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探源謅議

陳淳

　　新世紀伊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這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一件大事。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研究中心集中了國內外的學術力量，展開多學科、全方位的協作攻關，以解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背景機制和發展過程問題為己任，進而探討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1），這標志著中國文明探源的工作正式與國際接軌，將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的研究置于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體系之中。為了表示對研究中心成立的祝賀，本文想從世界文明探源的發展現狀，來談談我們努力的方向。 　　一、研究目標 　　最近，我國“九五”國家重點科技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驗收，并被評為1999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了9個課題和44個專題的多學科聯合攻關，制定了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2） 。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來看，其研究目標主要是解決時代問題，尚未涉及社會演變機制的問題。 　　早在1992年11月，位于美國新墨西哥州的美國研究中心邀請了十位權威學者，對國際學術界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研究進行了回顧和展望，認為在過去25年里各國學者就探索早期國家的興衰原因的課題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并希望能在此基礎上，為一系列理論課題提供新的啟示。這些課題包括：早期國家的運作和結構、它們的規模和疆域范圍、國家層次的政治和經濟機構的性質、早期國家的多樣性以及對它們進行系統比較的重要性（3）。對我國和西方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視野、方法和目標作一比較，我們發現兩者之間仍然存在一定距離。比如，盡管夏商周斷代采取了多學科的方法，但是它的視野和目標還是以歷史編年學為導向，它關注的是“何時”的問題。然而，國際上的同類研究更注重文明和國家起源和消失的原因，學者們關注的是“為何”的問題。換言之，當前國際探索的焦點是文明興衰的因果關系，并且試圖了解世界不同地區早期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共性和個性。 　　中西方學術界文明探源之間的差別，一定程度上是由學術傳統造成的。我國傳統史學的思維和研究方法對這項課題的研究影響至深，而且這項探索主要是由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所主持，使得傳統史學關注的問題成為今天研究的基礎。歐美學術界的文明起源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科共同關心的問題，自開始起就著眼于對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等各項制約因素、及其對這一社會演進過程動因的探討。于是，人口、環境、資源、戰爭、居址形態、貿易、葬俗、手工業、祭祀等因素，都成為綜合分析的對象。
張光直先生曾對中國文明探源研究提出過這樣的看法：“為什么近十年來的學者對‘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這個問題僅僅限制在‘中國文明是從什么地方來的’這個問題上來理解？為什么不討論文明前的社會產生文明的內部的動力的問題？（4）”張先生認為，中國的材料，不管是考古學的還是歷史學的，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材料，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是中國學者從一般法則上對社會科學作出貢獻的最好機會。他提出，我們要打破“國學”孤芳自賞的傳統，將中國社會史放到社會科學的整體框架中去研究。他為我們提出了三點建設性意見：（1）要深入研究中國的史料；（2）盡量了解學習世界史；（3）深刻了解各種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有了這三個條件，我們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能適用于中國，哪些理論需借中國的史實加以修正，以及從中國的史實中可以得出那些新的社會科學理論。這里的史實應當包括了考古學的最新成果。他預言，如果能夠做到這點，社會科學的21世紀應當是中國的世紀（5）。 　　二、重視理論研究 　　科學進步的標志是提出高層次的科學理論。而科學的認識也不是簡單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來解釋事實，即知其所以然。理論開辟對某種未知事實的探究方向，提出我們認識某種現象的闡釋方案。 　　誠如郭沫若所言，“我們中國的歷史素來沒有科學的敘述（6） ”。中國的學術傳統表現為利用史實的選擇和描述來表達歷史學家對價值系統的主觀判斷，缺乏邏輯推理的抽象思維。于是長期以來，我國的歷史學和在這種歷史觀里培養出來的考古學家，也就特別重視材料的獲取和考證，而不信任主觀理論，常以為“理論”不過是一種成見（7）。我國學者也常以為，經驗的觀察是不受任何理論影響的。只要我們不帶成見地進行觀察，那么經驗的積累就可以上升為科學的理論。 　　其實，感官的識別并不表明你已經認出了什么。即使從大量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客觀的描述和比較畢竟只涉及事物及其它們之間關系的表象，并非事物現象和本質之間的因果關系。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現象背后的原因和規律，這些原因和規律往往不會暴露在我們直覺的視線里，需要學者們設計各種理論和方法予以解讀。所以，理論的根本作用是意在解決文明起源背后“為什么”的問題。如果我們將文明起源的斷代工作看作是確定一個新生兒的生日，那么文明起源的理論研究就是要解決這個新生兒是如何孕育以及怎樣誕生的。
中國文明的探源工作應當從豐富的考古和文獻資料來檢驗各種社會演變理論，并從中國的案例中發現復雜社會演進在形態上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并探究中國的案例能否對社會演變的通則性研究提供新的視野。中國也應當為目前國際上討論熱烈的文明起源的動力問題提供獨特的證據和啟示，比如，中國早期國家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機制起主導作用？如果能夠證實國際上流行的再分配機制的發展也是中國早期國家起源的動力，那么中國文明探源的實例研究對社會科學通則的完善無疑意義重大。 　　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遜對理論有以下一番說明，考古學單憑常識性解釋是遠遠不夠的。事實和現象固然重要，但是沒有理論，它們不會吐露真言�？脊艑W家和廢銅爛鐵收集者之間的區別在于，我們要用一套法則將那些事實和現象轉化成對過去有意義的解釋。過去和現在之間有一條鴻溝，需要考古學家建立一座連接的橋梁，這座的橋梁就是用來闡釋的理論與方法。否則，考古學就會停留在“古物學”的時代，根據其本身特點來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將它們看作是了解過去的證據（8）。 　　再有，社會科學理論的探討對于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如何從物質現象和文獻記載來判斷早期國家的形態至關重要。對于理論在國家探源上的意義，美國著名考古學家弗蘭納利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哺乳動物原來是由動物學家所定義，于是古生物學家可依此來分辨它們的骨骼。國家最初是由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所定義，于是考古學家才能據此來分辨其結構的形態（9）。我國學者在運用文獻與考古資料來探討二里頭遺址在夏代研究中的地位問題時，一直處于缺乏共識的紛爭狀態，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缺乏對早期國家形態的科學理論探討。中國的典籍中雖然有“國家”和“朝代”的稱謂與敘述，但是這種稱謂與敘述畢竟和現代政治人類學對早期國家所下的科學定義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一種從歷史事件的描述和考古現象的觀察來判斷早期國家形態的科學方法論，是理論探討的關鍵所在。 　　三、視野與方法 　　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國家”四階段的社會進化模式，取代了摩爾根的“蒙昧”、“野蠻”、“文明”三階段的文化進化模式。雖然人類社會的形態紛繁復雜，但是塞維斯的劃分并被認為是對社會不同階段的準確概括而為國際學術界所接受。由于人類學理論是抽象的規律概括，而歷史學和考古學處理的是直觀的事實，于是強調客觀性的我國歷史學家便會難以分辨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之間的不同，而常常下意識地偏向于相信直觀的客觀事實而懷疑抽象的規律。比如，我國學者對西方引入的“酋邦”概念表現出大相徑庭的看法，有人認為它舉足輕重，但有人則認為它沒有普遍意義。其實人類學認為，處于相同發展層次上的社會，可以擁有完全不同的物質文化。比如，擁有精美青銅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擁有雄偉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兩者都符合早期國家的概念。因此，世界乃至中國各地的酋邦也完全可以擁有迥異的物質文化和社會形態。我們應當慎重考慮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之間的區別，從直觀的現象來從事抽象的規律認識是科學探索的精髓所在。文明起源在人類學研究的范疇常被稱為社會復雜化過程，而從考古學上來分辨文明和國家起源有賴于多元文化變量的綜合分析，其中有些變量較難從考古記錄上予以觀察，所以，這些文化變量和證據的獲取需要不同學科專家的共同努力。
從考古學來分辨復雜社會的演進，西方目前已發展出一套從聚落形態來判斷社會和政體發展層次，以及觀察史前社會從部落向酋邦和國家發展的理論和方法。這一方法的精髓，就是從人類居址逐級向心聚合的過程和布局及規模的變遷、以及社會內部資源和能量分配上的差異來分析社會結構的等級化。其分析的變量中還包括人口規模、信息傳遞方式、貿易、手工業、獲取戰略資源的不同途徑、社會結構、戰爭、等級、管理階層的性質等。 　　自給自足的農業聚落和標志文明誕生的城市是差異很大的社會文化單位，因此在考古研究上應當區別對待。對于一個城市的判定不單單在于它的規模大小和是否存在城墻，而是取決于它與周邊社群的依存關系，因此復雜社會的研究更側重于一片區域中大型聚居中心和周邊聚落群的整體研究，而不只是一個城址的孤立研究。研究一個區域文明和國家起源，聚落形態結構與規模的演變結合整個社群在人口、經濟、社會政治形態、貿易、戰爭的綜合分析，可以對文明和國家的孕育和發展提供非常關鍵的信息。 　　有一種理論認為，早期國家的復雜社會至少以三個層次的聚落形態為特點，標志不同級別的管轄機制`，這就是村、鎮和城市。不同層次的社群在整個復雜社會中發揮不同的功能，維系著整個社會的運轉和生存。于是，不同地位和不同等級的社群往往因為在控制戰略資源和財富分配中作用的不同而會在考古記錄中顯示出明顯的差異。比如，祭祀建筑的大小可以標示社群的規模和級別，而貴族的居所也可能和平民有所不同。酋邦和早期國家墓葬的研究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復雜社會常有大型的墓地，對人骨的研究可以提供食譜、疾病、年齡比例、性別以及民族種群的珍貴信息，而從葬俗和隨葬品上則可以清楚分辨社會成員的地位和等級（10）。 　　四、小結 　　中國文明探源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的殷墟發掘，建國后夏代的研究成為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焦點。隨著考古工作的展開，大量出土材料表明，中華大地上的文明猶如“滿天星斗”。這些湮沒的史前文明雖然存在一定的相互影響，但是相當部分是在當地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獨立形成的，并且其中絕大部分都沒有能夠向更高級的復雜社會演進。因此，在探討文明起源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探索文明消亡的原因。像良渚和三星堆等一批史前璀璨文明的興衰，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案例來進行文明起源和發展不同軌跡的比較研究。如果我們能夠搞清楚中華大地上文明興衰的不同機制，21世紀是社會科學的中國世紀將成為現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為多學科的聯合攻關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臺，我們熱烈期望在國內外專家的同心協力之下，充分發揮國內專業力量的優勢，并努力吸收國外的先進理論與方法，一定能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成果，使中國的文明起源研究為世界社會科學對人類古代社會史研究提供通則性的認識，讓中國的學術成就躋身世界學術強國之林。注釋 (1)發刊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001年1期。(2)李衛，解冰，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重大，《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中國文物報，2000年11月12日。(3)Marcus,JandFei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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