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始大規模造佛像
隨著印度佛教的逐漸傳播，其塑造佛像的藝術技法也傳入中國，并且與淵源久遠的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相互融通，形成了中國佛像的儀范，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甚為流行，中國大規模地塑造佛像的活動開始了。東漢末年，佛教教義開始同中國傳統的倫理和宗教觀念相結合，從而得以廣泛傳播，佛教徒到廣陵（今江蘇揚州）構筑佛寺、造銅佛。三國以后，北方的洛陽、南方的建業（南京）都是佛教重鎮，可惜洛陽當時十多座佛寺的作品沒能保存下來而無從考察佛像的情形，吳赤烏十年（247），康居沙門康僧會到達建業，設像傳教，吳主孫權為其建寺，吳地有系統的佛像塑造開始出現。到三國時期，我國佛像塑造的規模已經很大了。而且天竺之法和中國本土固有技法融會貫通，創造出親切藹然，為人們欣賞的中國佛教儀范，在佛像漢化的過程中，逐漸確立了自己特有的雕塑方式，使這一藝術從此走向成熟。
玄學產生
玄學是一個真正的本體論哲學。在漢代基本上只有宇廟論、社會哲學和數術、神學，玄學本體論的出現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相比之下，宇廟論之前的道家本體論則幼稚得多，是一種半直觀、半藝術的哲學，而玄學盡管在發生期受到道家的很大影響，但在發展中演化出了獨特的概念體系和范式。到了“化”成為主導觀念的時候，玄學已不再是一種清談了，而成為一種真正的哲學。玄學的“化”和“自性”與魏晉崇尚自然、個體的精神是一致的。玄學與道家的本體論、孔子的大同世界相比，是更傾向于個體化，更傾向于現實的哲學。它的出世色彩其實是反社會、反文明的末世感。正始時代的何晏、王弼是玄學的創立者。他們將老、莊、易并列為三玄，并依傍儒學立宗。他們最引人注目的是用無代替道，并在體用不二、本末不二的前提下論述了無。他們的重點在無，但注意在有中把握無，在生活哲學上他們的無為論和性情論、自然論都是在當時社會政治壓迫下的一個變態。他們論述了當時的熱門話題：言象意的關系，并用它來解釋周易，要求放棄言、象來達到意，因而這實質上提出了魏晉玄學的意（神韻的形而上學范疇），在有無關系上，他們只是提出問題，其體系還有老子、漢代的特征，未能把有無放到象意的層面上。
建安風骨
建安年間（196～220），在曹操統治集團里，聚集了七位有杰出才華的文學家，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應?、劉楨、史稱建安七子，他們與三曹一起，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其獨具特色的文學風格——“建安風骨”從此主導了文壇，成了后世文學所推崇和效法的儀范。七子的文學創作雖因個性差異而各自有獨特的風貌，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構成了建安文學的時代風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歸納這一風格產生的原因時說，這種慷慨激昂的文學作品是由于社會的離亂、風俗的頹廢而造成的，在這種情形下，文學作品才有思想深度，而且含蓄雋永，有慷慨之氣。這一論點是十分精辟的，這種既有思想深度，又含蓄蘊藉，富有慷慨悲壯之氣的文學風格尊為“建安風骨”或“建安風力”，這是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對中國文學史的突出貢獻。后世文學革新運動也多以建安風骨相號召，陳子昂就是以此為旗號，從而形成一股洪流，將唐代詩歌創作推向頂峰的。
曹植的文學成就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他的詩歌創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超過了同時代的文人，堪稱當時之冠。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登基分為得意與失意兩個時期。他早年深得曹操寵愛，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過著貴族公子的生活，后來在與曹丕爭太子位中失勢，倍受壓抑。其詩歌創作亦相應分為前后期，具有不同的內容特色。曹植前期詩作以《白馬篇》、《名都篇》為代表，抒發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雄健剛勁，意氣風發；后期詩歌則主要抒發他壯志難酬的憤激不平之情，代表作有《贈白馬王彪》、《吁嗟篇》、《野田黃雀行》等。其中《贈白馬王彪》是一篇力作，因感慨曹丕對手足的迫害憤而成篇。曹植的散文和辭賦也不乏佳作，如《與楊德祖書》、《洛神賦》等。在藝術表現上，曹植是建安詩壇上成就最高的。他工于起調，善用比喻，常有警句，如“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此外，他注重煉字、對偶與和聲，其詩既富激情，又有文采，《詩品》以“骨氣奇高，詞采華茂”來形容他詩歌的藝術風格。
竹林七賢集山陽
竹林七賢是三國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稱。他們是譙國嵇康、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沛國劉伶、陳留阮咸、瑯邪王戎。他們之間交往密切，曾集于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縱懷肆意，世稱竹林七賢。 高平陵政變以后，當權的司馬氏集團一邊提倡名教，一邊殘酷地剪除異已，加緊篡奪魏政權，但仍有一部分名士不愿與司馬氏合作，他們對司馬氏標榜的虛偽禮教表示深惡痛絕。七賢即是這一部分名士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大體相同，略有差異。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服膺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以老莊為主，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就其本質而言，他們并不反對名教，而是崇尚自然的名教，在政治態度上，他們后來的差別較大。嵇康、阮籍、劉伶對執掌大權、覬覦魏政權的司馬氏集團條取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山濤初始“隱身自晦”，40歲后出仕；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功名心最盛；阮咸入晉以后，曾經擔任散騎侍郎等職。七人文學成就差別極大，阮籍作品今存賦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80余首。他的賦都是短篇小賦，或詠物、或述志，內容不一。《大人先生傳》是他最長最出色的散文作品。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嵇康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和散文上，論說文以《養生論》、《聲無哀樂論》最為著名，書信《與山巨源絕交書》寫得潑辣灑脫，為嵇康散文的代表作。向秀僅存《思舊賦》，劉伶有《酒德頌》一篇，行文輕靈，語言洗煉，反映了魏晉名士崇尚玄虎、消極頹廢的精神面貌。阮咸精通音律，文字則沒能流傳下來。山濤、王戎似乎不長于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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