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研究論集》序
李學勤
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夏文化研究論集》，內容豐富，但充滿了不同學術見解的爭論。大家知道，夏代的歷史和文化，是近年以來學術界一個非常熱門的問題，正在許多學者關切和研究之中。隨著有關研究不斷深入，種種觀點引起爭論，是當然的，甚至可以說是必要的。應該講，彼此有別以至相反的看法，在推動研究的進展上都有積極的作用。
關于夏代歷史文化的書，晚近已有若干部出版。例如1985年，河南省考古學會、河南省博物館將三十年代起的多篇論文輯集為《夏文化論文選集》，同年，中國先秦史學會也專門編輯了一本《夏史論叢》。1987年，孫淼先生的《夏商史稿》問世，其上篇《夏代史》長達二百三十余頁。1988年，鄭杰祥先生的《夏史初探》印行，更是第一部夏史專書�，F在這本《夏文化研究論集》，又包含了很多新的成果，由之讀者不難看到這方面研究逐步前進的軌跡。
《史記》于《五帝本紀》之后，即繼以《夏本紀》、《殷本紀》。歷代史籍，都不懷疑夏朝的存在。晚清開始，疑古學風興起，有學者就此質疑，但很多著作還是相信歷史上曾有夏代。這主要是因為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證明《史記·殷本紀》中商代世系的記述基本是真實的，從而推想《夏本紀》也不會全屬杜撰。在以甲骨文印證《殷本紀》上功績最大的王國維先生，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時便說：“……《史記》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辭證之，雖不免小有舛駁，而大致不誤，可知《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而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
王國維的見解，很足以祛疑起信，不過信念究竟不是實證。商代的實有，是由甲骨文及殷墟的田野考古確證的，所以大家也期待著夏代的問題能沿著同樣的途徑解決。1930年，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追論及補遺》里，就為夏禹問題提出“準實物的材料”。
夏代的歷史存在是否能以證實商代一樣的途徑解決，我認為是不一定的。商代世系的論證根據的是甲骨文，甲骨文能被發現，是由于殷商時人有用龜甲獸骨占卜的習俗，并且有在所用甲骨上契刻卜辭的行為。對于殷商這樣的文化來說，這種習俗行為實在是特例，并沒有出現的必然性�？梢栽O想，當時用其他材料來占卜，或者占卜后把卜辭記在竹木質的典冊上，那么卜辭便不會保存下來。我們知道商代是有竹木簡的，但簡的實物迄今未能發現。夏代的情形也許正是這樣，盡管有文字，卻沒有多少能傳留至今。我們不能把希望單純寄托在文字的發現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指出：“目前探索的夏代文化，它的范圍比夏文化要窄一些，涉及的時空觀念都比較具體，它是指夏禹至桀這一特定時期的，包括文獻所記的十四世十七王，約四百余年間的文化遺存。就地域來說，主要是在傳說夏王朝的活動范圍之內�！卑凑者@樣的時空觀念，將文獻與考古的研究結合起來，問題應該終有明朗的一日。談到夏代的探索，我常聯想到德國著名的考古學先驅謝里曼(Heinrichschliemann)發掘洛伊的工作。他自幼熟諳荷馬史詩，確信史詩有真實的歷史背景，不顧時人的譏諷嘲弄，毅然發掘希薩立克，完成了特洛伊城址的重大發現，重新揭示了希臘古典時代以前的文明。謝里曼的這種精神，難道不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嗎?
中國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數的獨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夏代的探索和研究，對于闡明中國文明的興起與發展，意義殊為重大。我們一定要把這方面的工作，堅持不懈地進行下去。
這本《夏文化研究論集》的各位作者，在學術研究上都有很多成就，在論文中為夏代的探索作出了貢獻，我讀后深受啟迪，從而敢推薦給讀者。對于為編輯、出版本書投入了大量精力的幾位朋友，在此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夜
原載：《夏文化研究論集》中國先秦史學會 洛陽市第二文化工作隊編 中華書局1996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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