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似乎終于開始謙卑，不管怎么說，吉兆。積重難返，卻又百廢待興，路漫漫兮修遠，難測。且發此舊文，權作感嘆。
說中國歷史上沒有民主政治傳統，當屬無知。中國上古時代曾經有過不下于古希臘雅典時代的民主政治，其基本規范和運行方式，記載于《尚書》中的《洪范九疇》篇。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后，去向商朝的賢達箕子請教治國之道，箕子就對周武王講了商朝所承繼的政治傳統。一個勝利的君主緣何請教戰敗國的賢達？沒見到周公姬旦有過什么回答。后來的孔子，更是無從解說。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諱莫如深，如此重要的歷史細節，就被悄無聲息地淹沒了。這段歷史一直沒有被說清楚過，即便在司馬遷的《史記》里，也含混得可以。后來的文化人寫歷史，從孔子寫起；后來的歷史學家寫中國歷史，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權專制當作亙古不變的歷史傳統；仿佛中國從來就是集權和專制的，仿佛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民主政治的傳統。
從箕子所講說的《洪范九疇》中，人們可以發現，中國是有過民主政治傳統的。只不過，中國的民主政治傳統與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有一個很重大的區別：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建立在對當政者的不信任之上，從而以對權力的制衡和監督，防止當政者走向專制和獨裁；中國上古時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剛好相反，是建立在對當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絕對信任之上的。政治是否清明，完全有賴于當政者的人品是否賢良。因此，在最高權力的承繼上，就有了擇賢和讓賢的故事。也就是說，不是由民眾，而是由圣明的君王為民眾挑選擇繼承者。這樣的權力交接方式，無疑寄托于君王的圣明程度，而不是完全取決于民意。但也不是一點民意都沒有。因為臣民的意見，也是君王考量后繼者的重要依據，比如《尚書》里堯之于舜的考察。問題是出在：究竟什么樣的賢良人物才符合君王和臣民之于后繼君主的標準，并無成文的法規。這不僅使最高權力的禪讓制度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會被世襲制度取代，也讓人們難以分清，什么叫做圣明君主，從而就造成了后人的渾說圣賢。比如孔丘那樣的半吊子倫理道德說教家，把姬氏家族里的三個人物，文王姬昌，武王姬發，周公姬旦，與堯舜混為一談。且不說，這父子三人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全然相同；就算完全一致，也并非堯舜那樣的民主政治領袖。
中國上古的民主政治領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躬身親政時的謙卑品質。這在《洪范九疇》里叫做“敬用五事”。五事中的第一條，便是貌恭。貌恭者，謙卑也。堯舜時代的君王，不以威嚴著稱，而以親民見長。因為那時的君王，沒有權力化身的意識，更沒有君臨天下的自我感覺，而是天然具備民眾仆役的自覺。整個一部《洪范九疇》都是教導君王，如何做好民眾仆役。其中包括，如何為政，如何自律，如何稽疑，亦即解決疑難。稽疑部分乃是上古民主政治的精華所在：經由一個由庶民、卿士、君王和卜筮組成的民主協商會議，解決國家碰到的疑難問題，作出重大決定。在這個協商會議里，君王的表決只占一票；這一票的份量還不及卜筮舉足輕重，因為卜筮通過占卜詢問天意，通常是代表天意。至于《洪范九疇》所例舉的所有道德要求，全都指向朝政者，而不是針對民眾的倫理規范。這與數百年后的孔儒教義截然不同。至于一千多年后的宋儒倫理，更加南轅北轍，竟然將道德訴求變成一種“餓死事小、失事為大”式的道德恐怖主義，威脅民眾服膺專制等級制度。不無搞笑的是，《洪范九疇》又被無知的后人歸入儒學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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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權力制衡體制，缺乏民眾監督機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決于當政者的自覺，所以當政者一旦不再自覺遵守作為一個民眾仆役理當遵循的規則，民主政治的體制，就會遭受毀壞。比如，受賜《洪范九疇》的伯禹，雖然治水有功，卻開了在宮廷上當場殺人的先例。這與當政者理當貌恭理當謙卑的要求，無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沒有底線的舉措，乃是結束最高權力的擇賢禪讓，把王位斷然傳給了他的兒子啟，從而開了家天下的先例。從伯禹的這種犯規和出格，反觀箕子在《洪范九疇》開篇中講說的天賜《洪范九疇》于伯禹，應該讀出另外一層意思：并非是上蒼表彰伯禹而有所賜，而是上蒼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過底線。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線的歷史人物，是成湯：以暴力方式改朝換代。權位的交接，由此從和平的禪讓，變成了暴力的奪取。倘若說，家天下的出現，將君王和賢良品質之間的天然關聯，截然分開；那么以暴易幟的方式，則將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從而有意無意地催生出強烈的權力意識和奪權意識，致使朝政者越來越自我夸張，越來越把天下視為己有，致使君主當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漸淡出。好在殷商時代還沒有周室那么明確的等級觀念，君主依然受著侍奉民眾的道德約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對象（倘若不加約束的話）。因此，君主并沒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覺，一旦遭受臣民責難，不會覺得有損威嚴�！渡袝酚涊d的盤庚遷都時與臣民的對話，便是生動的事例。遷都主張遭到臣民責疑時，盤庚并沒有動用權力壓制異見，而是心平氣和地向群臣作解釋，苦口婆心地給民眾釋疑。其原因除了盤庚的賢良，更在于當時的君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完全可以接受臣民質疑，并且負有向臣民解說自己政治主張的責任。即便是殷商的末代君主紂王受辛，在遭受臣子批評時，也沒有什么過度反應。《西伯戡黎》可能是《尚書》中唯一殘存的紂王形象客觀寫照：雖然并不如何高大完美，至少表明古時君主的謙卑猶在。面對臣子的大叫大嚷，紂王不過喃喃自語而已。這形象不僅跟明朝三流小說《封神演義》的描述截然不同，即便跟司馬遷《史記》中的記載，也斷然有別。后人強加在紂王身上的那些殘暴細節，折射出來的是后人的心理變態，跟紂王毫無關系。因為殷商時代的君主，不要說實施那樣的殘暴，就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有關紂王的種種妖魔化描繪，連同那句助紂為虐的成語，應該是后人尤其是漢儒對殷商最后一個君王的歷史性誣陷。
由于殷商時代的政治游戲規則，依然將道德要求指向君王，因此后人只能看到他人批評紂王的歷史文獻，而看不到紂王議論他人比如周室諸公的言詞。道理非常簡單：因為當時的道德要求是針對君主的，而不是指向包括諸候在內的臣民的。從武王姬發指責紂王的《牧誓》里，人們可以發現，紂王的最大罪狀，不過是讓婦女參政。姬發將此比作讓母雞打鳴。這并非是姬氏家族真理在手，正義在胸，而是源自兩個邦國的政治制度和倫理觀念的不同。殷商雖然世襲，但不像有周那樣等級森嚴。殷商也不歧視婦女，可以在廟里將女媧供為神明，也可以在為政時聽聽女人的意見。但周室奉行男尊女卑，根本不容婦女有任何發言權。姬氏家族對殷商的指責，實屬干涉他國內政，骨子里是在為發動侵略戰爭而強詞奪理。
后來的孔丘不懂這個道理，竟然會誤以為周室姬氏家族的人物，都是完美無缺的，因為沒見到被人批評；而被他們所滅掉的紂王則是邪惡的，因為有姬氏家族臨戰前的動員令《泰誓》和《牧誓》為證�？鬃硬恢�，姬氏家族諸子，在一統天下之前，其諸候的地位還不足以高到到被他人評頭論足。及至姬家得了天下，又不許他人非議了。周公建制的一個重要標記，就是在于將道德視作統治民眾的手段，而不再是由民眾監督君王權力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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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的漢儒，當然比孔丘更加無知。他們會在《泰誓》中偽造許多紂王的罪孽，還杜撰出剖心炮烙之類的刑法加諸于紂王，從而將漢朝人之于秦始皇暴政的記憶，將漢儒之于其同類當年被嬴政坑殺的憤恨，一古腦兒地轉嫁到了紂王頭上。頗有點憤不擇詞�？浊痣m然褒周貶商，但還不至于向紂王發泄憤青情緒。真要說起來，孔丘祖上乃是殷商遺民。不知為何，孔丘那么不把自己的祖先當回事。相反，孔丘對滅掉殷商的姬氏家族，卻崇拜得五體投地。或許人總是向往自己沒有的東西。因為是失敗的殷商人后裔，所以崇拜勝利的周室諸君諸公�？浊鸬某錾淼匚槐容^低下，按照周室的觀念，還不算是嫡出，所以反倒愛上了嫡庶分明的等級制度。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說，正是孔丘的這種偏見，使他看不清商周之交的歷史真相。
孔子的無知，造成了孔子以后的儒生對歷史的誤讀。其中包括司馬遷。中國遠古的民主政治，對君主的監督，主要體現于針對君主的道德原則。仔細閱讀《洪范九疇》中的道德訴求，沒有一條是指向臣民的，全都針對君主。這樣的監督規則，是被周公破壞的。周公在一篇又一篇的誥令里，不再把道德作為約束君主的準則，而是當作統治臣民的手段。也是由于周公的這種道德觀，導致孔子誤以為道德就是用來教化民眾的。這樣的顛倒，一直顛倒了二千多年。到了毛澤東時代，人們只看到圣上隨心所欲地說這個是反革命，說那個是右派分子，根本見不到臣民對領袖有何非議，唯有萬歲如潮。
周公姬旦不僅倒轉了道德批判的指向，也斷送了當政者應有的謙卑。打下朝歌的武王姬發，不僅躬身就教于前朝賢達，而且下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絲毫沒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得意和夸張。可是，姬發執政沒多久便神秘歸西，由四弟姬旦攝政。一朝大權在握，姬旦馬上拾起刀槍，鎮壓與他不同政見的異己者，弒兄逐弟，徹底毀壞自上古承傳至殷商的諸候聯盟各自分治的政治傳統，建立起等級森嚴的中央集權姬家天下。順便說一句，這倒是給后來的李世民殺兄奪位，做了個榜樣。姬旦的建制過程，見諸殘留在《尚書》里的周公誥令。這些誥令的基本內容，翻譯成現代漢語，便是鎮壓反革命。標準很簡單，誰喝酒誰就是反革命。周公籍此強行改變殷人的生活方式。中國歷史上因為政見不同而導致生死交戰骨肉相殘，始自周公姬旦。
也許會有人發問：姬旦在成王成年之后，交還權力，向侄子一執臣子之禮，算不算謙卑？回答是：不算。因為當政者是否具有謙卑的品質，在于能否做到貌恭民眾，能否做到寬容異己，而不是向民眾和眾臣示范，如何對天子畢恭畢敬。姬旦演示的這種禮儀，骨子里充滿權力的傲慢，充滿源自姬氏家族君臨天下的妄自尊大。姬旦以此擺明：權力就是權力，天子不再是民眾的仆役，而是民眾的主人。從此以后，中國人有了明確的權力意識和權力觀念。按《詩經.小雅.北山》記載，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正是針對這樣的中央集權一統天下，老子在《道德經》里提出小國寡民唱反調�！兜赖陆洝凡⒎翘祚R行空，泛泛而談，而是將批判的鋒芒切切實實地指向周公建制�！兜赖陆洝返恼卫砟睿c《洪范九疇》相通�！逗榉毒女牎氛摷拔逍校鹉窘鹜�，水居首�！兜赖陆洝吠瑯哟罅Τ缟兴钠沸�。倘若可以把老子的思想稱作某種哲學觀念，那么無疑是水性的哲學。該哲學迥異于古希臘哲學對火的推崇。水的特性是低處，延伸為政治理念，便是無為而治。老子的無為政治，要點不在于有所作為還是無所作為，而在于謙卑。即便有所作為，也不過盡職而已，談不上什么豐功偉績。比如伯禹治水，與其說是英雄壯舉，不如說是履行職責。伯禹沒有理由因此要求民眾歌功頌德，更沒有理由居功自傲，自說自話地把權力交給兒子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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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來，注解研究老子《道德經》之典籍，可謂汗牛充棟。然真正讀懂老子無為政治之真諦者，唯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而已。雖然陳寅恪此文通篇不曾提及《道德經》，但對無為而治卻頗有領略。東晉王朝東渡之后，丞相王導以不作為的低調方式，取得了江東士族的支持，從而使王室站穩了腳跟。這種無為而治承繼的，其實就是上古政治的謙卑傳統。
謙卑傳統是在秦始皇手里最后終結的。嬴政者，宮廷亂倫私生子也；由于在權爭的旋渦里鬧大，故終其一生只認強權，根本不知謙卑為何物。其稱霸天下之后的那付輕狂模樣，在箕子那樣的賢達眼里，恐怕與瘋子無異。要不是中國人的退化，嬴政這類人物，理當作為一個精神病例躺入史冊。中國歷史上，被權力弄瘋掉的人物，雖然遠不止嬴政，但嬴政卻是最突出的一個。也只有這樣的瘋子，才會把自己稱作始皇，仿佛以前的華夏民族根本不曾存在過。這個瘋子的另一個臨床病癥，便是企圖長生不老。上蒼在將這個瘋子埋入黃土的那一刻，沒準曾經忍不住噗哧一笑。
嬴政稱霸造成的歷史后果，便是引發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這是統治者徹底喪失謙卑的邏輯結果：民眾完全沒有了耐心。民眾的耐心與朝政者的謙卑，彼此對應。兩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當年孔子活著的時候，雖然亂像已呈，但民眾耐心猶在。且不說其他，即便是孔子的四處游走，在世人眼里都顯得輕浮可笑�？梢娔菚r的華夏人氏，是何等的從容。至于盜跖之流，不過是當時之世的另類風景，并不構成歷史陷入惡性循環的某個環節。但嬴政暴政引發的揭竿而起，卻成了王朝更迭的一種模式。從此以后，暴政和暴動，在沒有了謙卑的廟堂和喪失了耐心的江湖之間，翻來覆去，樂此不疲，致使中國幾千年歷史僅止于循環往復，原地踏步。所謂江山，如同美人一樣，成為彼此爭奪的獵物，讓一代代強盜因此競相折腰。歷史的淪落，在商周之交僅是青萍之末，及至嬴政一統天下，全然塌陷，演變成一個至今不見終結的歷史黑洞。
嬴政留給以后那些竊國者的教訓是：馬上得天下，不能在馬上治之。這個教訓并沒有讓被嬴政鎮壓的儒生恢復名譽。一連好幾代劉姓皇帝，都跟劉邦一樣鄙視儒生和儒學。直到漢光武帝劉秀出場，才使儒家在皇室獲得了尊重。東漢初期的皇帝，很想回到堯舜時代。他們當中，甚至還有為學先賢而親自下地耕作的。但他們沒能成為堯舜。這不是他們太無能，而是他們所信奉的儒家教義當中，沒有謙卑這一條。按照儒家的等級觀念和倫理道德，一旦成為人主，便是居廟堂之高，即便貌恭，也不過是對臣民和顏悅色，并非因為是民眾仆役的緣故。他們搞不懂孔孟之道與《洪范九疇》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區別。他們不懂道德是用來約束君主的，而不能用來治國平天下的。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是腐儒制造的一個神話。這個神活后來是由于漢末黨錮英烈們的血祭，才變成了笑話。
謙卑是區別上古先賢和儒家道德范式的關鍵界分。儒家雖然講說仁義道德，雖然強調仁政，雖然講說民本，但骨子里卻脫不出君臨天下的驕橫。且不說孟子論政時的那種霸氣，即便是漢儒董仲舒，也全然一付橫立天地之間唯我獨尊的狂樣。且不說比起箕子，老子，莊子，董仲舒有多么可笑；即便是比起儒家的祖宗孔丘和老祖宗姬昌，董仲舒也不知膚淺到哪里去了�？浊痣m然智商不高，但說起周公周制，說起克己復禮，還真是一臉虔誠。狂妄通常與無知相關聯。相比之下，孔丘畢竟還有所知，姬昌當然知道得更多。罷黜百家，獨尊一家，這種話在姬昌和孔丘，是斷斷乎講不出來的。因為這種話一出口，就擺明了自己是如何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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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董仲舒這付狂樣，再回顧箕子如何開導武王姬發，什么叫做圣賢，便可一目了然。不卑不亢，不溫不火。該說的，都說了；不該說的，一字不提。說完之后，遠走高飛；毫無籍此做一把帝師、換取俸祿謀求仕途的意思。沒有嚴詞譴責姬氏家族強行入侵，以暴易幟，已經算是很給對方面子了。應得了天下的君主之求，向對方作一番建言；如箕子者，再低調，也能讓對方感覺到耳提面命的份量。由此對照二千多年之后，一代新主身邊的那些個諫言者，亦即政治協商會議里的袞袞諸公，是些什么模樣。突然想到一個稱謂：最后的貴族。倘若真有最后的貴族，應該是箕子那樣的人物吧。
就人文精神而言，二千多年的歷史，是一部退化的歷史。與箕子同時代的姬昌，與箕子不可同日而語。否則姬昌的兒子姬發，不會那么恭恭敬敬地前去請教前朝遺老。姬發不管怎么說，畢竟是勝者為王的勝者不是？而五百年后的孔子，與姬昌又不可同日而語。再過五百年，著名的漢儒之中，無論是司馬遷，還是董仲舒，又比孔子相差了一大截。一直退化到二千多年以后，便有了“最后的貴族”那樣的現世報。在這部退化史中，漢儒的作用，也許值得玩味。
漢代儒林，最值得尊敬的，無疑是黨錮英烈。當年在課堂上，聽早先畢業于西南聯大的老先生講說漢末黨錮，諸如八俊八固之類；講者激情澎湃，聽者熱血沸騰。二十多年以后，因為撰寫歷史小說《漢末黨錮之謎》，重讀有關史料，突然發現，原來是場以儒治國的悲劇。因為以儒，是不能治國的。西方的政治模式成功在法治，中國的專制歷史失敗在始終堅持人治。嬴政的暴政是人治，東漢的儒治也是人治。區別在于，一者以霸權治國，一者以道德治國。人治通常被訴諸這兩種方式，或者是獨裁的高壓造成恐怖政治，或者是道德的標高造成極度貧困。毛澤東的突破在于將這兩種人治合而為一，從而開創了既恐怖又貧困的史無前例。
以儒治國并非是君主回歸謙卑，而是君主搶占道德制高點。劉秀以降的東漢皇帝，常有喜歡作秀的特征。好笑的是，皇帝是在作秀，底下的大臣卻當真了。陳蕃就是特別較真的一個。陳蕃一次又一次犯顏直諫，與其說是在監督皇帝勤政，不如說是在扮演當年孔子孟子扮演過的帝師角色。就這種角色而言，不無可笑。但就扮演者的認真而言，實在令人唏噓。有漢一代的儒生，從賈誼晁錯一直到陳蕃杜密，前赴后繼地上演了一出出文死諫的悲劇。漢儒雖然迂腐，但其不怕死的剛強勁頭，倒是頗具《山海經》里華夏初民的充沛元氣。
但必須指出的是，漢儒特別喜歡為自己制造道德優越感。偽造《尚書》，抹黑紂王，出自漢儒手筆。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也是漢儒寫照。士林領袖陳蕃雖然剛直不阿，但也過于蔑視他人。陳蕃和宦官間的過節，除了皇帝從中作祟之外，陳蕃對宦官的輕蔑，恐怕也是致禍的原因之一。不懂謙卑，無疑是漢儒的致命傷；也是漢儒向往的以儒治國，與上古時代的民主政治風范的區別所在。所謂的道德，在上古時代被用于監督君主，到了孔儒手里成了扮演帝師的敲門磚和幫助君主馴服民眾的統治手段。儒生一旦踏入廟堂，通常會產生與君主并駕齊驅的幻覺，從而不會把他人放在眼里。其實，漢末宦官之中，雖不乏驕橫者，但也有清儉退厚者，如丞良賀，曹騰（相傳為曹操之祖，不是血緣意義上的）；遺憾的是，他們全都沒有獲得士林的認同，獲得陳蕃他們的尊重。這可以說是陳蕃他們不懂統戰工作，也可以說是陳蕃他們過于黑白分明。不管怎么說，由此產生的問題在于：士林領袖自己都不知謙卑，又怎么能夠引導皇帝謙卑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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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治國失敗的后果，與嬴政暴政引發的惡果一樣，導致民眾喪失耐心；盜賊蜂起，然后再是群雄逐鹿，重復一遍秦末亂世的情景。從此以后，朝政的謙卑和民眾的耐心，從中國歷史上消失得干干凈凈。以后的政治人物，都喜歡競相牛皮哄哄。即便出類拔萃如曹操者，居然也會說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瘋話。以后的民眾，不再耐心，不再從容，要么低聲下氣做順民，要么揭竿而起做暴民。李世民那樣的蠻子，成了一代英主。朱元璋那樣的叫花子，也能混水摸魚做皇帝。真正叫做：亂得不能再亂。
一直亂到二十世紀，中國人才開始意識到：要讓最高權力者謙卑為政，只有如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那樣，選擇權力制衡和民眾監督的方式。眾目睽睽之下，冒著眾口鑠金的風險，民選總統，豈敢不謙卑？至于民眾的耐心，則全然是朝政者的謙卑培育而成的。民眾動輒走向造反有理，往往是當政者太不謙卑所致。換句話說，朝政者的謙卑，是醫治社會因為造反有理而動蕩不安的良藥。
歷史，就其文明的意義而言，是不斷發展的。從鐵器青銅器，直到當今的電子時代；但就其文化的向度而言，應該是不斷回歸的。倘若中國的朝政者能夠回到堯舜時代，倘若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回到箕子時代，倘若整個中華民族能夠回到《山海經》那樣的元初狀態，非但不是退化，而且應該是文藝復興意義上的提升。雖然并不樂觀，但還是在此默默地祝福一下。
二00九年九月九日寫于哈德遜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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