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區史前文明化進程初探 楊立新
江淮地區地處長江下游的西部，境內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布十分密集，是探索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從現有考古資料看，這一地區的史前文化可上溯至七、八千年前，經過漫長的發展，至五、六千年前逐步開始向文明的過渡。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是一個歷史漸進過程。本文就江淮地區史前文明化進程的有關問題試作分析，談談粗淺看法。 一、文明化進程的經濟基礎 江淮地區史前稻作農業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侯家寨文化時期就已存在1，并在當時的氏族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此外，漁獵和采集經濟仍占有較大的比重，家畜的飼養、紡織等都已出現。盡管如此，當時的生產力還是比較低下的。
經過緩慢的發展，大約在距今5300年左右，江淮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氏族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主要表現：
（一）
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一是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此期的生產工具除原有的石斧、石錛、石鐮外，新出現石鏟、石刀、石鋤等。尤其是石鏟，寬大扁平，刃口較利，可大大提高掘土效率。同時，石器的造型也向大型化、規范化、精致化發展，并根據用途分工不同而專門化了。工具的改進和用途專門化，不僅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而且也是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而出現的。這表明當時的農業生產由粗獷型而細化，推測當時已普遍采用耜耕和鋤耕技術了。二是農業產量的提高。農業的產量，與種植面積、農作物單產量、生產工具的效率，以及氣候等因素是分不開的。這一時期大量新的農業生產工具的出現與改進，表明當時的農業種植面積在擴大，而工具的改進，有利于精耕細作，提高農業的單產量。薛家崗文化的大型多孔石刀的出現2，則與當時的農業收獲量提高有關。而此期新出現的用于儲存糧食的大陶缸，以及陶杯、陶盞等飲酒器皿，則說明當時已有多余的糧食來儲存、釀酒，這間接的反映了當時的糧食收獲量較之以前有大大提高。三是家畜飼養已比較普遍。如凌家灘3、薛家崗、望江黃家堰4等遺址內，有用豬下顎骨隨葬的現象，反映了當時的家豬飼養量較大。此時漁獵和采集經濟已退居次要地位，但作為大自然的賦予，人們仍然從中攝取食物作為氏族經濟的補充，豐富食物鏈。
（二）
手工業生產部門空前繁榮。一是石器制作。這一時期的石器，不僅種類豐富，而且數量多，大大超過了前期。在石器的制作技術上有較大的進步，石器造型規整，制作精致，從切割、成型、鉆孔到拋光等加工技術已比較成熟。像薛家崗的大型多孔石刀、風型石鉞等，體大扁薄，造型規整，厚度僅0.5厘米，尤其是石刀孔距分布均勻，具有很高的工藝水平。二是玉器制作的興盛。此期的玉器發現數量大，種類多，造型美觀，制作精細，表面光亮，并出現圓雕、淺浮雕、透雕等新工藝。如一些環、璜的孔眼僅有針眼大��；有的玉器如凌家灘的玉喇叭壁厚僅1毫米，輕如薄紙；像凌家灘的玉人、玉龍、玉鷹、玉龜等，造型新穎，制作精致。這些都表明當時的玉器制作，已具有很高的工藝水平。制作如此復雜、精致的玉器，僅靠手工是難以完成的。通過對玉器加工痕跡的分析，當時的玉器制作已使用原始砣機、夾具、鉆頭等簡單的機械。此期江淮地區玉石器制作，可以說它凝結著史前科技的萌芽，代表了史前玉石工藝的最高水平，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三是制陶的發展。陶器生產與史前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制陶工藝也有長足的發展。此時輪制技術的發明，使陶器的胎質厚薄均勻，器物種類豐富，造型規范。如常見的壺、鼎、罐、豆等基本器類，除足、口、柄或圈足部位的形式有所不同外，基本器身變化不大，陶器的產量也大大提高。其他諸如紡織、制骨等手工產品的生產也都有較大的發展。
（三）
交換的擴大。氏族經濟的發展，導致氏族內部以物易物交換的出現，同時氏族間也可以通交換的方式獲得稀缺物品。江淮屬于史前玉石器手工業發達地區，玉石器產品的交換尤顯突出。如薛家崗文化的多孔石刀，不僅在鄰近地區而且在贛北、鄂東等周邊地區的一些遺址中均有發現。這不排除本地制作的可能性，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產品是通過交換流傳到這些地區。其次，江淮地區的玉器產品在同期的許多遺址中都有發現，其質地和造型基本一致。生產這些玉器的原料并不是每個遺址都有的，尤其是技術工藝也不是一般人能夠簡單掌握的，這些玉器的來源應與交換有關。有人根據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芯，與同遺址出土的近800件玉器上的鉆眼進行痕跡找尋對照，結果無一件能對上5，這說明該遺址制作的玉器產品，有相當一部分已交換或交流到外地。在位于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有不少玉器如璜、環、鐲、鏟等6，與江淮區的玉器風格十分相似。尤其是齒形半璧式璜，與凌家灘、薛家崗文化的同類璜完全一致，而前者的同類璜數量大，型式多樣，遠比后者豐富，這表明大溪文化的玉器與江淮產地有關。交換與產品生產的擴大，是成正比的，前提是外部社會的需要，交換的擴大，不僅刺激產品的生產，而且也增加了社會的財富。
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以上分析表明，此時江淮地區的史前氏族經濟已有很大的發展，它對本區文明化進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文明化進程的社會基礎 氏族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促使氏族內部社會關系也發生著變化。
�。ㄒ唬┬碌纳鐣止こ霈F。農業的發展為新的社會分工奠定了基礎。從當時的玉石器制作的工藝水平看，具有規模大，工藝復雜的特點，這必須要有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能工巧匠來承擔。像凌家灘遺址中隨葬玉料、玉芯的墓葬，墓主可能屬于制玉工匠。玉器制作工藝繁雜，費工、費時。從凌家灘出土的玉石器的數量看，決不是幾個人可以完成的，必須有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通過多道工序的流水作業，分工協作，才能完成。此外，隨著制陶技術的提高，也需專門的工匠和生產部門來組織生產�？傊�，從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看，石器制作業、玉器制作業、制陶業、紡織業等已從農業中分離，成為相對獨立的生產部門。氏族內部已出現第二次社會大分工。 �。ǘ┦献鍍炔可鐣P系的變化。墓葬是死者生前社會關系的真實反映。從此期的墓葬看有以下變化：一是貧富分化的出現。如在薛家崗遺址三期文化80座墓葬中，隨葬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隨葬品在2—4件的有48座，占60.5%；5—7件的有22座，占27%；10件以上的僅有10座，占12.5%。在含山凌家灘墓地，隨葬品少的墓僅有幾件，多的墓可達上百件，兩者的懸殊差距更加明顯。二是私人占有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民族志材料表明，最早變為私有財產的物品，包括個人使用的裝飾品、工具、服飾、以及生活用具等，隨著私有制的發展，這些物品逐漸變為財富、動產而成為人們追求的對象。如薛家崗M44，隨葬品有46件，其中陶器3件，石制生產工具9件，包括五、九、十一、十三孔石刀各1件、錛1件、鑿1件、鏟3件，玉器34件，在整個墓地中屬于最豐富的。在凌家灘遺址，一些大墓隨葬多件生產工具和玉器的現象則更多。如M4、M15、M29等3座墓，總計隨葬品為338件，其中陶器28件，占9%；石器61件，占18.5%；玉器246件，占72.5%。像薛家崗遺址M44、凌家灘大墓等基本以玉石器隨葬品為主，一些生產工具無使用痕跡，尤其是作為非生產性的玉器裝飾品的大量存在，表明這些玉石器具有動產的性質而被個人所占有，死后帶進冪府中繼續享用。三是出現地位尊卑，產生特權階層。從墓地的布局看，一般大墓多位于墓地中心，而小墓則分布在墓地的兩側。如薛家崗遺址T6探方內分布著16座墓葬，其中M58、M40、M44、M47等4座大墓居于中間，而其他12座小墓則分布在周圍，大墓位置顯赫，這表明墓主之間生前存在著等級身份的差別。從隨葬品的內容看，這些大墓的主人應為氏族內部產生的新權貴。如凌家灘M4，出土有玉龜、刻紋玉牌、玉勺等器具，并有一套由大到小的石鏟，其墓主可能屬于祭祀或神職人員。M29出玉人、玉鷹、及一批玉石質鏟、鉞和戈，墓主身份可能屬于軍事首領或氏族首領。“國之大事，在祀在戎”。這些人占有豐富的財富，他們高高在上，掌握氏族的祭祀、軍事大權，應屬于氏族內部的特權階層。
（三）社會意識的變化，逐漸產生了宗教與權力合一的神權。一是宗教觀的變化，從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進步到對天地人的崇拜。從凌家灘的玉器看，寓意神秘，玉龍、玉虎象征著神獸，玉鷹象征著神鳥，玉牌象征著天地方圓、四至八方，玉龜屬于占卜工具，其與玉牌結合，表明原始巫術的存在。二是對神權的崇拜。凌家灘的玉人有站立和蹲坐兩種姿式，各有3件，其上身造型和服飾雷同，均頭戴冠飾，雙臂放置于胸前，表情嚴肅，一副宗教偶像的神態。冠飾是身份、地位、權力的象征，凌家灘的玉人與良渚文化神徽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應是神人偶像。三是禮制萌芽的出現。神權統治需要建立一種秩序來維持。這一時期一些大墓隨葬有大批的玉石器，這些玉石器既是財富的象征，又是身份、權力、地位的象征，更是三代時期禮器制度的淵源，它在觀念上已包含有禮制的內容。
三、中心聚落的形成與文明化進程的關系
江淮地區這一時期的聚落遺址有數百處，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些諸如含山凌家灘、潛山薛家崗、望江黃家堰等中心或次中心聚落遺址。這些聚落遺址相對于一般聚落遺址而言，具有以下特點：一是面積大，規格高。如凌家灘遺址散布范圍達160萬平方米，薛家崗遺址有6—10萬平方米；而黃家堰、汪洋廟、安慶墩頭7等次中心遺址，一般為2—6萬平方米；像太湖王家墩8、懷寧楊家咀9等，一般遺址則較小，一般在2萬平方米以下。從遺址的規�？�，這些中心聚落遺址呈金字塔形，處于聚落群的頂端。二是處于區域經濟中心的主導地位。中心聚落遺址具有雄厚的農業、手工業基礎，經濟總量也遠遠大于一般聚落遺址。生產工具作為生產資料，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從已發掘的薛家崗類型的遺址分析，雖然各遺址在發掘的面積和墓葬數量上有較大的差別，但從出土的文化遺物看，可以窺測其不同遺址的整體經濟實力。作為農業生產工具的石器，按實際發掘面積與出土石器之比例看，薛家崗遺址為160件/1200平方米、而太湖王家墩為6件/75平方米、懷寧楊家咀為4件/50平方米、安慶夫子城為16件/114平方米10、望江汪洋廟為53件/885平方米。薛家崗遺址出土的石制生產工具比例最大。作為紡織用的陶紡輪，薛家崗遺址出土71件，余均在2—12件，薛家崗遺址的比例遠遠大于后者。在凌家灘、薛家崗、黃家堰等遺址都發現有帶加工痕跡的玉石料及半成品，這表明中心及次中心遺址有著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作坊，經濟基礎比較雄厚。三是聚斂的財富多。玉器作非生產性裝飾品，既是奢侈品又是財富的象征。從薛家崗類型的遺址看，其出土的玉器也有較大的差別。如薛家崗遺址有173件之多，有斧、鏟、環、鐲、璜、管、飾、珠等，種類多、數量大，工藝精細；而其他一般遺址僅出土3—5件，品種僅有璜、管、飾等。在生產工具方面，薛家崗遺址出土的石器有鏟、錛、刀、鉞等，其中大型石刀有1—13孔之多，石器制作規整、精致，而一般遺址則出土較少，石刀多在1—5孔之間，制作粗糙。由此看出，中心聚落占有的社會財富總量較大，除生活必須品外，在象征著財富的玉石器等物品的種類及數量比例上遠遠大于一般聚落遺址。四是社會分化突出。此時，作為潛山天寧寨、望江汪洋廟、懷寧楊家咀等一般遺址，其墓葬的隨葬品一般為1—6件，有的則沒有隨葬品，社會分化不甚嚴重。在薛家崗遺址T6探方中有16座墓，其中隨葬品在3—9件的有12座，15—46件的有4座，其社會分化十分明顯。從各等級聚落遺址的分化程度看，有著等級越高分化越嚴重的趨勢。以上特點表明，中心聚落遺址在文明化進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遺址快的多。
目前江淮地區尚未發現史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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