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國后的考古發現來探討夏文化的始末楊育彬
一問題的提出
夏王朝是我國原始社會解體后最早出現的奴隸制國家，約在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之間。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由于膾炙人口的大禹王治水的故事，使婦孺皆知有一個夏王朝。過去，盡管有些疑古派否認夏王朝的存在，但安陽殷墟甲骨文的出土，特別是從中考釋出殷王名謚十余人，而與(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代帝王世系大致相同，從而證實了《殷本紀》的可靠性。推之，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夏本紀》也是有一定根據的。
從考古學角度去探索和研究夏文化，是解放后提出的新課題之一，1950年發現的鄭州二里崗遺址①，比安陽殷墟要早一百多年，這大大擴展了人們的視野，增加了尋找夏文化的信心。文獻中關于夏人活動區域的記載，主要在豫西嵩山周圍和伊、洛平原一帶；此外，還分布在晉西南汾水下游和其他一些地方。根據這種線索，考古工作者從1956年開始，陸續在鄭州、鞏縣、偃師、洛陽、澠池、三門峽、臨汝、登封、禹縣、密縣等許多地方，進行了廣泛的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對探索夏文化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
1977年11月，國家文物局在登封召開了一次“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②，圍繞登封告成鎮古文化遺址的發掘來探討夏文化。為今后進一步研究夏文化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對待夏文化的看法，主要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意見：其一認為河南龍山晚期文化和二里頭一、二、三、四期文化是夏文化；其二則認為河南龍山晚期文化和二里頭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而二里頭三、四期文化屬于商代早期文化；其三也有人認為河南龍山晚期文化不是夏文化，而二里頭一、二、三、四期文化才是夏文化。
由此看來，大家一致認為二里頭一、二期文化屬于夏文化，但對夏文化的起始與結束，卻有不同看法。在這里，我們從建國以來的考古發掘，來探討一下夏文化的始末。二河南龍山晚期文化是夏文化的開始
從發掘材料看，二里頭一、二期文化對于延續五、六百年的夏代來說，并不是其最早的文化，要尋找夏代早期文化，還要以二里頭一、二期文化為起點，再上溯其源。多年來在豫西這個夏人活動區域內的考古發現，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1970年洛陽博物館在臨汝煤山遺址進行發掘，發現有三層文化相疊壓；第一期為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第二期相當于二里頭一期文化，第三期與二里頭二期文化相同。這就證明了二里頭一期文化是由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發展而來的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1975年也在臨汝煤山遺址發掘四百多平方米，它們分層更細一些，為洛陽博物館的發掘又補充了一些論證證④。1975～1976年，在洛陽矬李發現了五期文化相疊壓：第一期為仰韶文化，第二期為河南龍山文化，第三期為河南龍山晚期文化(與煤山一期相同)，第四期為二里頭一期文化，第五期為二里頭二期文化e，這也證明了二里頭一期文化是由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發展而來的。1979年3月，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在密縣新砦也發現了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灰坑被二里頭一期文化灰坑打破的遺存，它們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因素，前后緊密銜接，承襲關系十分明顯，又為二里頭文化是從河南龍山晚期發展來的提供了新的佐證e。類似這種地層疊壓關系在臨汝的柏樹圪垃o、登封告成鎮的王城崗⑧等地也有發現。
除地層疊壓關系外，從出土遺物上也可看出河南龍山晚期文化與二里頭一、二期文化的淵源關系。河南龍山晚期文化與二里頭一期文化的陶器組合，均有鼎、鬻、平底盆、深腹小平底罐、大口罐、高領罐、碗形澄濾器、圈足盤、豆、碗和蒜頭形器蓋等。另外有些陶器雖然不同，但也可看出其演變的軌跡。如：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的直筒杯，發展為二里頭一、二期文化的長筒形觚；三足單耳杯，發展為平底爵；底部布滿小孔的罐形甑，發展為底部為5--6孔的盆形甑；四足盤發展為三足盤等。從陶質上看二者都是黑陶較多，灰陶較少；從紋飾上看也較相似，有籃紋、方格紋和細繩紋等。它們出土的卜骨也是相同的，都是只有灼痕，而無其他加工痕跡。由此可以看出，二里頭一、二期文化是由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發展而來的。
近些年來，普遍使用了14C來測定年代，雖然有一定局限性和相當的誤差，但還是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屬于河南龍山晚期文化的煤山一期，經14c測定有兩個數據：一是公元前1690±100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005年)，二是公元前1920±115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290年)，這就從絕對年代上證明煤山一期是屬于夏代早期的。密縣新砦遺址龍山文化最晚期的灰坑H6的木炭距今為公元前1925年，更包括在夏王朝之內。
在臨汝煤山、登封王城崗和鄭州牛砦等河南龍山晚期文化遺址中，發現了銅渣或銅器腹片或銅塊，證明當時已進入青銅時代，比起新石器時代生產力有了一個飛躍。這為改變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還出現了城，1977年登封王城崗古城址就是一例⑨。《國語·周語上》說：“有夏之興也，融降于祟山�！表f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薄短接[》卷三十九《嵩山》條下也引韋昭注說：“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弊C明崇山就是嵩山。文獻中曾把夏部族的首領鯀和禹稱之為“崇伯鯀”和“祟禹”，<漢書·武帝紀》也記有“元封元年，登禮中岳，見夏后啟母石�！睎|漢延光二年穎川太守朱寵等還修了“啟母闕”。闕、石至今尚存。由此可知，夏部族與嵩山的關系非常密切。此外，<孟子·萬章上》說：“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趙歧注：“陽城在嵩山下。”《史記·夏本紀·集解》：“禹居陽城，今穎川陽城是也�！�<水經注》潁水條記有：“潁水東合五渡水，經陽城縣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啟，并在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影處，縣南對箕山�！鄙鲜鲇涊d中陽城的地望和今登封縣東南約15公里的告成鎮是相吻合的。告成鎮在五代時稱告成縣，唐以前是陽城縣。這里東有石淙河，西有五渡河，北靠嵩山，南臨穎水，隔河與箕山相望。順穎水東下經石羊關至禹縣與豫東大平原相接，沿五渡河西北上過軒轅關與伊洛河谷相連。1977年在告成鎮東北的一座東周城址里，發現有一些印有“陽城倉器”的戰國陶器，證明這里就是東周時期的陽城遺址，這為尋找夏初的陽城提供了線索。
事有巧合，就在東周陽城遺址西邊不遠的王城崗，發現了一座東西并列的小城。城址的形制較小，以西城為例。西城墻長94．8米，南城墻長97．6米，北城墻殘長30米，東城墻殘長65米。城墻基槽保存較好，口寬4．4米以上，底寬2．5米左右，現存深度約2．3米。夯土從基槽底部分層向上夯筑。當夯土筑至和基槽口相平時，夯土則向兩側加寬。每層夯土厚10一15厘米，夯層面上有用河卵石砸的夯窩印。從地層疊壓關系來看，王城崗城墻基槽夯土上面被河南龍山晚期(臨汝煤山一期)文化層所疊壓，城墻基槽夯土層內也包含有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陶片，城墻基槽夯土層下面為河南龍山中期文化層，由此可知，王城崗城墻基槽夯土，應屬于河南龍山晚期。據夯層中出土的木炭測定其年代距今4010+85年，相當于夏王朝初期。這是解放后我國首次發現的最早的古城址。
在城址內清理出多處灰坑，不少坑中為堅硬的夯土，其中三個坑相互打破，而且坑內上部的夯土又是互相連接，有可能是城內夯土建筑的遺存。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灰坑的夯土層下還填埋有入骨架，少的1具，多的7具，這也許屬于建筑夯土基址舉行奠基時的犧牲。
登封王城崗城址，其年代在夏朝初年，其地望在“禹居陽城”、“禹都陽城”和“夏都陽城”的范圍之內，城址雖小，基槽夯土的夯筑方法也很原始，但是這種現象正符合中國古代城垣建筑由小到大，由原始趨向成熟的發展規律。因此，登封王城崗城址的發現，盡管不一定是夏都陽城，但對探索夏王朝統治中心區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1979年在淮陽東南4公里的平糧臺，又發現了一座和登封王城崗城址同樣古老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Q，。平糧臺古城平面呈正方形，四個城角呈弧形，尤以西南城角保存最為完整。城墻總長800米左右，城址面積約為5萬平方米，城墻殘高3米多，頂寬約10米，底寬約17米。城墻建筑方法也比較原始，是采用小板筑堆筑法建成的。夯層明顯，夯窩清晰。南城墻和北城墻的中段均發現有城門痕跡。南城門已經發掘出來，門道東、西兩側，有用土坯壘砌的門衛房。通過城門的道路下面，鋪設有上二下一的三排陶質排水管道，管道頭上有榫口，可以進行套接，管道外壁拍印有籃紋、方格紋和繩紋裝飾，也有些是素面的。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出現了這樣的城市排水系統，當是非常罕見的。
平糧臺古城內發掘出3組各長15米、寬5米的建筑基址，是在夯土臺基上用土坯砌墻，這開了我國高臺建筑的先河。還發現有陶窯和窖穴等遺跡。
這里在古代屬于東夷族的活動范圍，據《史記·殷本紀》引《湯誥》說：“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這里所說的是夏王朝的地望，而平糧臺古城，正位于夏王朝所控制的東部邊陲地區。古城的年代，亦在夏王朝早期的積年之內。因此，淮陽平糧臺古城的發現與研究，對探索夏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城的修建，是我們夏代祖先的偉大創造�！秴问洗呵铩ぞ仄肪陀小跋孽呑鞒恰钡挠涊d，《世本》也記有“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痘茨献印ぴ烙枴酚钟浻小拔粽�，夏鯀作三仞之城”。城的出現是社會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它標志著原始社會的結束，階級社會的開始，國家的產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的穩固的城市周圍以高峻的墻壁，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人文明時代了�！薄币陨线@些都可以證明，河南龍山晚期文化已經進入了初期階段社會，夏文化是由此開始的。這與夏王朝的形成和發展是大致相符的。
三二里頭早期(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的結束
從考古發掘資料來看，二里頭一、二期文化與三、四期文化之間，是有明顯差別的。二里頭一、二期文化分布范圍較小，灰層堆積較薄，而二里頭三、四期文化分布范圍較廣，灰層堆積很厚。二里頭一、二期文化的陶器組合從器形上看，屬于炊器的有盆形鼎、夾砂折沿深腹罐、侈口圓腹罐和底部有5或6孔的盆形甑；屬于食器和容器的有深腹盆、平底盆、深盤弧形矮足三足盤、小口高領罐、澄濾器、豆和大口缸；屬于飲器的有細長筒形觚、平底爵、盂；其他還有蒜頭形高柄器蓋等。而二里頭三、四期文化的陶器組合從器形上看，一、二期的陶器大部分仍繼續沿用，但其形制已有些變化，如盆形鼎、深腹盆、盆形甑、深腹罐等折沿更窄，折棱也不明顯，有的已變為卷沿，甑的底部由5—6孔減為3—4孔，深盤弧形矮足三足盤變成舌形高足三足盤，數量減少，以至最后消失。觚由細高變粗矮，器蓋柄也變短。此外更重要的是，新出現了一組陶器，其中有鬲、卑、卷沿圃底盆、大口尊、簋、小口直領甕等，而且愈晚數量愈多。從陶質上看，二里頭一、二期文化夾砂黑陶和泥質黑陶較多、灰陶較少；而二里頭三、四期文化卻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黑陶數量大大減少。從陶器紋飾上看，二里頭一、二期文化以籃紋為主，還有方格紋、細繩紋和相當數量的附加堆紋；而二里頭三、四期文化以較粗的繩紋為主，籃紋、方格紋絕少，附加堆紋數量也沒有前者多，有的陶器內壁開始出現麻點。二里頭一、二期文化出土的卜骨只有灼痕；而二里頭三、四期文化的，＼骨已經是先鉆后灼了。
由此可以看出，在二里頭一、二期文化與三、四期文化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顯示了兩者之間發生過某種變革。結合一些文獻來看，我們認為這種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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