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元時期的禁賭律令之嚴，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有關賭博的專著頻出，賭博種類日益增多，賭博現象滲透到每一個階層，賭風日益昌盛。本文在綜述這種昌盛賭風的同時，并試圖探討其泛濫的原因。至于遍及民間的關撲現象，過去認識不夠，或只把它看作是一種單純的娛樂。作者在此認為關撲是一種明顯的賭博，其主要特征是賭物。
關鍵詞：宋元 賭博 賭風 關撲 禁賭
賭博，按法理學的解釋，是以金錢或財物作賭注，以營利為目的，通過各種形式的輸贏較量后，使賭注在參賭人之間發生轉移的一種行為。
賭博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源遠流長，據《古今圖書集成?博戲部雜錄》記載，早在先秦時期已較普遍。到秦漢時期，賭博的種類逐漸增多。此時，通稱之為“博”（或?）、“博戲”、“博?”等。唐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賭博現象更是滲入各個階層。賭博，作為專有名詞正式出現�！短坡墒枳h》中的《博戲賭財物》條，首次把“博”與“賭”聯系在一起，作為一個法律條文，這可視為賭博一詞的雛形。北宋蘇軾在一篇奏議中記道：“城中有開柜坊者百余戶，明出牌榜，招軍民賭博�！� [1] 晏殊亦有詞云：“家住西秦，賭博藝隨身�！� [2] 賭博一詞正式形成。到明清時期，各類賭博更加活動猖獗，被稱之為國粹的麻將（原稱馬吊）開始出現，并迅速彌漫全國，一些斗戲更是發展到高峰。鴉片戰爭后，一些西洋賭術諸如跑馬、輪盤賭、撲克等引入中國，使得中國的賭博文化更顯紛繁龐雜。賭博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賭博的社會危害與宋元禁賭
１、賭博之危害
賭博前提就是利己，而這種利己又是以損人為前提。宋元時期，因賭博盛行，由此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亦相伴之而生。以至貪贓枉法、擾亂社會，甚至殺人越貨等現象，在當時亦時有發生。
其中《宋史?王安石傳》有載：“有少年得斗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 [49] 而《燕翼詒謀錄》則更明確記載：“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兇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殺人�！� [50] 《武林舊事》中謂此等人為“白日賊”，他們“穿窬?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 [51] 賭博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宋《名公書判清明集》記有這樣一個案例：“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于衢州南市樓上，開置柜坊，樓下開置茶肆，以妻為餌。徐慶三、何曾一、王壽、余濟皆與逾濫，與以錢物，群聚賭博，實為欺騙淵藪�！泵麨椴杷�，實為妓院賭場。一次支乙、鄭廚司誘陸震龍至，其同伙余濟等“能將骰子兩只，當留六面大采靠攏”，使陸震龍很快輸光了身上的二百五十貫。二鼓時分，不愿服輸，且不明究里的陸震龍，回家取來僅有的一百五十六貫，孤注一擲。余濟等故伎重演?出老千，“共騙贏陸震龍一人錢物”。陸震龍再次典當身上全部衣物來賭，但照樣一去不回，且倒欠二十貫。以至他“深夜欲歸，無衣可著”。但無賴支乙仍“急欲陸震龍贖當還錢”。因“取之既急，恐之又甚”，陸“在家自縊而死”。 [52] 大臣蔡久軒斷此案曰：“財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其能存？是支乙、余濟等雖不殺之，勢實致之死地�！薄凹榛剑瑒虞m十數為群，以賭為名，欺騙取材，次等風俗，安可不輯！” [53]
其實， 賭博給社會造成的危害遠不止此。由于柜放賭局公開招軍民賭博，賭風也滲入軍隊。這不僅敗壞軍紀，影響戰斗力，更增加社會不安的因素。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真宗時“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質軍裝賭博，既不勝，遂謀以五鼓未盡伺擊陌上行人，棄尸河流，取衣物貿易，以贖所質。” [54]
而一些官吏在嗜賭成癮后，貪贓枉法者亦大有人在，此則危害更深。如北宋初年龍捷都虞候田紹斌，“嘗盜官馬，貿直盡償博進�！� [55] 而賈似道斗蟀誤國，則更是罪及千秋。以至一些有識之士，大聲疾呼：“不防其微，必為大患”。 [56]
由于賭博不是通過正當的勞動，而是僅憑“運氣”，從而使得社會財富發生頻繁轉移。而這種轉移絲毫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益處，反而養成一種僥幸和投機心理，增加了社會動蕩和不安的因素。賭場中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寡廉鮮恥等一切社會丑惡現象，在這里一覽無遺。禮儀和廉恥在這里不見了蹤影，從而造成了社會風氣的急劇敗壞。而一些賭徒的孤注一擲，以致造成傾家蕩產、賣妻鬻子，更是給社會帶來遺患無窮。故此，自秦漢以來，歷代政府均頒布了一系列禁賭措施。宋元亦不除外。
２、宋元時期的禁賭
宋立國之初制定的《宋刑統》中就規定“諸博戲財物者各杖一百，贓重者各依已分，準盜論。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 [57] 對賭博按盜竊罪論處可謂處置亦嚴。鑒于賭風太盛， 太宗于淳化二年二月再下詔：“京城蒲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 [58] 對此詔令，《宋會要輯稿?刑法志》記載更詳：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十九日詔曰：京城先是無賴之輩相聚蒲博，開柜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為器用雜物。并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斬。隱匿而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為柜坊者，并其同罪�！� [59] 對賭徒處以此等重刑，可謂歷史罕見。而在宋真宗年間，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立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立之詰問。立之引伏。命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 [60] 即使是登科進士，只要以前犯有賭博罪，除革除功名外，罰銅四十斤，還要處以流刑。這說明至少到宋真宗年間，對禁賭詔令的執行還是相當嚴格的。
與宋并立的遼金王朝，也頒布了相應的禁賭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 而且金世宗還為之解釋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 [61] 世宗希望通過重點打擊品官賭博來制止社會上的賭風。講禮儀和廉恥，對嗜賭成性的賭徒來說，似乎是對牛彈琴，杖刑自然也無法遏制猖獗賭風。于是金世宗再次下詔：“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隨舍。余食糧差操亦此意也�！痹噲D把對官吏賭博的處罰，同其政治和經濟利益掛鉤，可是同樣收效甚微。但金朝這一品官犯賭博法的制定，開創了明令禁止官吏賭博的先河，為明清時期法律中禁止官員賭博律文的出現和完善奠定了基礎。
元則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更為詳盡的禁賭法令。元世祖在至元十二年二月下詔：“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 [62] 《元史?刑法志》更有具體律令：“諸賭博錢物者，杖七十，錢物沒官，有官者罷現任，期年后雜職內敘。開張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應捕故縱，笞四十七，受財者同罪。有司縱令攀指平人，及在前同賭之人，罪及官吏。賭飲食者，不坐。諸賭博錢物，同賭之人自首者，勿論。諸賭博，因事發露，追到攤場，賭具臟證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論，不以展轉攀至革拔�！� [63]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從賭博罪行的認定、處罰的細節、職官的責任，均有詳細的規定。由此從另一個側面，亦反映出當時賭博現象之普遍。
面對社會這種賭博惡習，士大夫中一些有識之士和地方官吏，紛紛發出禁賭倡議并嘗試禁賭措施。
《清波雜志》載：“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本乃月（應為‘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64] 宋神宗年間，改革家王安石更明確提出，賭博廢事失業，極力反對。據《拊掌錄》載：“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65]
而地方官吏對賭博的危害則認識更深，并嘗試禁賭。大臣方秋崖曰：“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賭博，終而盜賊；始而嬉戲，終而斗毆；始而和同，終而必爭。敗事喪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 [66] 于是，一些地方官吏在政府禁賭不力的情況下，嘗試用自己的方式禁賭�！爸浇ń窠K蘇州）胡穎（胡石壁）宣布：“本府嚴賭博之禁，與禁盜賊同，蓋以賭博不已，必至為盜故也�！� [67] 《宋史?薛季宣傳》亦載，時患盜，季宣行保伍法，“禁?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 [68]
在中國歷史上，對這種帶有病態的文化活動，歷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對賭博處罰最為嚴厲者，首推宋元時期，輕者罰金配遣，重者處斬。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賭博的種類輩出，有關賭博的述作層出不窮。舉國上下，上起皇帝官僚，下至平民乞丐，紛紛參加。至于遼道宗晚年以擲骰來量彩授官，更是前所未有。
賭博，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至今影響頗深。但史學界對之一直重視不夠，宋元時期更是如此。查閱近年來的宋元史研究成果，僅有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中國賭博史》（蕭梅花、郭雙林著），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黑白二十四史》（杜永明主編），兩書對宋元時期的賭博現象均有論述，但都局限于對當時幾部賭博專著的闡述。而有關專題論文，至今亦尚未發現。本文試就宋元時期的賭博活動進行較全面的探討，不妥之處望批評指正。
一、宋元時期賭博的種類
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在《打馬圖序》中曰：“夫博者，……且長行、葉子、博?、彈棋，近世無傳者。若打褐、大小豬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弦、樗蒲、雙蹙融，近世廢絕；選仙、加減、插關火，太質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唯可容兩人；獨彩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 [3] 由此可見，宋元時期的賭博品種紛繁復雜，但多已失傳且難以理解。
考宋元時期流行的賭博種類，在繼承隋唐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其主要的賭博種類，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幾類。
１、 球類賭
主要有蹴鞠、擊鞠和捶丸。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球戲發展的一個高潮。承襲隋唐以來的蹴鞠和擊鞠，在這一時期得到興盛。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大宋皇帝的垂青，得以迅速發展，并傳入遼金。這種博戲類似于今天的足球，兩隊比賽以進球多者為勝。亦有二人、三人比賽，但不用球門，僅憑控球技巧取勝。擊鞠和蹴鞠類似，但擊鞠為騎馬擊球，類似于馬球。由于蹴鞠和擊鞠對抗性太強，宋元時期在其基礎上發明了一種新的球戲?捶丸。這是一種杖擊球入窩的博戲。以擊球入窩所用杖數少者為勝。此項活動場地和人數限制不大，加上當時宋徽宗和金章宗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得到迅速發展。蹴鞠、擊鞠和捶丸本身是一項體育運動，但和隋唐時期一樣，這類球戲被用來賭博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尤其是捶丸。元代出現的捶丸專著《丸經》，更是對捶丸賭法有詳細的規定。球類賭由于受場地、規則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會。
２、 奕棋類賭
主要指圍棋和象棋。圍棋在這一時期得以繼續發展。而隋唐時期衰落的象棋，在這一時期獲得了重大的發展。由于兩宋皇帝大都喜歡象棋，尤以徽宗趙佶為甚，而且徽宗還用其擅長的瘦金體御書棋子。并據曹勛《北狩聞見錄》載，甚至在其被擄北去時，也未忘記帶上象棋。南宋時高宗趙構等帝王更是大力推廣。從而使得象棋在當時得到迅速普及。原來種類眾多的大小象戲（及象棋）在這一時期基本定型。這在現代中國象棋發展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盡管在隋唐時期博弈開始分離。博戲進一步粗俗化，成為一種謀取財物的手段，奕棋則成為與琴、書、畫并稱的所謂雅戲。不過，這種博弈分離，在當時只是相對而言，但實際生活中弈棋賭從未中止，弈棋賭仍然是當時一種重要的賭博方式，且盛行于各個階層之中。如前李清照的敘述，就認為大小象戲（即象棋）、弈棋均為博戲。而南宋的洪遵則更是明確指出：“博之名號不同，其志于戲一也。然弈棋、象戲，家澈戶曉，至雙陸、打馬、葉子，視明瓊為標的，非圖則無以得仿佛�！� [4] 當時，弈棋賭流行于各個階層，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社會更是鐘情于此。
3、擲骰類賭
宋元時期，除了球類賭和弈棋賭外，還有很多種賭博方式。這里我們把需要擲骰子（及色子）的，皆歸為擲骰類賭。此類賭博品種主要有承襲隋唐的雙陸、彩選以及宋元時期新出現的打馬、除紅、響?等。此類賭戲玩法各異，且復雜多變，但它們有個共同的特點，即均需要用骰子，另有枰（棋盤）、馬（棋子）、圖譜（根據所擲彩數的貴賤，決定進退的各種規則）、籌（參加者每人出相同數量的錢作為賭注）。很明顯，這類博戲均來源于三國時期的波羅塞戲和樗?。其中彩選，風靡各地，并有劉?加以發展，著有《漢宮儀》一書。雙陸，雖有洪遵的《譜雙》問世，但因賭法繁雜，南宋時在中原地區逐漸衰落，但在遼金極為盛行。中原地區代之而起的是打馬、除紅、響?。流行的打馬，由李清照對當時源于雙陸的幾種打馬進行精簡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專著《打馬圖》。而此時出現的響?，玩法同打馬類似，但亦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則稱之為“肉棋”。宋揚無咎對之進行研究，著有《響?譜》一書。至于除紅則是僅用四粒骰子和一份圖譜，不用棋子，簡潔易行，俗稱“豬窩”。元末明初時，楊維楨對此種博戲的骰彩重新立譜，撰有《除紅譜》一書。其中彩選和打馬至明清時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擲骰類賭，極為富麗，賭注較大，玩法相當復雜。除擲彩需憑運氣外，還需在行棋過程中斗智。顯然，這類賭戲是達官貴族、閑雅文士的專利。
４、斗禽蟲類賭
斗禽蟲這種古老的賭博方式，先秦時期即已存在。 斗雞、斗鴨、斗鵝、斗鵪鶉、走馬、走犬及斗促織等在宋元時期都非常流行。其中源于唐朝的斗促織，在這一時期獲得迅猛發展，并有多部專著出現，尤以賈似道的《斗促織》影響最大，并為明清時期斗促織高峰的到來，奠定了基礎。由于這類賭戲不受場地、人員、賭注等限制，故在當時風行于各個階層，尤其是民間非常流行。
５、錢幣賭
宋元時期民間還流行直接用錢幣來賭。錢幣賭通常有兩種：一為攤錢，又稱意錢，辦法是隨手取錢幣若干，放入器皿中搖動，開時數錢幣，以四為盈數，其余數為零，一、二、三，押得者獲勝�！度蔟S五筆》曰：“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為之攤�！� [5] 另一種為捻錢，又稱擲錢�！敖袢藬S錢為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 [6] 字、幕即正面反面。這種賭博方式簡單快捷，主要流行于中下層社會。
６、 關撲賭
隨著宋元時期賭風的盛行，賭博活動亦深入到當時蓬勃發展的商業領域。并形成了一種新的賭博方式?關撲。有關記載，在宋元時期的筆記小說中隨處可見。所謂關撲，即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賣，亦可以撲。關撲雙方約定好價格，用頭錢（即銅錢）在瓦罐內或地下擲，根據頭錢字幕的多少來判定輸贏。贏可折錢取走所撲物品，輸則付錢。很顯然，關撲由錢幣賭發展而來。由于關撲和商業活動緊密相連，故關撲有其特殊性，即一般不賭錢，而是賭物。也正因為如此，過去史學界一般均把它歸之為娛樂。事實上賭物也是一種賭博。而且當時的關撲還不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有時賭得很大，“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 [7] 故此，作者認為關撲也是一種明顯的賭博。關撲這種亦商亦賭的方式，簡潔明了，且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故在民間非常盛行。
此外還有葉子格戲（即后世的紙牌）、昭和牌（即牌九）等。由于賭和社會生活緊密相連，賭的方式多種多樣，在此難以一一敘述。其中雙陸、弈棋、錢幣賭、關撲和各類斗戲最為流行�？傊@一時期的賭博，可謂種類繁多，并有了很大發展，對后來的明清亦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宋元時期參與賭博活動的社會階層宋元時期熱衷于賭博的人士，上至帝王，下訖尋常百姓，以至地痞無賴三教九流，可謂是無所不包。
１、帝王嗜賭
宋元時期熱衷賭博的帝王大有人在。如流傳的《宋太祖蹴鞠圖》，所繪的六個蹴鞠者分別是趙匡胤、趙光義、趙普、石守信、黨進和楚昭輔。除了皇帝就是開國元勛。而南宋的孝宗趙?更是迷戀到癡狂的地步，“時召諸將蹴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布沙除地。群臣屢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 [8] 一次差點為之送了命。 此外兩宋皇帝還酷愛象棋。其中尤以徽宗趙佶為甚，并且用擅長的瘦金體御書棋子，對今天的中國象棋的影響頗深。
當然，蹴鞠和象棋有游戲娛樂的成分，但這種帶“博”意，論輸贏的游戲，本身就很難同“賭”分開，二者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里的蹴鞠是否是賭博，雖沒有明確記載，但宋元時期人用蹴鞠賭博則是史實，南宋時陳元靚所著的《事林廣記?戊集》中就有對蹴鞠的賭法有詳細記載。皇帝的垂青，無疑推動了這一賭戲的發展。至于民間傳說太祖趙匡胤與道士陳摶賭棋輸了華山，雖非史實，但從側面反映出當時人們認為奕棋就是一種賭博方式。而《李師師外傳》載，宋徽宗“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金” [9] ，此則為可信。呂祖謙《紫薇雜記》的記載則更為明確：“熙寧間，神宗與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為‘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10] 《太平治績統類》對此事亦有記載：“上嘗與二王擊球，戲賭玉帶。?曰：‘若臣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法。’上不悅�！� [11] 這里用的是球類賭無疑。神宗在此毫不隱諱地向大臣挑賭，大臣也立即應允�？梢姰敃r皇帝賭博乃常事。且帝王賭博，不僅賭錢、賭物，甚至可賭國家法令政策。
遼、金、元在引進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引進了這種賭博文化。據《遼史?羅衣輕傳》載：遼興宗與其弟耶律重元“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竟，前后已償數城。”真是賭得天昏地暗。不久兩人再賭，伶官羅衣輕出面制止：“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 [12] 興宗這才罷手。居民城邑均可作為帝王的賭資，這種賭博真可謂驚天動地，絕非一般賭徒所能為之。而更有甚者，遼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彩勝者官之�！笨梢姷雷诘馁�興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擲色子比大小，來決定官員的升遷。這次耶律儼最幸運，“得勝彩”，而興宗也真的兌現，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遷知樞密院事。此舉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
至于宋元時期皇帝慫恿大臣賭博的記載更是不絕于史。這一點將在帝王縱賭中論述。
２、士大夫文人貪賭
正所謂“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帶頭賭博，臣民們就無所顧忌了。
關于宋元時期士大夫貪賭的記載頻出史端。宋安國軍節度使郭進，“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博飲宴，（張）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復數月，人有言仲寓?博如故，泊隨與之絕。” [15] 知錯不改，可見其惡習之深。因為嗜賭之人猶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難移。即使是在悠關大宋命運的澶州之戰中，作為陣前總指揮的宰相寇準亦未忘記“與楊億飲博” [16] 。而楊億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賭棍。據《宋史?章得象傳》載“得象嘗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睡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 [17] 對這種豪賭，《宋史》作者卻以一種夸耀的口氣贊嘆道：“其度量宏闊如此”，由此足見當時社會風氣之一斑。再如《宋史?劉審瓊傳》，“審瓊嘗給事外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準的行為和東晉宰相謝安在淝水之戰的關口“圍棋賭墅”相提并論，說成是有“廟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賈似道則是個無可爭議的賭徒�！端问�?賈似道傳》：“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币灾翀陶浦袠泻螅悦詰俣敷�。元兵南下，趙宋王朝岌岌可危，“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眹掖笫�、軍國重任，全忘到了腦后。若賭友們一時不能湊齊，則“嘗與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 [19] 時人譏之為“蟋蟀宰相”。因為賈似道不僅嗜其斗戲，而且對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織經》一書。該書從蟋蟀種類、形狀、體質、斗志、顏色以至到頭、臉、腿、肉均作了一一論述，至于對那些優質品種如何捕捉、飼養、醫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詳之有加。此書成為中國調教蟋蟀之祖本，為中國調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論基礎，也是對世界昆蟲學的一個貢獻。這些調教蟋蟀的基本常識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為一部生物學著作出現，而是作為一部勸賭的著作出現的。從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這些官僚士大夫之賭，往往又都是一擲千金�！端问�?寇準傳》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 [20] 此語也正是成語“孤注一擲”的出處。另據《陳輔之詩話》載：馮袞牧蘇州日，多縱飲博。因大勝，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斗精神；合是賭時須賭物，不堪回首乞閑人�！� [21] 此均可謂當時士大夫豪賭之佐證。由此可見宋元時期的賭風之盛。
中原官吏熾熱的賭風，也為遼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條專門針對士大夫的禁賭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 [22] 可見其官吏賭博現象之嚴重。
由于賭博在當時常被一些文人視之為雅戲，故宋元時期文人貪賭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詩人楊億嗜賭成性，常和文武大臣們賭博，有時賭得身無分文，甚至拿筆墨紙硯充數。而歐陽修等亦對賭博情有獨鐘。女詞人李清照則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書畫，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為有這樣豐富的實踐經驗作基礎，李清照對歷代博戲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予以發展，故有《打馬圖》一書傳世。打馬在士大夫階層中也曾盛行一時。陸游在《烏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侶，闌珊打馬心情�！碑斎唬娜四鸵嗖环璨⿷蛳舱�。據載宋初徐鉉曾和劉奐奕棋賭詩，徐鉉輸后賦有《賭棋賦詩劉起居奐》：“刻燭知無取，爭先素未精。本圖忘物我，何必記輸贏。賭墅終歸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視笑，高詠兩三聲�！� [24] 此舉可謂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見，絕非一般賭徒所能為之，故而一般賭徒則必然是“每賭必記輸贏”了。
受官場上賭風的影響，一些應試舉子也東施效顰，甚至公開招賭。據《春渚紀聞》載：棋待詔劉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棋先�！边@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藝，因為劉仲甫“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搏負也。” 而當地嗜賭之人既不服輸�！耙钊�，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 以至一時“觀者如堵�！� [25] 在錢塘這樣的繁華市區，公然挑旗相賭，足可見當時社會風尚之一斑。
士大夫文人貪賭嗜賭成風，自然會對整個社會的風氣產生重大影響。
３、百姓愛賭
有關宋元時期民間賭博的記載，翻開宋元時期的筆記小說可謂比比皆是，且賭風熾盛。當時不僅出現了“窮富賭錢社” [26] 這樣的專門組織，而且出現專門的賭場?“柜坊”。蘇軾在其奏議中更是明確記載僅一個汴京城就有“柜坊（賭場）百余戶”，“招軍民賭博”。《松漠紀聞》亦載，當時“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鎮的茶肆，也成了變相的賭場。宋西湖老人曾為我們詳細描述了當時杭州城賭風昌盛的情景�！俺峭庥卸咦�，……中作夜場，……賭賽輸贏……每日如此。寬闊處踢球，放胡哮，斗鵪鶉�！� [28]
由于蹴鞠、雙陸、彩選、打馬、除紅、響?等手續繁雜或賭時需用圖譜，故一般流行于
上流社會。民間更盛行的則是各類斗戲及關樸等。
斗戲主要有斗鵪鶉、斗鴨、斗鵝、斗雞等�！稁X外代答》稱“番禺人酷好斗雞，諸番人尤甚。” 這些斗戲自然多同賭賭博相結合，而且有時“注以黃金，觀如堵墻”。 [29]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織，在此時則尤為盛行�！段骱先朔笔洝份d：“促織盛出，都民好養，或以銀絲為籠，或作樓臺為籠，……。”這些蟋蟀當然不光是為了觀賞，更多的是用來賭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鄉民爭捉入城貨賣，斗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苕生得大，更會斗，便有一兩銀買。每日如此。”這種賭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盡，天寒方休�！� [30] 一些人更是對之癡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帥出征，仿佛乎拜將登壇。賭以王塵，注以金錢�！� [31] 而賈似道《促織經》的問世，更是把此賭戲推向繁盛。
但民間最為流行的賭博方式為“關撲”。由于這種賭博方式，簡單易行，老少咸宜。故風行一時。為此，北宋政府亦只得“順應民意”，下令每年的元旦、冬至、寒食這三大節日，縱民關樸。“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坊巷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彩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著、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备鞣N物品皆可關撲。 此時就連一般百姓也接踵而來，試一把運氣。“小民雖貧者，亦須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此等熱鬧的場面，誘得那些一向深居簡出的大家閨秀、名門婦女，也紛紛拋頭露面，“向晚，貴家婦女縱賞關賭，入場觀看，入市店飲宴，慣習成風，不相笑訝” [32] 。由此處記載可知，孟元老認為關撲就是賭博，且稱之為“關賭”。為滿足民間的關撲欲望，每年三月皇帝的金明池瓊林苑也對民開放，由民關樸。請看“殿上下回廊皆關撲錢物飲食伎藝人作場，勾肆羅列左右。橋上兩邊用瓦盆，內擲頭錢，關撲錢物、衣服、動使。游人還往，荷蓋相望�！� [33] 好一般熱鬧的景象。
關撲之風到了南宋則更甚。據《云麓漫鈔》載：“ 撲食物法有禁，唯元正、冬至、寒食三節，開封府出榜放三日�；蛞詳凳算y，或以樂藝女人為一擲，其它百物無不然。非如今常得 撲也�！� [34] 由此看來來，南宋關撲更是不受限制，并日漸興盛，“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盛，撲買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余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后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尤盛。” [35] 甚至還出現了流動賭場，“關撲船，亦不少�！� [36] 故西湖老人有“撲賣盈市” [37] 之嘆。就連大宋皇帝也為這種風氣所感染。據《癸辛雜識》載“聞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樸之戲，皆小?互為之，至御前。則與二三撲內供純鏝骰錢以供一笑。” [38] 這里的“?”指宦官，“鏝”通“幕”，即古銅錢無字的一面。由此，我們一方面可見宋理宗對關撲賭賭的熱衷，另一方面亦可相信，在宋時的賭博中亦有“出老千”之舉。
但是，有些關撲則非一般百姓所能為之。“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 [39] 可見關撲賭已浸染各個階層。
這種熾熱的賭風以至影響到周邊地區和少數民族。陸游在《老學庵游記》中記載，他在敘州（今四川宜賓）無等佛殿西廡堂，曾見“群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為之，長寸余而扁，狀若牌子，折竹為籌，以記勝負。” [40]
至于遼金元的民間賭博限資料有限，難以描繪其詳情。但從下面所談及當時政府禁賭律令之多，自可以斷定賭風不亞于宋。４、三教九流
隨著賭風的昌盛，以至出現了一批以此為業的職業賭徒和社會無賴。如晏殊即有詞云“家住西秦，賭博藝隨身�！薄独蠈W庵筆記》中亦載“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 [41] 出九（賭頭）、和合（撮合聚賭）也相繼出現。而“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 [42] 由于賭博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謀取對方錢財，于是賭場中不擇手段、爾虞我詐的現象自然屢見不鮮。三教九流、地痞無賴自然混跡其中。此等人在宋人筆記中多稱之為“閑人”、“游手”或“囊家”�！抖汲羌o勝?閑人》篇載，所謂“閑人”即“以閑事而食于人者。”他們“又有專為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架鷂、調鵓鴿、養鵪鶉、斗雞、賭博、落生之類�！� [43] 《夢粱錄》中亦有《閑人》篇，“有專為棚頭，斗黃蟲、養百蟲蟻、促織兒。又謂之?瀉?，凡擎鷹、架鷂、調鵓鴿、斗鵪鶉、斗雞、賭撲落生之類�！� [44] 另外《麈史》稱：“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蛹?，又謂之?壹?�！� [45] 賈似道的另一部斗蟀專著《秋蟲譜》則對此等人進行了細致的刻畫：“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蟲發動，則東闖西走，尋豪探富，說合兩家，攜蟲賭賽，則從旁而贊之，假心虛意，挑撥成場�！彼麄兊淖罱K目的是“或放錢，或抽頭，或倒卸，百般用意，總是為己，而不為人�！� [46] 正是在這種邪惡的賭風之下，一些江湖騙子也紛紛登臺亮相�！肮穹刨�局，以游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 [47] 另據《東坡志林》載：“紹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買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焉，戲語得千金。” [48] 在這種熾熱的賭風中，種種由此產生的社會陰暗面開始凸現。
四、宋元賭風昌盛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府嚴厲的禁賭措施愈來愈嚴，而另一方面卻是社會上熾熱賭風大有日漸昌盛之勢，兩者形成強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１、賭博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賭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有其悠久的歷史背景 。
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在自身同自然界的長期博斗中，“博”的概念即逐步形成。但此時的“博”，主要是“爭取”、“搏斗”之意。隨著私有制產生，“博”也漸漸賦予了另一種新的概念，即“爭取”、“搏斗”的方式可以是不擇手段。一切看似不合禮儀，不符規章的現象，都在勝利者的威嚴下，顯得合理合法，令人羨慕。而政治生活中的翻云覆雨和經濟領域內的巨大變遷，必然讓每一個人均會夢想?有朝一日能擁有一切�！安睍o人帶來巨大權力和財富的概念更是深入人心。爭強好勝成了人的本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為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各種娛樂開始出現。但任何一種娛樂方式，均來源于生活，同時又是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安钡母拍钭匀灰矟B入其中。能博而勝者，更是為人們所推崇。而博勝者往往又不滿足于精神上慰藉，于是帶有一定物質獎勵的娛樂亦隨之出現，古人稱之為“博戲”，后人稱之為“賭博”或“博彩”。而這種帶有物質刺激的博戲，又反過來又促進其迅速發展。賭和人爭強好勝的本性是那么巧妙的吻合。于是。有關人們愛賭、好賭的記載頻見史端。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就有記載“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為之博，令人不行，天神不勝，乃辱?之。” [69] 而謝安的“圍棋賭墅”更是成了人間佳話。于是賭自誕生后，在歷史上似乎就從未中斷過，這種歷史的慣性在宋元時期自然有所反映。
隨著社會的發展，政治經濟活動的急劇變化，亦使人們產生一種病態心理?人生好比一場賭博。此種心態表現為希望一夜之間能平步青云、飛黃騰達，奢望轉眼之間能擁有萬貫家產。在欲壑難填時，往往通過這種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賭博來得到暫時慰藉。而宋代流行的一種賭博“彩選”，又稱“升官圖”，正是這一現象的絕妙寫照。博者在一張列有各種官職的紙或棋盤上擲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銀兩作為賭資，每人根據自己所擲出彩數的貴賤，來決定升黜賞罰，最先達標者為贏家。也有的在紙上所列不是官位，而是仙位，便叫“選仙圖”。升黜在一擲之間，勝負在彈指一刻，社會萬象包羅其中。以至趙必璩在《沁園春?田作》中就說：“看做官來，只似兒時擲選官圖�！� [70] 蔡京做太師時，亦得意地稱自己的升遷為“骰子選”：“今位極人臣，則亦可人，所謂骰子選爾�！� [71] 這只是比喻，但遼道宗卻干脆直接用這一方式來選官。賭徒們在這種呼盧喝雉聲中完全陶醉。宋王?有詩云：“盡日閑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倒盆錢。上籌得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 [72] 對這種現象，李清照看得比較透徹。她在《打馬賦》中曰：“且好博人之常情，小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竟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讓之志。”看來，李清照不僅對打馬評價極高，而且對賭博可以暫時滿足人們的升官發財欲望，使之心理多少取得平衡的社會功能亦極熟知。他甚至將打馬圖上的爭競與當時的抗金斗爭聯系起來，說“誰能致千里，但愿將相過淮水�！� [73]
可見好賭是人之本性，且賭搏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故此，就連大圣人孔老夫子亦認為，賭是不好，有傷禮儀。但他又認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己�！� [74] 孔子認為博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要好的多。史學家馬遷亦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大量先人致富的例證，欲“令后世得以觀擇”。其中就有一條“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辈⒄J為此乃“奇勝”。 [75]
于是信奉儒學的國人，似乎從中找到了借口和依據，以至上起帝王將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訖貧民百姓，對之趨之若鶩。文人墨客們也紛紛為之填詩作賦，并且此類作品在文學寶庫中占有相當的份額。以至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國人眼中，賭博最多亦只能算是“不良嗜好”。我個人認為，這就是賭博盛行的深遠的文化背景。
由此可知，賭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有著其悠久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來源于生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和人類自身爭強好勝的本性相吻合。歷代政府均不能徹底根除賭博現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宋元自不例外。
２、禁賭不力與帝王縱賭
但宋元時期賭風昌盛的進一步原因，就是帝王倡賭�？v觀宋元時期的禁賭律令，均在王朝建立初期，不能善始善終。加上后來的帝王倡賭縱賭，使得原來的律令成了一紙空文，賭風更甚。
宋的禁賭律令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時期，而且從《宋會要輯稿?刑法志》來看，主要針對的是京城開封府轄區。而宋王朝又號稱“以文治國”，文網輕松，因此北宋中期以后，賭博不僅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即使文人、士大夫，也無不熱衷于此，尤以南宋為甚。又由于帝王的帶頭賭博，以至“其后刑名浸輕，而法不足以懲奸。犯之者眾�！笔看蠓騻円舶呀�視之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因訴到官，有不為受理者。” [76] 這自然使得本來就劣根難除的賭風，在這一時期更見興盛。
金朝的品官犯賭博法也是金世宗朝制定，但金章宗就開始帶頭違反，并放縱大臣在朝堂上賭博。禁賭律令自然成了一紙空文。故時人曰“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77]
元朝較為詳盡的禁賭法令也只限于元世祖年間。而且從《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的案例來看，所謂犯賭博罪被流放者多為“漢人”和“南人”。禁賭法令變成了民族歧視和壓迫的工具，其自然起不到禁賭的作用。
而宋元時期的帝王們不僅帶頭賭博，而且倡賭、縱賭，則更加推動了賭風的蔓延。
如流行于明清的牙牌又叫骨牌、宣和牌（即牌九），就是宋高宗詔令推廣的。據清人陳云龍《格物鏡原》載：（宋）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議：“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兩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兩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兩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兩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節之間。其它牌名，類皆合倫理庶務器用�！边@種純粹的賭具，在此變成上感天文地理，下合仁義禮智。于是高宗“詔如式頒行天下�！� [78] 有皇帝的號召，臣民們自然是有恃無恐，樂此不比。
另據《武林舊事》載：“淳熙八年正月元日�！鲜燮呤形�，……上侍太上于欏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棋待詔并小說人孫琦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 [79] 這里的銀絹，很明顯是用作賭注。與其說這是皇帝是恩典，毋寧說是在提倡賭博�；实劬谷荒芟氤鲇觅�來祝壽，并且提供賭資。這無疑又為臣僚們樹立了一個“榜樣”。而且類似之舉，絕不僅此。《武林舊事》又載：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命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 [80]而《遼史?穆宗本紀》亦載，遼穆宗�！芭c群臣為葉子格戲�！� [81] 遼圣宗“幸韓德讓帳……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 [82] 而其后人遼道宗則更勝一籌，以擲骰量彩授官。此舉無疑大漲賭博之風。
《金史?盧璣傳》亦載：“上（金章宗）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83] 由此可見皇帝對賭博的熱衷，不僅命大臣在朝堂上公開賭博，并對博勝者予以嘉獎。這種官賭漸漸變成皇帝獎勵臣下的一種手段。從而使得賭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賭風何憂不盛？
上行則下效，賭風自然日盛。先祖的禁賭律令早被丟之腦后，士大夫的禁賭言論，亦被賭徒們吆五喝六的狂呼聲所淹沒。賭風漸漸滲入各個階層、各個領域。
３、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賭博的發展
宋元時期快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則是此間賭風昌盛的另一條原因。
宋元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商品經濟迅速繁榮，商業中心大量出現，且突破了原來的坊、市概念，而且“買賣晝夜不絕”，尤以南宋為盛。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急劇膨脹的利潤，又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貪欲。而商品經濟自身極具投機性的特點，恰與賭性相吻合。因為賭博本身就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資，憑機遇或技巧來贏得最大的回報。縱觀古今，凡是禁賭不力的朝代，商品經濟越發達，賭風越昌盛。宋元時期亦然。尤其是伴隨當時蓬勃的商品經濟而產生的關撲賭，更是印證了這一點。由此我們對當時汴京的“中作夜場”，“賭賽輸贏”及錢塘的“樸賣盈市”的現象，既不難理解。而隨著統治者后期禁賭律令的廢弛，賭風更加昌盛。
４、文人的倡導
和隋唐一樣，當時大批文人對賭博活動均持頌揚的觀點來吟詩作賦,此例不勝枚舉。僅就彩選賭一項，流傳下來的就有王逢源的《彩選》、孔平仲的《選官圖八口韻》、趙必璩的《沁園春?歸田作》等詩詞。為之作圖譜的更有劉蒙叟等《彩選格》、楊億的《文班彩選格》、趙明遠的《皇宋進士彩選》、尹洙和張訪的《宋朝文武彩選》、宋寶國的《元豐彩選》、王慎修等《宣和彩選》及劉?的《漢宮儀》。
有關賭博的專著，在宋元時期更是頻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馬圖》。其次為司馬光的《七國象戲》，《資治通鑒》的作者之一司馬光的得力助手劉?的《漢宮儀》、洪遵的《譜雙》、楊無咎的《響?譜》、賈似道的《促織經》、楊維楨的《除紅譜》和元無名氏的《丸經》等。他（她）們煞費苦心地在對古人流傳下來的博戲進行深入研究后，紛紛推陳出新，創造出新的博戲，并對這些赤裸裸的賭戲賦以文采，使其變得“雅味十足”。如《除紅譜》中的彩名“滿園春”、“碧牡丹”、“花心動”、“蝶戀花”、“鳳歸云”等等。另外，這些書中不僅詳細介紹每種博戲的具體方法，而且還總結出許多理論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馬圖序》中提出：“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 [84] 她對于歷史上賭博主要依賴于命運的習慣看法予以否定，認為才智和技巧更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賭愛賭，此可謂“實踐出真知”，對當時及后世影響極大。至于元代《丸經》更是對不同階層的參賭立了規章：“富不出微財，貧不出重貨；富出微財則恥，貧出重貨則竭。智者有方財不絕，愚者無方將恐竭�！辈⑶易髡咴噲D對賭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絕者必勝之基,(財不絕則心安，故勝。)將竭者必敗之道。（財將盡心不安，愈怯愈輸也。）” [85] 此語更可謂賭徒之經典。
這些詩詞和專著及其相關理論的出現，無疑這對當時賭博的興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功效。
５、特殊的政治環境
宋元時期社會的急劇動蕩，亦會使士風頹廢，借賭來尋求刺激，消磨時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顛沛流離中開始創作他的賭博專著《打馬圖》的�！罢п屳S楫，而見軒窗，意頗釋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講矣�！� [86] 可見，李清照愛賭并作《打馬圖》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打發流亡途中的無聊日子。江山支離、異族入侵，社會動蕩不安，朝廷卻要粉飾太平。有識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只好用賭搏來麻痹自己。正如李清照所云： “誰能致敵千里，但愿將象過淮水” [87] 。把打馬賭棋，看作是抗金。
又如，真宗朝寇準遭丁渭排擠被貶雷州，就沉湎于博飲。不久，丁渭亦遇貶，途經寇準住地�？軠实募叶∮麍笄俺穑氤脵C殺丁謂。為避免一場政治廝殺，寇準“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遠行。乃罷�！� [88] 似乎賭在這又增添了一種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內患，故一些士大夫為避免皇帝的猜疑，違心地沉湎于賭博，以表自己胸無大志。如《宋史》載，郭崇在真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 “太祖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場殺身之禍。
另外，當時仍有人對賭博抱有迷信觀點，用賭搏來占卜前程，亦是賭風不衰的原因之一�！端问�?王昭遠傳》載：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眾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卜之�！� [90]
結語
總之，賭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在宋元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是政府嚴厲的禁賭措施，另一方面卻是社會上日益昌盛的賭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賭博的產生有其悠久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宋元時期政府頒布的禁賭措施不能有始有終，而皇帝帶頭違反甚至縱賭，以及士大夫的嗜賭，文人墨客的吟唱，均大大推動了當時的賭風。加上宋元時期特有的歷史環境，以至這種病態文化得以迅猛發展。由此給我們留下許多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注釋：
[1] 《蘇東坡全集》下,《奏議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中國書店 1994年版第573頁。[2] 《全宋詞》第一冊，晏殊《山亭柳?贈歌者》。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6頁。[3] （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4]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譜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9頁。[5] （宋）洪邁撰《容齋五筆》卷1，《筆記小說大觀》第六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373頁。[6] （宋）孫宗鑒撰《西畬瑣錄》。引自朱瑞熙等編《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頁。[7] （宋）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卷7《池苑內縱人關撲游戲》。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9頁。[8] （宋）岳珂著《?史》，卷2《隆興按鞠》。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頁。[9] 《香艷叢書》二集，卷4《李師師外傳》30頁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10] 《說郛三種》第三冊，卷19（宋）呂祖謙《紫薇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0頁。[11] （宋）彭百川《太平治績統類》第十冊，卷14《神宗朝臣議論新法》第16頁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民國三年吳興張氏刻本影印。[12] 《遼史》卷109《伶官?羅衣輕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80頁。[13] 《遼史》卷98《耶律儼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16頁。[14] 《宋史》卷273《郭進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334頁。[15] 《宋史》卷267《張洎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215頁。[16] 《宋史》卷281《寇準傳》。中華書局 1977年版，第9531頁。
[17] 《宋史》卷311《章得象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204頁。[18] 《宋史》卷274《劉審瓊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365頁。[19] 《宋史》卷323《奸臣四?賈似道》。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784頁。[20] 《宋史》卷281《寇準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532頁。[21] 《說郛三種》第七冊，卷81（宋）《陳輔之詩話?飲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頁。[22] 《金史》卷 45《刑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16頁。[23]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24] 《御定佩文齊詠物詩選》，卷208，4下。《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文淵閣本。[25] （宋）何?著《春渚紀聞》卷2，《劉仲甫國手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6頁。[26] （宋）吳自牧撰《夢粱錄》卷19，《社會》。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80頁。[27] 《松漠紀聞》卷下。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5頁。[28]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20～21頁。永樂大典本，《涵芬樓秘笈》第三集。[29] 《嶺外代答》第四冊，卷9，第17頁上�！端膸烊珪�?史部十一?地理類八?雜記之屬》，文淵閣本。[30]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15頁。永樂大典本，《涵芬樓秘笈》第三集。[31] 《古今圖書集成》卷175《博物匯編?禽蟲典》，第18頁上。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中華書局影印。[32] 《東京夢華錄》卷6，《正月》。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03～104頁。[33] 《東京夢華錄》卷7，《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28～129頁。[34] （宋）趙彥衛著《云麓漫鈔》卷5，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81頁。[35]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市井》，第5～6頁�！端膸烊珪�?史部十一?地理類八?雜記之屬》。[36]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10頁，《涵芬樓秘笈》第三集。[37]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15頁，《涵芬樓秘笈》第三集。[38] 《癸辛雜識》續集，第37頁�！秾W津討原》第19集185冊，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清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影印。[39] 《東京夢華錄》卷7，《池苑內縱人關撲游戲》。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8頁。[40] （宋）陸游著《老學庵筆記》卷3。中華書局 1979年版，第36頁。[41] 《老學庵游記》卷5。中華書局 1979年版，第60頁。[42] 《東京夢華錄》卷7，《池苑內縱人關撲》。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8～149頁。
[43] 《都城紀勝?閑人》第20頁上�！稓J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八?雜記之屬》，文淵閣本。[44] 《夢粱錄》卷19《閑人》。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第181頁。[45] 王得臣撰《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頁。[46] （宋）賈似道《秋蟲譜?嘲兩來嘴》。引自伊永文著《宋代市民生活》，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47] （宋）周密撰《武林舊事》卷6《游手》，《寶顏堂秘笈》，廣集第三，第3頁上。[48] （宋）蘇軾撰《東坡志林》卷2《道釋?記道人戲語》。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頁。[49] 《宋史》卷327《王安石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542頁。[50] （宋）王?著《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第13頁。[51] 《武林舊事》卷6《游手》�！秾氼佁妹伢拧�，廣集第三，第3頁上。[52]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 14《懲惡門?賭博?因賭博自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1～532頁。[53]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 14《懲惡門?賭博?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2頁。[54]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0，大中祥符六年，704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查《四庫全書》文淵閣本、中華書局本，均為三人，《續資治通鑒》記為二人，疑錯。[55] 《宋史》卷280《田紹斌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496頁。[56]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 。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第13頁。[57] 《宋刑統》卷26，《雜律?博戲賭財物》第13頁上。1984年北京市中國書店據天一閣本影印。[58] 《宋史》卷5《太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7頁。[59] 《宋會要輯稿》第七冊，《刑法二》。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6497頁。[6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7，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頁。查《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皆記為蕭立之，《日知錄》記為蕭元之，是避玄諱，即蕭玄之，疑錯。[61] 《金史》卷45《刑志》。中華書局1975年，第1016頁。[62] 《元史》卷8《元世祖本紀五》。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3頁。[63]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685頁。[64] （宋）周輝撰《清波雜志》卷9。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82頁。其中《古今圖書集成?博戲部雜錄》為：坡之孫符云：本乃日勝日貧�！稖Y鑒類函?巧藝部?博二》：勝則傷人，敗則傷儉。[65] （宋）元懷撰《拊掌錄》。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2頁。
[66]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14《懲惡門?賭博?禁賭博有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3頁。[67]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14《懲惡門?賭博?自首博人支給一半賞錢》。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3頁。[68] 《宋史》卷434《薛季宣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883～12884頁。[69] 《史記》卷3《殷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4頁。[70] （宋）趙必璩撰《覆瓿集》卷2，《沁園春?歸田作》。《粵十三家集》第二冊，道光二十年任氏詩雪軒�？荆�12頁上。[71] （宋）蔡?撰《鐵圍山叢談》卷3。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2頁。[72] （宋）王?《華陽集》，卷5《宮詞》第11頁上�！端膸烊珪�?集部三?別集類二》，文淵閣本。[73] 《古今圖書集成》第487冊，卷 807《博戲部?藝文典?博戲部藝文?打馬賦》。中華書局影印本。[74] （魏）何晏集解《論語注疏》，卷17《陽貨》，第15頁下�！端膸烊珪�?經部?四書類》，文淵閣本。[75]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77頁、3282頁。[76]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 。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3頁。[77] 《古今圖書集成》第487冊，卷807《博物匯編?藝術典?博戲部雜錄》，第51頁上。中華書局影印本。[78] 引自《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頁。[79] （宋）四水潛夫輯《后武林舊事》卷2，第4頁下。《寶顏堂秘笈》廣集第三。[80] 《后武林舊事》卷2，第6頁上�！秾氼佁妹伢拧窂V集第三。[81] 《遼史》卷7《穆宗本紀下》。中華書局 1974年版，第87頁。[82] 《遼史》卷12《圣宗本紀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1頁。[83] 《金史》卷75《盧璣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717頁。[84]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85]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丸經》卷上，《制財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0頁。[86]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87] 《古今圖書集成》第487冊，卷 807《博戲部?藝文典?博戲部藝文?打馬賦》，中華書局影印本。[88] 《宋史》卷281《寇準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533頁。[89] 《宋史》卷255《郭崇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902～8903頁。[90] 《宋史》卷 276《王昭遠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407頁。
四、宋元賭風昌盛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府嚴厲的禁賭措施愈來愈嚴，而另一方面卻是社會上熾熱賭風大有日漸昌盛之勢，兩者形成強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１、賭博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賭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有其悠久的歷史背景 。
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在自身同自然界的長期博斗中，“博”的概念即逐步形成。但此時的“博”，主要是“爭取”、“搏斗”之意。隨著私有制產生，“博”也漸漸賦予了另一種新的概念，即“爭取”、“搏斗”的方式可以是不擇手段。一切看似不合禮儀，不符規章的現象，都在勝利者的威嚴下，顯得合理合法，令人羨慕。而政治生活中的翻云覆雨和經濟領域內的巨大變遷，必然讓每一個人均會夢想?有朝一日能擁有一切�！安睍o人帶來巨大權力和財富的概念更是深入人心。爭強好勝成了人的本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為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各種娛樂開始出現。但任何一種娛樂方式，均來源于生活，同時又是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安钡母拍钭匀灰矟B入其中。能博而勝者，更是為人們所推崇。而博勝者往往又不滿足于精神上慰藉，于是帶有一定物質獎勵的娛樂亦隨之出現，古人稱之為“博戲”，后人稱之為“賭博”或“博彩”。而這種帶有物質刺激的博戲，又反過來又促進其迅速發展。賭和人爭強好勝的本性是那么巧妙的吻合。于是。有關人們愛賭、好賭的記載頻見史端。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就有記載“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為之博，令人不行，天神不勝，乃辱?之。” [69] 而謝安的“圍棋賭墅”更是成了人間佳話。于是賭自誕生后，在歷史上似乎就從未中斷過，這種歷史的慣性在宋元時期自然有所反映。
隨著社會的發展，政治經濟活動的急劇變化，亦使人們產生一種病態心理?人生好比一場賭博。此種心態表現為希望一夜之間能平步青云、飛黃騰達，奢望轉眼之間能擁有萬貫家產。在欲壑難填時，往往通過這種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賭博來得到暫時慰藉。而宋代流行的一種賭博“彩選”，又稱“升官圖”，正是這一現象的絕妙寫照。博者在一張列有各種官職的紙或棋盤上擲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銀兩作為賭資，每人根據自己所擲出彩數的貴賤，來決定升黜賞罰，最先達標者為贏家。也有的在紙上所列不是官位，而是仙位，便叫“選仙圖”。升黜在一擲之間，勝負在彈指一刻，社會萬象包羅其中。以至趙必璩在《沁園春?田作》中就說：“看做官來，只似兒時擲選官圖�！� [70] 蔡京做太師時，亦得意地稱自己的升遷為“骰子選”：“今位極人臣，則亦可人，所謂骰子選爾�！� [71] 這只是比喻，但遼道宗卻干脆直接用這一方式來選官。賭徒們在這種呼盧喝雉聲中完全陶醉。宋王?有詩云：“盡日閑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倒盆錢。上籌得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 [72] 對這種現象，李清照看得比較透徹。她在《打馬賦》中曰：“且好博人之常情，小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竟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讓之志。”看來，李清照不僅對打馬評價極高，而且對賭博可以暫時滿足人們的升官發財欲望，使之心理多少取得平衡的社會功能亦極熟知。他甚至將打馬圖上的爭競與當時的抗金斗爭聯系起來，說“誰能致千里，但愿將相過淮水�！� [73]
可見好賭是人之本性，且賭搏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故此，就連大圣人孔老夫子亦認為，賭是不好，有傷禮儀。但他又認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己�！� [74] 孔子認為博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要好的多。史學家馬遷亦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大量先人致富的例證，欲“令后世得以觀擇”。其中就有一條“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辈⒄J為此乃“奇勝”。 [75]
于是信奉儒學的國人，似乎從中找到了借口和依據，以至上起帝王將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訖貧民百姓，對之趨之若鶩。文人墨客們也紛紛為之填詩作賦，并且此類作品在文學寶庫中占有相當的份額。以至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國人眼中，賭博最多亦只能算是“不良嗜好”。我個人認為，這就是賭博盛行的深遠的文化背景。
由此可知，賭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有著其悠久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來源于生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和人類自身爭強好勝的本性相吻合。歷代政府均不能徹底根除賭博現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宋元自不例外。
２、禁賭不力與帝王縱賭
但宋元時期賭風昌盛的進一步原因，就是帝王倡賭�？v觀宋元時期的禁賭律令，均在王朝建立初期，不能善始善終。加上后來的帝王倡賭縱賭，使得原來的律令成了一紙空文，賭風更甚。
宋的禁賭律令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時期，而且從《宋會要輯稿?刑法志》來看，主要針對的是京城開封府轄區。而宋王朝又號稱“以文治國”，文網輕松，因此北宋中期以后，賭博不僅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即使文人、士大夫，也無不熱衷于此，尤以南宋為甚。又由于帝王的帶頭賭博，以至“其后刑名浸輕，而法不足以懲奸。犯之者眾。”士大夫們也把禁賭視之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因訴到官，有不為受理者。” [76] 這自然使得本來就劣根難除的賭風，在這一時期更見興盛。
金朝的品官犯賭博法也是金世宗朝制定，但金章宗就開始帶頭違反，并放縱大臣在朝堂上賭博。禁賭律令自然成了一紙空文。故時人曰“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77]
元朝較為詳盡的禁賭法令也只限于元世祖年間。而且從《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的案例來看，所謂犯賭博罪被流放者多為“漢人”和“南人”。禁賭法令變成了民族歧視和壓迫的工具，其自然起不到禁賭的作用。
而宋元時期的帝王們不僅帶頭賭博，而且倡賭、縱賭，則更加推動了賭風的蔓延。
如流行于明清的牙牌又叫骨牌、宣和牌（即牌九），就是宋高宗詔令推廣的。據清人陳云龍《格物鏡原》載：（宋）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議：“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兩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兩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兩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兩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節之間。其它牌名，類皆合倫理庶務器用�！边@種純粹的賭具，在此變成上感天文地理，下合仁義禮智。于是高宗“詔如式頒行天下�！� [78] 有皇帝的號召，臣民們自然是有恃無恐，樂此不比。
另據《武林舊事》載：“淳熙八年正月元日�！鲜燮呤形�，……上侍太上于欏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棋待詔并小說人孫琦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 [79] 這里的銀絹，很明顯是用作賭注。與其說這是皇帝是恩典，毋寧說是在提倡賭博。皇帝竟然能想出用賭來祝壽，并且提供賭資。這無疑又為臣僚們樹立了一個“榜樣”。而且類似之舉，絕不僅此�！段淞峙f事》又載：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命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 [80]而《遼史?穆宗本紀》亦載，遼穆宗常“與群臣為葉子格戲�！� [81] 遼圣宗“幸韓德讓帳……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 [82] 而其后人遼道宗則更勝一籌，以擲骰量彩授官。此舉無疑大漲賭博之風。
《金史?盧璣傳》亦載：“上（金章宗）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83] 由此可見皇帝對賭博的熱衷，不僅命大臣在朝堂上公開賭博，并對博勝者予以嘉獎。這種官賭漸漸變成皇帝獎勵臣下的一種手段。從而使得賭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賭風何憂不盛？
上行則下效，賭風自然日盛。先祖的禁賭律令早被丟之腦后，士大夫的禁賭言論，亦被賭徒們吆五喝六的狂呼聲所淹沒。賭風漸漸滲入各個階層、各個領域。
３、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賭博的發展
宋元時期快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則是此間賭風昌盛的另一條原因。
宋元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商品經濟迅速繁榮，商業中心大量出現，且突破了原來的坊、市概念，而且“買賣晝夜不絕”，尤以南宋為盛。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急劇膨脹的利潤，又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貪欲。而商品經濟自身極具投機性的特點，恰與賭性相吻合。因為賭博本身就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資，憑機遇或技巧來贏得最大的回報�？v觀古今，凡是禁賭不力的朝代，商品經濟越發達，賭風越昌盛。宋元時期亦然。尤其是伴隨當時蓬勃的商品經濟而產生的關撲賭，更是印證了這一點。由此我們對當時汴京的“中作夜場”，“賭賽輸贏”及錢塘的“樸賣盈市”的現象，既不難理解。而隨著統治者后期禁賭律令的廢弛，賭風更加昌盛。
４、文人的倡導
和隋唐一樣，當時大批文人對賭博活動均持頌揚的觀點來吟詩作賦,此例不勝枚舉。僅就彩選賭一項，流傳下來的就有王逢源的《彩選》、孔平仲的《選官圖八口韻》、趙必璩的《沁園春?歸田作》等詩詞。為之作圖譜的更有劉蒙叟等《彩選格》、楊億的《文班彩選格》、趙明遠的《皇宋進士彩選》、尹洙和張訪的《宋朝文武彩選》、宋寶國的《元豐彩選》、王慎修等《宣和彩選》及劉?的《漢宮儀》。
有關賭博的專著，在宋元時期更是頻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馬圖》。其次為司馬光的《七國象戲》，《資治通鑒》的作者之一司馬光的得力助手劉?的《漢宮儀》、洪遵的《譜雙》、楊無咎的《響?譜》、賈似道的《促織經》、楊維楨的《除紅譜》和元無名氏的《丸經》等。他（她）們煞費苦心地在對古人流傳下來的博戲進行深入研究后，紛紛推陳出新，創造出新的博戲，并對這些赤裸裸的賭戲賦以文采，使其變得“雅味十足”。如《除紅譜》中的彩名“滿園春”、“碧牡丹”、“花心動”、“蝶戀花”、“鳳歸云”等等。另外，這些書中不僅詳細介紹每種博戲的具體方法，而且還總結出許多理論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馬圖序》中提出：“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 [84] 她對于歷史上賭博主要依賴于命運的習慣看法予以否定，認為才智和技巧更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賭愛賭，此可謂“實踐出真知”，對當時及后世影響極大。至于元代《丸經》更是對不同階層的參賭立了規章：“富不出微財，貧不出重貨；富出微財則恥，貧出重貨則竭。智者有方財不絕，愚者無方將恐竭�！辈⑶易髡咴噲D對賭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絕者必勝之基,(財不絕則心安，故勝。)將竭者必敗之道。（財將盡心不安，愈怯愈輸也。）” [85] 此語更可謂賭徒之經典。
這些詩詞和專著及其相關理論的出現，無疑這對當時賭博的興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功效。
５、特殊的政治環境
宋元時期社會的急劇動蕩，亦會使士風頹廢，借賭來尋求刺激，消磨時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顛沛流離中開始創作他的賭博專著《打馬圖》的�！罢п屳S楫，而見軒窗，意頗釋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講矣�！� [86] 可見，李清照愛賭并作《打馬圖》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打發流亡途中的無聊日子。江山支離、異族入侵，社會動蕩不安，朝廷卻要粉飾太平。有識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只好用賭搏來麻痹自己。正如李清照所云： “誰能致敵千里，但愿將象過淮水” [87] 。把打馬賭棋，看作是抗金。
又如，真宗朝寇準遭丁渭排擠被貶雷州，就沉湎于博飲。不久，丁渭亦遇貶，途經寇準住地�？軠实募叶∮麍笄俺�，想趁機殺丁謂。為避免一場政治廝殺，寇準“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遠行。乃罷�！� [88] 似乎賭在這又增添了一種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內患，故一些士大夫為避免皇帝的猜疑，違心地沉湎于賭博，以表自己胸無大志。如《宋史》載，郭崇在真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 “太祖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場殺身之禍。
另外，當時仍有人對賭博抱有迷信觀點，用賭搏來占卜前程，亦是賭風不衰的原因之一。《宋史?王昭遠傳》載：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眾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卜之。” [90]
結語
總之，賭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在宋元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是政府嚴厲的禁賭措施，另一方面卻是社會上日益昌盛的賭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賭博的產生有其悠久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宋元時期政府頒布的禁賭措施不能有始有終，而皇帝帶頭違反甚至縱賭，以及士大夫的嗜賭，文人墨客的吟唱，均大大推動了當時的賭風。加上宋元時期特有的歷史環境，以至這種病態文化得以迅猛發展。由此給我們留下許多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注釋：
[1] 《蘇東坡全集》下,《奏議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中國書店 1994年版第573頁。[2] 《全宋詞》第一冊，晏殊《山亭柳?贈歌者》。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6頁。[3] （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4]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譜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9頁。[5] （宋）洪邁撰《容齋五筆》卷1，《筆記小說大觀》第六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373頁。[6] （宋）孫宗鑒撰《西畬瑣錄》。引自朱瑞熙等編《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頁。[7] （宋）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卷7《池苑內縱人關撲游戲》。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9頁。[8] （宋）岳珂著《?史》，卷2《隆興按鞠》。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頁。[9] 《香艷叢書》二集，卷4《李師師外傳》30頁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10] 《說郛三種》第三冊，卷19（宋）呂祖謙《紫薇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0頁。[11] （宋）彭百川《太平治績統類》第十冊，卷14《神宗朝臣議論新法》第16頁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民國三年吳興張氏刻本影印。[12] 《遼史》卷109《伶官?羅衣輕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80頁。[13] 《遼史》卷98《耶律儼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16頁。[14] 《宋史》卷273《郭進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334頁。[15] 《宋史》卷267《張洎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215頁。[16] 《宋史》卷281《寇準傳》。中華書局 1977年版，第9531頁。
[17] 《宋史》卷311《章得象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204頁。[18] 《宋史》卷274《劉審瓊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365頁。[19] 《宋史》卷323《奸臣四?賈似道》。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784頁。[20] 《宋史》卷281《寇準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532頁。[21] 《說郛三種》第七冊，卷81（宋）《陳輔之詩話?飲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頁。[22] 《金史》卷 45《刑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16頁。[23]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24] 《御定佩文齊詠物詩選》，卷208，4下�！端膸烊珪�?集部?總集類》，文淵閣本。[25] （宋）何?著《春渚紀聞》卷2，《劉仲甫國手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6頁。[26] （宋）吳自牧撰《夢粱錄》卷19，《社會》。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80頁。[27] 《松漠紀聞》卷下。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5頁。[28]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20～21頁。永樂大典本，《涵芬樓秘笈》第三集。[29] 《嶺外代答》第四冊，卷9，第17頁上�！端膸烊珪�?史部十一?地理類八?雜記之屬》，文淵閣本。[30]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15頁。永樂大典本，《涵芬樓秘笈》第三集。[31] 《古今圖書集成》卷175《博物匯編?禽蟲典》，第18頁上。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中華書局影印。[32] 《東京夢華錄》卷6，《正月》。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03～104頁。[33] 《東京夢華錄》卷7，《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28～129頁。[34] （宋）趙彥衛著《云麓漫鈔》卷5，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81頁。[35]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市井》，第5～6頁。《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八?雜記之屬》。[36]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10頁，《涵芬樓秘笈》第三集。[37] 《西湖老人繁盛錄》第15頁，《涵芬樓秘笈》第三集。[38] 《癸辛雜識》續集，第37頁�！秾W津討原》第19集185冊，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清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影印。[39] 《東京夢華錄》卷7，《池苑內縱人關撲游戲》。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8頁。[40] （宋）陸游著《老學庵筆記》卷3。中華書局 1979年版，第36頁。[41] 《老學庵游記》卷5。中華書局 1979年版，第60頁。[42] 《東京夢華錄》卷7，《池苑內縱人關撲》。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8～149頁。
[43] 《都城紀勝?閑人》第20頁上�！稓J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八?雜記之屬》，文淵閣本。[44] 《夢粱錄》卷19《閑人》。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第181頁。[45] 王得臣撰《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頁。[46] （宋）賈似道《秋蟲譜?嘲兩來嘴》。引自伊永文著《宋代市民生活》，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47] （宋）周密撰《武林舊事》卷6《游手》，《寶顏堂秘笈》，廣集第三，第3頁上。[48] （宋）蘇軾撰《東坡志林》卷2《道釋?記道人戲語》。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頁。[49] 《宋史》卷327《王安石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542頁。[50] （宋）王?著《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第13頁。[51] 《武林舊事》卷6《游手》。《寶顏堂秘笈》，廣集第三，第3頁上。[52]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 14《懲惡門?賭博?因賭博自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1～532頁。[53]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 14《懲惡門?賭博?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2頁。[54]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0，大中祥符六年，704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查《四庫全書》文淵閣本、中華書局本，均為三人，《續資治通鑒》記為二人，疑錯。[55] 《宋史》卷280《田紹斌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496頁。[56]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 。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第13頁。[57] 《宋刑統》卷26，《雜律?博戲賭財物》第13頁上。1984年北京市中國書店據天一閣本影印。[58] 《宋史》卷5《太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7頁。[59] 《宋會要輯稿》第七冊，《刑法二》。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6497頁。[6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7，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頁。查《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皆記為蕭立之，《日知錄》記為蕭元之，是避玄諱，即蕭玄之，疑錯。[61] 《金史》卷45《刑志》。中華書局1975年，第1016頁。[62] 《元史》卷8《元世祖本紀五》。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3頁。[63]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685頁。[64] （宋）周輝撰《清波雜志》卷9。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82頁。其中《古今圖書集成?博戲部雜錄》為：坡之孫符云：本乃日勝日貧�！稖Y鑒類函?巧藝部?博二》：勝則傷人，敗則傷儉。[65] （宋）元懷撰《拊掌錄》。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2頁。
[66]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14《懲惡門?賭博?禁賭博有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3頁。[67] 《名公書判清明集》下，卷14《懲惡門?賭博?自首博人支給一半賞錢》。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33頁。[68] 《宋史》卷434《薛季宣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883～12884頁。[69] 《史記》卷3《殷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4頁。[70] （宋）趙必璩撰《覆瓿集》卷2，《沁園春?歸田作》�！痘浭壹返诙䞍裕拦舛耆问显娧┸幮？�，第12頁上。[71] （宋）蔡?撰《鐵圍山叢談》卷3。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2頁。[72] （宋）王?《華陽集》，卷5《宮詞》第11頁上�！端膸烊珪�?集部三?別集類二》，文淵閣本。[73] 《古今圖書集成》第487冊，卷 807《博戲部?藝文典?博戲部藝文?打馬賦》。中華書局影印本。[74] （魏）何晏集解《論語注疏》，卷17《陽貨》，第15頁下�！端膸烊珪�?經部?四書類》，文淵閣本。[75]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77頁、3282頁。[76]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2 。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3頁。[77] 《古今圖書集成》第487冊，卷807《博物匯編?藝術典?博戲部雜錄》，第51頁上。中華書局影印本。[78] 引自《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頁。[79] （宋）四水潛夫輯《后武林舊事》卷2，第4頁下�！秾氼佁妹伢拧窂V集第三。[80] 《后武林舊事》卷2，第6頁上�！秾氼佁妹伢拧窂V集第三。[81] 《遼史》卷7《穆宗本紀下》。中華書局 1974年版，第87頁。[82] 《遼史》卷12《圣宗本紀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1頁。[83] 《金史》卷75《盧璣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717頁。[84]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85]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丸經》卷上，《制財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0頁。[86] 《說郛三種》第八冊，卷101《打馬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頁。[87] 《古今圖書集成》第487冊，卷 807《博戲部?藝文典?博戲部藝文?打馬賦》，中華書局影印本。[88] 《宋史》卷281《寇準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533頁。[89] 《宋史》卷255《郭崇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902～8903頁。[90] 《宋史》卷 276《王昭遠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4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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