當。但也有一個不容諱言的短處。既然作者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在描敘曹操、荀?、郭嘉等人的計謀時，就不可能采用有意隱瞞讀者的懸念技巧，而是從開端便介紹得清清楚楚，由于讀者對其內幕一覽無余，再好的計謀也無法產生令人拍案驚奇的效果。至于“賈文和料敵決勝”等仿“曹劌論戰”的片斷，先交待結果，后說明原因，似有懸念的功用，但作者的目的，卻是以“論”為中心，旨在表現歷史人物的識力。
以上我們從回避直接心理描寫、人物語言的理性色彩、第三人稱全知敘事三個方面討論了準紀事本末體處理題材的特點，下面將重點分析其價值體系。
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是準紀事本末體價值體系的核心所在，這強有力地影響到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在準紀事本末體部分，道德評價相應地減弱了其重要性：對一個成功的統治者，即使其心地不純，也并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賞之意。關于曹操的描寫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贊賞他的“術”（解決政治、軍事問題的技巧）構成相關情節的真正意蘊。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稱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謀過人，即“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
人才樂于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為他慧眼識人并想方設法加以籠絡；其次，無論是武將，還是謀士，只要為曹操效力，總能得到物質、榮譽、地位等方面的獎勵。尤其對于謀士，曹操格外注意尊重他們的意見，肯定他們的智慧的優越，而這正是謀士們所追求的人生價值之所在。有個例證必須提到。曹操打敗袁紹后，郭嘉主張乘勝進擊烏桓，而多數人反對；曹操采納郭嘉的建議，果然取勝。但曹操回到易州，卻首先重賞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并說：“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幸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后勿難言�！北容^起來，袁紹幾乎不懂得尊重謀士。袁紹進兵官渡，田豐在監獄中上書勸阻，袁紹不聽，大敗而回。田豐料事有驗，而袁紹非但不獎勵他，反以為田豐會譏笑他而殺了田豐。“為明主（曹操）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袁紹）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從“智足以攬人才”這個角度看，曹操是稱得上明主的。
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可從兩個側面來觀照。一個側面：曹操的某些舉動“有似乎忠”。比如，曹操雖然不把漢獻帝放在眼里，目無君上，但始終未僭至尊之號。就實質而言，這是他權術過人之處，目的在于“挾天子以令諸侯”。但表面上，這卻是“忠君”的舉動。另一側面：曹操的某些舉動有似乎“愛民”。董卓專權，自詡“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袁術征討徐州，“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來”。曹操卻深知民心向背乃事業成敗的關鍵，禁止軍隊擾民，以致有“割發代首”之舉。曹操是善于行愛民之舉以獲取民心的。
《三國演義》通過描寫“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畫了一個純用霸術的“奸雄”形象，一個成功的統治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為雖以權謀為出發點，但卻符合中國傳統的道德原則，比如忠君、愛民、賞識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與之形成對照，袁紹、董卓等的失敗也正有著內在的必然性。正是從肯定曹操是一個成功的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三國演義》對他表示了熱烈的欣賞之意。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曹操的形象是在戲曲舞臺上被丑化的，《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仍是“可兒”，這意見的合理性不必懷疑。至少，從紀事本末體部分的描寫來看，納道德于權謀之中的曹操，在招攬人才和爭取民心方面，確乎有過人之處。他是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了偉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樣的標準來衡量人物，《三國演義》對孫權等也不乏喝彩之筆。
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影響到《三國演義》對魏、吳陣營的謀士、戰將的評價。如果單站在尊劉抑曹的立場來評價人物，曹操的那些出類拔萃的謀士（如郭嘉、荀?、賈詡），身先士卒的勇將（如典韋、許褚、龐德），也許會被鄙薄為是非不分。然而，《三國演義》卻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為他們安排了異常顯赫的位置。其衡尺文臣武將的標準大體有三條：
（一）是否善于擇主。三國是一個動蕩的年代，君臣關系有異于天下大治時期，“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善不善于擇主成為衡量將、士高下的首要標準。所謂善擇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于主是“奸雄”，還是“仁君”，這倒無關緊要。郭嘉、典韋等之為《三國演義》肯定，原因在此；而不善擇主的田豐（袁紹謀士），自殺前悲嘆：“大丈夫生于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亦蘊含了同樣的旨趣。
（二）是否忠于其主。這里的“忠”，以“士為知己者死”為其心理依據，與無條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著不同的內涵。于禁是曹操的愛將，襄陽一役，竟然向關羽乞憐。曹操聞訊，慨嘆道：“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即旨在蔑視他有負知己。有負其主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殘暴的軍閥，惡貫滿盈，罪不容誅，但董卓被誅，蔡邕卻伏尸而哭。甘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崗許為“君子”。
（三）將須有勇，士須有謀。在劉備和司馬徽的一段對話中，司馬徽將孫乾、糜竺、簡雍之輩嘲笑為“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人”，缺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解決現實的政治、軍事問題的才能，就不配在三國的舞臺上扮演士的角色。而作為戰將，無論其他方面有多少優點，只要貪生畏死，就會被貶得一無是處。比如，“呂布英雄，無人可敵”，這是《三國演義》的讀者都承認的；然而，白門樓就刑，他卻可憐兮兮地求劉備說情，以致他的部下張遼當面罵他“匹夫”�！度龂萘x》所推崇的是那些杰出的謀士和勇將：他們屬于哪一陣營（或魏或蜀或吳）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具備了謀或勇的良好素質，在這里，我們看不到歷史正統觀對人物評價的影響。人物的高下取決于他們作為將、士的屬于戰爭倫理范疇的品格。
二準話本體
《三國演義》的準話本體部分是從宋元說話與戲曲發展起來的，主要用于表現劉備集團，其題材處理方式和內在價值體系都與準紀事本末體有別。就題材處理方式而言，準話本體至少有四點值得注意：
（一）相對于準紀事本末體，準話本體忽視實質性史跡而重視裝飾性描寫；所謂裝飾性描寫，指作者虛構的若干情節，有助于塑造人物，卻并未影響歷史進程�？梢阅贸啾谥畱馂槔�。赤壁破曹，究竟是劉備功大，還是孫權、周瑜功大？這一歷史公案向有爭議。但無可否認，從唐代起，在士大夫的詩文中，被視為曹操的正面敵手的，是東吳，不是西蜀�！度龂萘x》寫赤壁之戰，自也不可能抹掉周瑜作為前線指揮官的事實，但作者卻用一系列裝飾性描寫，成功地突出了劉備集團尤其是諸葛亮的形象，并通過對周瑜的漫畫式嘲笑消解了這一人物的作用。其中格外著名的裝飾性故事有：舌戰群儒、蔣干中計、草船借箭、祭東風、義釋曹操。
（二）經常使用懸念，以造成神秘感和傳奇色彩�！度龂萘x》中一個耐人尋味的呈對比格局的事實是：小說寫曹操、郭嘉、荀?、賈詡、陸遜、周瑜諸人用計，大都事先交待清楚，由于讀者對事件的過程自始至終了如指掌，便不再感到神秘、神奇、不可測度。但寫諸葛亮用計，則往往采用懸念的手段。其方式有二：一為錦囊妙計；二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目的都是將讀者蒙在鼓里，使他們對于事件的變化產生應接不暇的驚奇感，從而對諸葛亮的“神機妙算”產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錦囊妙計”的懸念手法多次使用，第一百五回“武侯預伏錦囊計”干脆以之標目。魏延自視甚高，目中無人，在諸葛亮逝世之后，將沒有人能夠駕馭他。因此，諸葛亮遺命馬岱、楊儀二人，聯手干掉魏延。如果去掉錦囊，諸葛亮這一遺計的運用也許更為自然。但準話本體在刻畫諸葛亮時，是寧愿違背情理，也不愿因追求自然而喪失傳奇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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