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東部山區考古調查隨想
一、前莊遺址重要發現向世人提出的思考
1990年初，位于山西省平陸縣城東40公里、地近“砥柱”的平陸縣坡底鄉崖底村前莊村南端黃河邊一個二級臺地上，出土了一批商代早期珍貴文物。這批文物中有與舉世聞名的鄭州商城杜嶺一、二號方鼎相媲美的青銅大方鼎、有商王室舉行祭祀用的重要青銅禮器大圓鼎、?和堪稱商代樂器之最的大石磬。其中青銅大方鼎通高82厘米、口徑50厘米見方，腹面四周主飾帶狀乳釘紋、上部夾飾帶狀饕餮紋、空心柱狀足，足高23.5厘米，也飾帶狀饕餮紋。青銅大圓鼎兩件，一件高73厘米、口外徑47.5厘米；一件高70厘米、口外徑45厘米；腹部均飾帶狀饕餮紋夾乳釘紋。其中一號圓鼎足高27厘米，飾獸面紋。?、通高37厘米、口外徑21厘米、平肩、“十”字形鏤空圈足。頸部和腹部除飾陰線外，均有帶狀饕餮紋夾乳釘紋相飾。大石磬、通長101厘米、腰寬23厘米、厚4厘米、玉石質、顏色灰白。背中有一圓孔,孔徑2.5厘米。表面光滑細膩，敲擊音色極佳。這批文物中還有青銅爵、钅斤、陶鬲、紡輪、網墜等（1）。
1990年3月29日《文物報》第一版在顯著位置以《山西平陸發現商代前期遺址》為題公布了這一發現，國內一些研究夏商史和商周青銅器的專家學者，先后有多人到此地進行考察。次年春，原運城地區文物工作站和平陸縣博物館對該遺址銅器出土地點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開探方6個，發掘面積達100余平方米。此次清理發掘的主要收獲是：清理剖面呈袋狀和底部呈鍋底狀灰坑2個、半地穴式房址5座。陶器有：大口尊、三耳甕、瓿、鬲、罐、簋、盆、甑、豆、觚、器蓋、網墜、紡輪、陶環等；石器有石杵、石鐮、石刀等；骨蚌器有：蚌鐮、骨錐、骨匕、海貝、卜骨等；銅器有：針、鏃、匕形器、钅斤等（2）。證實這是一處商二里岡時期文化遺址。
但時過十多年，關于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禮器：大方鼎、大圓鼎、?、爵和大石磬的歸宿問題一直是一個謎。因為這批珍貴文物考古界公認是一批商王室祭祀所用的重要禮器。既然是王室所用重要禮器，那么究竟是商代那一個王或王室那一支在此祭祀、又為何將這批貴重禮器留在此地呢？此地會不會與上某一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有關呢？從前莊遺址北與陡峭的石崖相連，南、西兩邊二十余米外的懸崖下即為波濤洶涌的黃河，東側有“石膏河”山澗流過，遺址北高南低，呈東西帶狀，總面積僅一萬平方米的情況來看。有人推斷：前莊遺址可能是一處商人祭祀遺址，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重器等可能是商某王祭河之用器（3）。那么，是商那一個王跋山涉水、不畏艱險到如此偏僻的三門峽大峽谷中設壇祭祀呢？會不會有商那一個王曾在此地或附近地區建過都呢？上沒有明確記載。
二、砥柱以東地區的考古調查和“糧宿商城”的發現
繼前莊遺址發掘之后，在砥柱（三門峽大壩）以東大祁村沿河一帶的二級臺地上，因修路又陸續出土了一批商代文物。其中青銅器有：爵、?、戈、刀等；石器有石斧、石鋤、石刀等；陶器有網墜、陶環、尊、瓿、鬲等器物殘片。大祁遺址出土的青銅爵與前莊遺址出土的兩件青銅爵造型花紋完全一樣，皆屬商代早期的“杯體雙柱爵”中的“平底寬體準分段式”爵。?屬“寬體分段平底式”?，為商代中期遺物。戈屬“有闌直內式、援寬而長，前鋒鈍尖、有上下闌、內作長方形、有穿”，明顯屬商代早期遺物（4）。至此，筆者開始對砥柱以東地區沿河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現砥柱以東的大祁村路段，平陸東沿河公路所經之處，有三分之一路段開鑿在黃河北岸的二級臺地上。這些二級臺地多為坡地，一般是北高南低，有些經過人的平整，原有面貌已經改變。臺地的面積少者幾畝，多者十幾畝，形狀也不規則。從公路下切部分的剖面看，曾零星暴露出一些商代灰坑、墓葬、半地穴式房子，以及夾雜有商代器物陶片的灰土層。雖然沒有進行大面積勘探發掘，但可以肯定，在砥柱以東，前莊遺址以西的大祁段沿河一帶大約1.5公里長的范圍之內。大大小小的黃河二級臺地上，在商代前期、中期都曾有過商人部落的居住或活動。粗略估計，這些臺地原有面積的總和大約在5萬平方米左右。但是，這些發現，并不足以解釋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重器的歸屬問題，那么在與前莊遺址東面搭界的糧宿村會不會有相同的發現或更重要的發現呢？
糧宿村：包括東糧宿、中糧宿、西糧宿三個自然村，總面積約45萬平方米。西面（西糧宿村）與前莊遺址搭界，此處是三門峽谷中一塊面積最大的黃河二級臺地，是古代人類居住活動、棲息的理想之地。二OO三年元月十二日，由筆者率領的7人考古調查小分隊終于在距前莊遺址直線距離1.5公里的糧宿村東面??東糧宿村，發現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從而為解決前莊遺址出土的這批商王室重器的歸宿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城址位居東糧宿村的中、東部。南瀕黃河，北面靠山，東面臨溝，西面與“中糧宿”為鄰。城址北高南低，東西寬200余米，南北長300余米，總面積6萬平方米以上。城垣現發現東、西、北三面。城垣北墻保存在地面上的長約170米，寬6?12米，殘存高度2?5.5米。城垣北墻外側被淹埋，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已遭受人為破壞的北墻內側。北墻內側的西段有當地居民在墻體上直接開鑿的窯洞，東段也有當地居民在墻體下部開鑿的洞式羊圈。北墻的中部，從西往東約60米處有一寬25米的缺口，疑為北城門。出北門通往山頂的路壕大致還可以看出其基本輪廓，路壕底寬5?7米。深淺隨地勢，淺則5、6米，深則十幾米。東城墻與西城墻在地面上幾乎看不到。但由于該城址東面臨溝，東城垣東北拐彎處臨溝的一面，即墻的外側，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墻下部的夯土層及城墻走向。在城東南角臨溝的一面，還可以時斷時續地看出東城墻南段的下部夯土層。從城垣的西北角往南約160米處，在當地一居民窯院的崖眉上還保存有長約3米、厚約2米的城墻夯土層，實為城垣西墻留下的遺跡。由于財力所限，對該城址僅限于地面調查，未能鉆探試掘，故整個城垣的情況還不十分清楚。南城墻在此次調查中未能發現。不過，從整個城址的地理形勢來看，該城東面臨溝，仍留有版筑痕跡，說明該城南面可能也有城墻，只是年代久遠、滄桑變遷、不復存在罷了。
從當地居民在城垣北墻東段開鑿的洞式羊圈洞壁剖面上看，墻體下面的生土基槽，口寬約11米，底略平，寬約6.5米，深約1.4?1.5米。基槽內夯土較松，夯層厚約15厘米。墻體比基槽稍寬，向上斜收。采用分段版筑，每段長約2.3?2.7米。夯層平且勻稱，褐紅色粘土與黃沙土質摻和，土質堅硬，孔隙很小，夯層厚4?7厘米，夯窩小而密集，圓形凹底，直徑約5厘米。此外，在墻體的表面，其腰部還留有當年固定夾板拴繩楔榫留下的孔洞，其孔徑一般在6厘米左右，深度未測。該城由于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筆者推斷：其西墻外側與中糧宿村之間的界溝，即為當年西墻外的護城壕。關于城墻的護坡未發現，城內的建筑布局因未勘探發掘尚不清楚。僅采集到少量夾沙粗繩紋灰、黑陶片和泥制灰、黑、紅陶片。可以判定的器物有尊、鬲、盆、罐等，與前莊遺址出土的同類陶器基本一致。在城址內當地居民平整過的梯田高埝頭剖面上，還發現了當時燒陶所留下的窯址遺跡和包含各種遺物的文化層。其厚度0.5?2米。
此次發現的東糧宿城址，雖然面積不大，筑城技術上既與河南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和湖北盤龍城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文化內涵與前莊遺址基本一致，其年代當為商代前期無疑。據此筆者推斷：東糧宿城址當年的主人就是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的主人。
三、“砥石”歷史地望辯
《史記》載：“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毫，從先王居作《帝誥》�！薄盾髯�?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對于商先王時期的八遷，王國維先生考證：1、契自亳遷居蕃一遷。2、昭明自蕃遷居砥石，二遷。3、昭明自砥石遷商，三遷�！�8、湯始居亳，八遷（5）。他認為，契居蕃，在今山東滕縣。對于昭明居砥石，他采信丁山先生的考證結論。丁氏認為：“砥石是由水和石濟水而來,水即今河北元氏縣南槐河”（6）。金景芳先生認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為遼水發源處，即今遼寧省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白岔山（7）。顧頡剛先生云：“昭明所居之砥石（見《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陜州）”（8）。也有人對王國維和丁山對契居蕃和昭明居砥石之考證不以為然。指出：“從商的先王契至湯已經遷徙過8次。所遷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東都和邶，而湯的都城則在亳，蕃在今山東滕縣境。砥石據說在今河北寧晉、隆堯兩縣間。”繼而又閃爍其辭：“以砥石置于寧晉、隆堯之間，亦只是根據文獻考證的結果。”嘆息：“古史渺茫，也只能暫作懸案。”（9）
從目前來看，“昭明居砥石”，一般人都采信丁山先生的考證結論，對于金景芳先生的觀點和顧頡剛先生的推測則很少有人問津，就連對夏商文化研究最具權威的學者鄒衡先生，通過對河北漳河中游的邯鄲、磁縣地區的先商文化的研究也認為：今河北省石家莊以南、邢臺以北一帶即為契之子昭明遷居的“砥石”（10）
實際上，顧頡剛先生的懷疑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前幾年，曾經使用過的山西省中學生鄉土教材上說：“商的始祖契到滅夏的湯共傳14代，先后遷都8次，契的兒子昭明第二次遷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陸縣東（11）。”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辭典》“砥石”條說：“砥石，地名，未祥，或以為砥柱。”（12）《水經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保�13）平陸古為虞國，戰國屬魏，秦為河東郡所轄，漢為大陽縣。砥柱在平陸縣東這是不容置疑的，但砥石究竟在那里。筆者支持平陸縣東說和顧頡顧先生“疑近砥柱”的推測。為什么？如果單從字面上看，“砥石”與“砥柱”僅一字之別，其原因何在？砥，磨刀石也，砥柱實際上是砥石柱的簡稱。砥石作為地名來講，有可能與“砥柱”同源，所以說砥石的地望極有可能就在今平陸三門峽大壩以東地區砥柱附近。準確一點講，砥柱以東、東糧宿村以西，這大約10公里范圍之內沿河一帶，就是昭明當年所居的砥石，“糧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
當然，筆者認為“糧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砥石”，不僅僅是因為“糧宿商城”地近“砥柱”，而是在“糧宿商城”附近發現了一批“商城主人”祭祀用的青銅禮器。而這批青銅禮器從規格上講只有商王室才能擁有。從厚重程度上看，前莊遺址出土的商代大方鼎明顯比鄭州商城杜嶺一、二號方鼎為早。雖然它們在器形上、花紋上有相似之處，但在重量上懸殊甚大。杜嶺一號方鼎高100厘米，重86.4公斤；二號方鼎高87厘米，重64.25公斤。而前莊遺址出土的方鼎高82厘米，重不到40公斤（斯按：當時未測重，筆者掂量過，約30公斤左右）。從絕對年代上講，前莊遺址出土的方鼎應屬二里岡下層東西。但它是不是昭明居砥石時所用的呢？這一點恐怕不大可能，因為昭明所處的相對年代即相當于夏初，即距今3900年到4000年的樣子，而二里岡下層的相對年代最多距今3700年。那么這些青銅器到底為誰所用呢？從上述材料來看，這些青銅禮器為“糧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是不是昭明呢？筆者認為：在昭明時代，商人恐怕還造不出這樣精美龐大的青銅器。這就是說，距今3900年前，當昭明攜帶早商部落從蕃（山東滕縣）遷到砥石居住一段，又從砥石遷到商（河北漳河）一帶后，他當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當商湯王正式在中原地區建國安邦后，砥石這里的商部落作為商王公貴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應享受王室的一切禮遇。所以說，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禮器這里也有，王室經常舉行的祭祀活動這里也同樣舉行。青銅大方鼎、大圓鼎、大石磬在前莊遺址的出土正說明了這一點。
那么當年昭明為什么要選擇“砥石”來安營扎寨呢？這與這里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是分不開的。當時這里不僅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疏松、易耕易種、十分適合粟類作物的生長。而且在“昭明之都”的西邊（現在的中糧宿村、西糧宿村）有廣闊的土地可以耕種，從大祁、前莊到糧宿的北部垣頂：東西南北、縱橫數十里、山上森林繁茂、山前草原廣闊、野獸出沒，鳥語花香。腳下河中有魚、澗中有蝦有蟹。這里野生植資源及動物資源十分豐富，是早期人類農耕、放牧、狩獵、捕魚十分理想的生存、棲息之地。大家知道：早商部落的畜牧業十分發達，昭明的父親契原居于黃河下游的山東滕縣一帶，至昭明才遷徙到砥石居住。當然，從地理形勢上看，這里屬峽谷深處，人跡罕至，不甚方便。但當時夏已在中原立國，四處擴大勢力范圍，對異族邦國皆采取征服的態度。盡管早商部落也是一支武力強悍的部落，但為了保存有生勢力，避免與夏發生武裝沖突，筆者認為：在遷徙砥石之前，昭明曾暗中派人到黃河中游一帶進行過考察，最后便開辟這里為他的新建根據地。
昭明率部遷徙，文獻記載為早商部落的第二次遷徙。他這種遷徙，但不是遷都。因為成湯以前，商王朝（國家）尚未建立，其遷徙就沒有遷都的含義，而只能視為商民族的移動。鄒衡先生說：“成湯以前的八遷，只能理解為商民族的八次移動，不能指定為某一地點，而只能大體確定某一地區�！保�14）筆者補充：成湯以前的八遷，無論是契自亳遷居蕃，還是昭明自蕃遷居砥石，或昭明又自砥石遷商，而只能視之為契之親族的部分遷徙，即與契或昭明有血緣關系的部族的隨遷，而絕不可能是整個商部落的大規模的遷徙。所以說這種遷徙，只能是他們親族內部的小規模遷徙。因為大舉規模的遷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允許的，是危及夏朝統治權力的。所以他們新開辟的根據地并沒有象樣的城池，其人口也有一定的限量。從“糧宿商城”遺址、前莊遺址、大祁遺址的地形和現存的遺跡來看，都屬于山寨性質。除“糧宿商城”之外，其他“山寨”并無寨墻，寨址都選擇在三面臨空、一面靠崖的黃河一、二級臺地之上，每個寨子往北都有一條通往山頂或垣上的路，往南有一條路通往河邊或澗邊。即一條路是人們外出耕作、采集、狩獵、放牧的路。一條路是人們取水、下河捕捉魚、蝦、蟹的路。寨子只有北門和南門，不管是防止野獸襲擊，還是抵抗外敵的人為進犯，其防御能力都是較高的。寨子內建有大小不等的房子，每個寨子可容納一、二百人�！岸汲恰眱瓤赡苋硕嘁恍烙嫯敃r隨昭明遷徙砥石的人數不過五、六百人。至成湯在中原立國時，砥石的“商人”可能到千人以上。
至于說作為“昭明之都”砥石的標志性建筑“糧宿城”，在當時為誰所筑，這只能通過考古發掘所證實。目前筆者給出的判斷是：此城始筑于昭明，但興盛時期并非為昭明所居，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禮器當為“糧宿商城”興盛時期主人祭祀用的禮器。
四、“砥石”與商王室的關系
前面筆者曾經寫道：“砥柱以東、東糧宿村以西，這大約10公里范圍之內沿河一帶，就是昭明當年所居的‘砥石’�！薄安粌H僅是因為‘糧宿商城’地近‘砥柱’。而是在‘糧宿商城’附近??前莊遺址、發現了一批‘商城主人’祭祀用的青銅禮器，而這批青銅禮器從規格上講，只有商王室才能擁有�！庇纱藬嘌裕骸斑@些青銅禮器為‘糧宿商城’主人、即商王室直系后裔所用是肯定的。在昭明時代，商民族恐怕還造不出這樣精美龐大的青銅禮器。這就是說，距今3900年前，當昭明攜帶早商部落從蕃（山東滕縣）遷到砥石居住一段，又從砥石遷到商（河北漳河）一帶后，他當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當商湯王正式在中原地區建國安邦后，砥石這里的商部落作為商王公貴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應享受王室的一切禮遇。”也許有人認為筆者的這種推斷是錯誤的，但1996年2月在鄭州商城西墻外發現的一個商王室重器窖藏，佐證了筆者的上述推斷。
該窖藏共出土青銅器12件，其中大方鼎4件、?2件、爵2、簋1件、戈2件、鉞1件。奇怪的是4件大方鼎平面都作正方形，口沿兩側部位有豎立的兩個環耳，腹下四角為四條直立的上粗下細的圓柱形足。在1號、2號鼎的腹身均飾有饕餮紋和乳釘紋。饕餮紋都作帶狀分布于鼎腹上部、乳釘紋飾于鼎腹的兩個側邊和下部。3號、4號鼎的腹身外僅飾有帶狀乳釘紋，鼎足上部外側飾三角紋。每件鼎的腹壁和足部都有煙熏痕跡。方鼎的高度依次為83、75、64、59厘米（15）（重量不詳）。
有關專家認為：鄭州商城西墻外發現的這批青銅器，雖是繼鄭州杜嶺和回族食品廠之后發現的第三坑窖藏青銅器，但一次出土4件青銅大方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每件大方鼎的大小高低都不一致，具有列鼎性質。為研究商代王室用鼎制度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那么“砥石”一次出土三件大鼎又說明了什么呢？前面筆者已經介紹到：與大方鼎同時出土的還有兩件大圓鼎，一件高73厘米，一件高70厘米，如果拿鄭州商城西墻外發現的四件青銅大方鼎與“砥石”出土的一件青銅大方鼎和兩件青銅大圓鼎作比較的話，應該說“砥石”主人與“商王”使用的重器毫不遜色，表明器物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是一個級別。
關于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大方鼎、大圓鼎的年代問題，有人對前莊遺址出土的銅器和陶器與河南諸處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進行過比較分析，認為前莊遺址出土的這批銅器“其準確時代應定在二里岡期第三段第Ⅴ組到第Ⅵ組之間，而更接近于第Ⅵ組（16）。”筆者認為前莊遺址出土的大方鼎、大圓鼎應該與鄭州商城西墻外出土的四件大方鼎的年代大體同時或略早，其鑄造地應該在鄭州。因為在前莊附近一帶沒有發現銅器作坊遺址，距離前莊遺址百里之內也無銅礦可采。筆者推斷：前莊遺址出土的這批青銅重器是商王室分送給砥石某王爺享用的�！绊剖彪m然地處偏僻的三門峽大峽谷，但由于具有特殊的地位，當時仍是一個與商王室保持直接聯系的重要“故都”。這個“故都”的主人，在商定都中原以后，管轄的范圍不僅僅是平陸砥柱以東至東糧宿村以西沿河一帶，極有可能對其周圍方圓百里的土地都進行兼管。生活在這一地域之內的人們，都有可能對“砥石”主人進行納貢。“砥石”雖小，但它可能擁有奴隸制國家控制下的一切權利機構。當時這里不僅有商某王爺主政，而且有保護商某王爺財產、維護商某王爺尊嚴、對外防止入侵、對內防止叛亂的軍隊，大祁遺址出土的兵器戈、以及前莊遺址出土的大量的銅鏃即說明這里擁有武裝力量存在，從一定程度上講：這里可能還設有監獄。
由此看來，糧宿商城當年絕非普普通通的山寨小城，而是一個與商王室保持密切聯系的“要邑”，它的廢棄大約與鄭州商城王都的興衰有關。有關“糧宿商城”的調查材料尚未正式發表，作為一個學術課題來探討，筆者期盼更多的專家學者去關心、去參與。建議有關部門把該城址的考古發掘計劃作為“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來立項，想必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糧宿商城”真正面貌一定會呈現在世人面前。
注釋：
（1）拙作：《平陸縣前莊商代遺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
（2）李百勤：《山西平陸前莊商代遺址清理簡報》、《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
（3）山西省考古所陶正剛先生到此地考察時說，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器可能是商某王祭河之用器。
（4）大祁遺址出土的戈與馬承源先生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48頁圖2相同、45頁稱此式戈為“有闌直內式”。
（5）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6）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氏族文化》載《史語所集刊》第五本。
（7）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國北方說》1978年，見金景芳網頁。
（8）顧頡剛：《殷人自西徂東札記》、《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249頁。
（9）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三冊，第二節《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間的道路》。
（10）鄒衡：《夏商周考古學集》第肆篇：《論湯都鄭亳及其前后的遷徙》、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13頁。
（11）山西省廳編寫的中學生鄉土教材，“歷史”補充教材。1993年印行。
（12）《中文大辭典》第二十三冊，“砥石”條。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民國五十七年版、364頁。
（13）《水經注?卷四河水》、岳麓書社出版、1995年1月版、第60頁。
（14）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版、211頁。
（15）《商王室重器在鄭州重見天日》、《中國文物報》1996年4月21日第一版。
（16）張崇寧：《山西平陸前莊商代遺址分析》、1998年河北邢臺中國商周文明國際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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