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時期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聯系

張昌平

夏商時期中原與長江中游的關系，學者多有論述。代表性觀點過去多援引《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維汝荊楚，居國南鄉……”一段文字，來形容商王朝對長江中游的控制。由于湖北黃陂盤龍城的發現，長江中游為商朝疆域的一部分或曰商之“南土”即為中國學者廣泛所接受②。夏商時期長江中游是否已納人中央王朝并形成大一統局面?美國學者貝格立認為雖然《史記》所列商王大多為甲骨文所證實，但“我們很少反省愈來愈多的考古學材料是否是在印證傳統認識意義上的商?”(o雖然殷墟時期“青銅容器的制造業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的分布都更為廣泛，但他們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④。

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文化關系可能的確比我們設想的要復雜得多。但隨著今天日益豐富的考古材料，已有可能對夏商時期長江中游的文化格局作出基本的判斷。而只有具分析該地區各時期文化動態的變化，才能更為客觀地揭示兩區域之間的關系。

雖然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不晚于城背溪文化時期即已開始，并在龍山時期王灣三期文化對南方文化影響加劇，但江漢地區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早期的文化，大多可能仍然是石家河文化的延續⑤。中原文化摧毀南方地區文化體系并取代一些地區的土著文化，差不多發生在二里頭文化第三期⑥。前所知二里頭文化在江漢地區的分布極不普遍，所見遺存亦不豐富。除了在一些地點偶見有這一階段的遺物外，二里頭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北沿線和鄂北地區。分布于長江之北的盤龍城與荊南寺遺址雖然發展至二里岡文化時期已成為兩個重要地點，但在二里頭文化時期聚落的規模并不大。盤龍城遺址e目前僅在南城垣、王家嘴等地點發現二里頭文化階段遺存。其陶器以夾砂灰、灰黑陶為主，器類中鬲、鼎、深腹、罐、豆、大口尊數量略多，至較晚階段已有鬲、鼎、罐、甑、爵、?、杯、簋、盆、豆、壺等。陶器的陶系、器類、紋飾均與二里頭文化近似，但也有一些個性特征，如陶系中紅陶的數量略多，器形上鬲口沿較平而唇部較尖，鬲襠較平甚至下垂，大口尊的肩明顯等等。這些個性有的還為本地區二里岡階段文化所繼承。從文化性質來看，盤龍城遺址的二里頭文化應是二里頭文化直接傳播的結果，它應是二里頭文化在長江中游的一個地方類型。荊南寺遺址⑧中二里頭文化時期遺物性質可能較為復雜，陶器中二里頭文化因素有鬲、扁足鼎、大口尊、花邊圓腹罐、深腹罐等，其特征與二里頭文化陶器極為接近。但該遺址這一時期也可能包含大口紅陶缸、米粒紋釜、小平底凸肩罐等地方因素⑨。我們目前還難以判斷二里頭文化時期荊南寺遺址的性質�？偟膩砜�，盤龍城與荊南寺二遺址這一時期文化表現出較多的內在聯系，如二者都分布在距長江北岸不遠的小水系近旁，都以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及其變體為主體，從二里頭文化第四期階段都開始較多出現以紅陶缸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推測二里頭文化應當是由豫東南經大悟、孝感一帶[10]傳播至盤龍城，而后逆江而上至荊南寺遺址。

鄂北地區二里頭文化遺存見于襄陽王樹崗、鐘祥亂葬崗以及棗陽墓子坡等地點。王樹崗遺址[11]陶器以灰褐陶為主，器類中罐、盆、大口尊較多，其他還有鼎、簋、豆、杯、高領罐等，某些陶器如大口尊、深腹罐、鼎特征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基本一致，是長江中游地區同時期諸遺址中二里頭文化因素較典型的一處。該遺址年代的主體仍然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但上限可能更早一些。亂葬崗遺址[12]出土陶器主要有鼎、鬲足、大口尊、盆、盤、豆等，各器類幾乎在二里頭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可比器，但器物特征又與二里頭文化存在一定區別，如陶器陶色呈淺灰色、罐類器少見、器口多卷沿侈口、尊長頸折腹不明顯、不見某些二里頭文化常見的器類等，陶器面貌暗示該遺址社會等級應當較低。從風格上看，亂葬崗遺址文化因素與其南的荊南寺遺址差異頗大，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他們之間似乎并未發生直接聯系。棗陽墓子坡遺址[13]未經發掘，采集陶器以夾砂灰陶為主，夾砂紅陶次之。所見器類有鼎、鬲、尊、盆、罐，所出鬲的時代特征可晚至二里岡文化時期�！�該遺址遺物總的特征與二里頭文化接近，但陶器中鼎的按窩紋作法較特別，一些器形特征亦與二里頭文化也有所不同。鄂北地區二里頭文化表現出與長江沿線二里頭文化不同的特點，這里除鬲較少見之外，江漢地區陶器紅陶偏多的現象不見，也不出紅陶缸這種特征鮮明的器類。王樹崗等遺址文化性質較單純，所表現出的文化特征似可認為是二里頭文化發展到地方的變體，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包含有復雜文化因素的長江沿線盤龍城遺址等遺存不同。王樹崗、亂葬崗均位于漢水西岸，墓子坡遺址在漢水之東的支流旁，考慮到中原文化由南陽盆地向南施加的影響自二里頭文化早期即已開始”，王樹崗等遺址應是二里頭文化經由南陽盆地、順漢水向南傳播所致，但這一南下勢力似乎并未打通至長江一線的通道。

長江沿線及鄂北兩個區域文化由中原地區傳人的途徑不同，文化面貌也略有區別，但典型二里頭文化因素在這些地區文化中已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此前的石家河文化因素殘存甚微，因此我們似可認為長江以北的中游地區當時已處于二里頭文化的勢力范圍。此外，二里頭文化還通過荊南寺遺址向南對湘北地區、向西對三峽地區甚至三峽以西地區產生影響，二里頭文化的觚、蠶(或鬻)、深腹罐均可以在這些地區相當或略晚時期遺存中在找到變體或遺型。而長江中游以東鄰近地區如安徽二里頭時期文化則似乎是通過豫東地區傳人、并且接受了岳石文化的影響[15]。

二里岡文化時期，商人對長江中游地區的擴張基本上是沿著二里頭文化東線的足跡南下，即由豫東越過桐柏山，順擐水、灄水及其附近進入盤龍城。較此前相比，二里岡文化對長江中游的經營力量大大地加強了。在盤龍城以北的鄂東北地區，目前已發現二里岡文化時期遺存40余處[16]，較為重要的遺址如安陸曬書臺、孝感聶家寨、殷家敦、云夢好石橋等，這些遺址的文化面貌、遺存延續時間與盤龍城相同，由此反映了二里岡時期商文化對南方聯系的密切。

盤龍城是商文化在南方最為重要的一個據點。盤龍城遺址實際上是由城址和幾個規模較小的遺址組成的聚落群，城址面積290X260平方米，城址東北發現三處宮殿建筑基址。近年在盤龍城城址北部、西部距原城垣250—500米之外又發現帶狀夯土遺跡，極有可能為城址外圍城垣[17]，若如此，則盤龍城城址規模接近鄭州商城!李家嘴M1、M2、楊家灣Mll等墓葬各隨葬多套酒器組合、出土青銅器20件以上，他們仍然是迄今所見二里岡文化時期規格最高的墓葬。凡此均說明了盤龍城遺址在當時的地位。盤龍城遺址遺存特征反映出這是一支以中原地區商文化因素為主體的文化，其表現是：青銅器、玉器特征與二里岡文化基本相同，如青銅容器和鄭州二里岡文化青銅容器使用基本相同的器類、組合和器形；裝飾以獸面紋為主的、種類與結構基本相同的紋飾；可能使用相同的鑄造技術。宮殿及墓葬等高等級遺跡特點與二里岡文化高度一致。陶器的器類、形制基本特征亦與二里岡文化相同，但也表現出較多的地方特征，如紅陶偏多、一些器類的器形有所變異，如陶鬲襠部較平，形制接近于鼎等。就性質而言，無論盤龍城為中原王朝派出的軍事據點抑或為方國，這里臣服于商、向中央王朝承擔納貢義務的地位似乎為論者所廣泛認同[18]。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原向南方地區文化輸出的窗口的同時，通過盤龍城，南方一些文化因素也傳播至中原，這些因素如鄭州商城發現的紅陶缸、硬陶與原始瓷等。另一方面，由于青銅文明長時間的發展，當地應當已經掌握青銅鑄造技術。過去因為盤龍城與鄭州青銅器極強的相似性，乃至于過去大家都認為這里的青銅器特征與中原地區完全一致，甚至有學者認為盤龍城青銅器為鄭州地區鑄造而后輸入[19]。如果我們將兩地出土青銅器進行細致的比較，那么不難發現，盤龍城青銅器無論是器形還是紋飾上都存在一些細部差異[20](除鄭州青銅器因報告未加報道而鑄造特征不明、無法得出比較結論外)。這些初露端倪的個性因素，對于我們理解商時期南方地區青銅文化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一方面，雖然迄今為止盤龍城遺址一直沒有發現直接證據證明當地可能鑄造青銅器，但盤龍城青銅器個性特征的存在，無疑為這一器群是當地生產的結論提供了重要依據。另一方面，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意到殷墟文化時期南方地區青銅器包括青銅禮器具有與殷墟青銅器不同的特征，現在看來，這些個性特征的形成以及南方地區較發達青銅文明的出現都并非突然，盤龍城青銅文明的存在，正是為長江中游地區其后青銅文明的涌現奠定了基礎。

除了盤龍城之外，商人似乎在周圍還設立一些次一級的重要據點。新州陽邏香爐山商時期遺址中出土有鼎等銅器；黃州下窯嘴發現有二里岡上層階段墓葬，隨葬鬲、觚、爵、?、瓿等16件青銅器[21]。隨州廟臺子遺址商文化面貌與盤龍城相似，遺存可能延續至殷墟文化第一期[22]，距廟臺子遺址不遠的淅河也出土有觚、爵、?等銅器[23]。據說近年武漢大學在云夢發現特征與盤龍城相似的早商城址，可見商人對鄂東地區的經營的不遺余力。

以盤龍城為據點，商文化對長江中游地區的傳播范圍廣泛，影響勢力在二里岡上層文化時期達到高峰，其時長江中游地區的大部都可見商人勢力的影響。二里岡文化由盤龍城向東發展至黃梅[24]，東南及于江西九江地區。九江神墩[25]、龍王嶺遺址[26]既有以陶鬲為主的中原二里岡文化因素，又有硬陶、原始瓷罐、尊等當地文化因素。商文化勢力在這一帶雖并未象盤龍城那樣占有絕對優勢，但商勢力的存在可能的確與銅礦資源相關，瑞昌銅嶺礦冶遺址11號豎井是南方地區首個年代明確屬于二里岡文化時期的礦冶遺存。

二里岡文化的勢力向西的發展，依然是溯長江而上，也再次到達荊南寺及鄰近區域。位于長江南岸的岳陽銅鼓山遺址[27]地處盤龍城與荊南寺遺址之間，文化面貌頗為復雜，既有江漢地區常見的紅陶缸，又有當地文化特有的盤口鼎、折肩釜，還有來自澧水流域的釜鼎和長江下游的硬陶，二里岡文化的鬲、大口尊、簋、豆等文化因素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商人在當地的地位，可能與九江地區的形勢相似。荊南寺遺址也包含有中原、當地、澧水流域以及可能東來于盤龍城等不同性質的文化因素，另外還有比例較大的來自三峽地區的凸肩小平底罐、豆形器等三星堆文化因素和當地的米粒紋釜。荊南寺遺址所見各類文化因素如二里岡文化因素都頗為典型，而距離荊南寺遺址不遠且年代與之相當的沙市李家臺遺址[28]陶器則以當地文化的米粒紋釜、紅陶缸和三星堆文化的小平底罐等為主，二里岡文化因素只占極小的比重。鑒于荊南寺一帶是多種文化的交匯地帶，推測荊南寺遺址本身，在當時似乎具有自由貿易港之類的性質。

總之，二里岡文化時期商人向南行進線路是沿著二里頭人的足跡前行(只是在鄂北地區我們難以找到商人通過南陽盆地進入江漢地區的證據，甚至迄今為止，在南陽盆地及襄樊地區，典型的早商文化遺存的發現也寥寥無幾)，商人經營的重點區域主要在長江以北的鄂東北地區，而從江西九江、岳陽銅鼓山等一些長江南岸遺存的情況看，長江中游一段水道也極有可能為商人所控制，因此我們可以說長江以北地區當時屬于商王朝的疆域范圍。除了商文化向南的傳播之外，富有江漢地區文化特色的大口紅陶缸在長江中游分布普遍，長江下游常見的硬陶通過吳城文化到達盤龍城并向西及于荊南寺，這兩種文化因素又都為商人所接受并在二里岡遺址中有明顯的反映，說明了文化之間的互動。

自“中商文化”時期開始，中原與南方關系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隨著殷墟一期文化之前商文化的前沿退縮至羅山一線，盤龍城和其他許多類似的遺址一樣被遺棄。此時的南方，顯然已非“王土”。而在此前商文化的影響之下，南方地區出現了包括三星堆、吳城文化在內的不同的青銅文化。這些文化之間以長江為聯系通道，與此同時，他們又順漢水向北與渭水、黃河中游地區文化建立了密切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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