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可能正因為它的流于形式的特性，學術界對傳統勸農制度一向關注甚少。20世紀30年代曾有學者對它作過一些初步的介紹，惜未能深入。近年來則基本未見有學者留意①。本文根據資料的可能，首先介紹宋代勸農制度的基本內容，其次利用政治文化學等的分析工具，就我們如何理解傳統勸農制度，略作嘗試�？紤]到勸農制度作為傳統專制國家一整套儀式性制度的典型案例，前期研究成果??尤其是可供參照的研究范式??基本闕如．本文的分析自屬初步的嘗試。
一，勸農制度的源起
中國歷史上勸農制度的本意，指由統治者來勸勉誘導天下民眾以農為本、力田南畝。以仰事俯育，供億國家�！豆茏印匪^“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②。從內容看它又可以分兩個側面：其一是君王親耕藉田，為天下率；其二則是通過種種途徑向民眾傳遞君王重視農事的信息，以達到勸勉誘導的目的。
歷史上君王的親耕藉田是與祀天祈年制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以上求天佑，下勸農功，所以帶有明顯的原始神學意味。《禮記．月令》載：“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又《春秋左傳》卷三。襄公七年春：“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在祀天求年之余。君王作為上天意志在人世間的代表，還須親耕藉田，以示上承天意，下為民率。所以祀后稷、饗先農與親耕藉田是一套典禮的完整組成部分。如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正月，太宗“于東郊親饗先農，以后稷配，遂耕藉田”。
中國歷代專制王朝無不以“天命”作為其統治的依據，所以一直視包括祀后稷、饗先農在內的、從原始神權國家承襲而來的一整套祭祀儀式為國之大典，奉行虔誠。不過也許是由于后世國家世俗色彩增強，或者相比之下勸誘農功畢竟不如天命的確認來得重要，總之親耕藉田看來并非如郊祀大禮一樣屬國之常典，而是帝王玉趾少舉，偶爾為之。宋代歷朝舉行親耕藉田之禮的，見諸記載僅有四次。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的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正月，第二次在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第三次是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最后一次是在南宋前期，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年)正月。典禮過程少不了種種煩文縟節，并事后詔告天下，宣付史館，群臣稱賀等等，不一而足。總之由今人看來純屬形式主義。事實上，至少從時人的眼光看，親耕藉田制度并非完全的政治作秀，而是認為可以由此向民眾傳遞一種明確的信息。宋仁宗明道二年為行親耕之禮，詔告天下：“
昔者堯、湯之災而民不病，知備故也；禹、稷之盛而身服勞，知本故也。惟本與備一出于農，哲王盡心義在于此�！越褚赃�，其申敕詔條，切督州郡，凡令之出，以農為先，謹視土膏之宜，明宣稼政之目，諭以國家寶谷重食，尊本鎮浮，庶幾流亡有所底止。敢或弛厥穡事，重為民殃，當一置于重科。俾大變于衰俗，布告天下，知朕意焉”(宋庠《元憲集》卷二七《敕州郡勸農詔》)。
所以典禮的用心，在于“布告天下”，申明“尊本鎮浮”之意。南宋林馴就認為勸農“至其法之最良者，則白天子而下，無不以農為務，躬耕藉田，率勸民耕”。問題是：在信息傳遞多有不便的傳統時期，任何有頭腦的政治家都不會期望只要君王移動玉趾，親臨東郊以行三推之禮，即可達到天下景從的效果。所以仍需有種種與之配合的推廣措施，這才是歷代勸農之政的主要內容。自秦漢以來，隨著帝制國家職能的不斷理性化，不少原初僅屬典禮的功能日漸滲入日常行政的范疇，趨于制度化了。宋代開始勸農之政的日常行政化，可以說是其中較為明顯的一個例證。
二、宋代的勸農制度
中國傳統帝制國家以重本抑末為國策，行勸農之政，舉凡與農事相關的政務無不被冠以勸農之名，如賦稅制度的變動等等都是。不過在任何一個專制國家(尤其是傳統時期的中國)，政府意欲推動某事，最為直接、同時也是最為有效的措施，不外乎設官列職，動員官僚機構的力量。勸農之政也不例外。
西漢成帝陽朔四年(公元前24年)詔令二千石“勉勸農�！�，還僅僅是督促地方官關心農政而已。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令“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保瑒t屬于為勸農政而專官列職了。后人以為“此勸農官之始也”。南朝梁武帝天監九年(510年)，又有“勸農謁者”之設，其品秩同殿中御史，具體職掌則不甚明了。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派遣財政使職外出，有以“勸農”人銜者。如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六月，委派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約730年)為覆田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二月，更遣太子詹事李峴(709?766年)為江南東西及福建等道知選事并勸農宣慰使。這些財政使職的實際職責，多為搜括逃戶，整頓賦稅，勸農的職銜，或為虛名。宋人高承又謂：“唐中、睿之世，州郡牧守皆以勸農名其官�！比凰莆匆娪衅渌墨I可作印證�？傊�，趙宋之前，歷代雖已有以勸農名官者，以及朝廷因種種事由頒下勸農專詔，多為一時之政。歷代州縣官地方官的考課，大多列有勸誘農桑等考核內容，但也很少見有具體實施的制度規定。
北宋時期起情況有了一些變化。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直史館陳靖上奏，請益修勸農之法，宋廷曾考慮任命他為勸農使，“按行陳、潁、蔡、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但并未實行⑦。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權三司使丁謂(966～1037年)等上奏：“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閣門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內勸農使，余及通判并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并兼本路勸農使�！钡玫剿握孀诘馁澩窌^“勸農使人銜自此始”。至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宋廷進一步下詔，改天下諸路提點刑獄為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命令各路提點刑獄“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一事已上悉領之”。并各賜《農田敕》一部。同年四月，應利州路轉運使李防之請，宋廷雕印了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唐人韓諤《四時纂要》等書，付諸路勸農司，“以助民務”。八月，復令各路提刑司行上奏署名，凡事屬戶賦農田，署勸農司；事屬刑獄格法，則署提點刑獄所⑾。到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以轉運、提刑等司“皆別置勸農司，文移取索頗為煩擾”，下令罷諸路勸農司，轉運司、提點刑獄仍令領農使如故。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詔知開封、河南、應天府自今并兼畿內勸農使”。此后，縣令也以勸農人銜。葛勝仲曰：“今朝廷以郡守貳若令為勸農之官，且命乘春出郊勸課民事，蓋仿古意也�！蹦纤文┠耆岁懳墓缫舱f“州、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系之職銜之下，于事為重”。但此制出于何時，未見記載，估計當在北宋后期或南宋前期。至此，宋代各級地方長官均兼一地之勸農使，從此形成制度，終宋之世相沿未改，并影響到后代。
地方長官既以勸農人銜，除自宋初以來州郡長官即以“歲時勸課農�！睘榭颊n內容外，當時的制度還包括有哪些經常性的職責，值得討論。參照文獻記載，可知主要有兩方面內容：
其一，每春二月農作初興之時，守令出郊勸農。北宋鄭獬(1022--1072年)所擬《下州縣勸農詔》曰：“方東作時，其令郡縣躬之阡陌，以勸耕桑，稱朕勸農之意焉�！蹦纤卧f友(1140?1204年)稱“歲二月，郡太守率耆老以勸耕于郊，故事也”。黃震(1213"1280年)也說：“二月十五日，勸農勸種稻也，此州縣自古之所同也�！毕嚓P的記載很多，看來已為一朝之通制，“著在令甲”。南宋范成大詩《送曾原伯運使歸會稽用送徐叔智韻》：“秧田水滿麥棲畝，勸農使者翩然去。”江南“秧田水滿”之時，已是三月，說的當是轉運使出外郡勸農的情況，至三月才“翩然去”，回到浙東路轉運司駐地。春月出郊之外，南宋魏了翁(1178?1237年)還提到有秋成之時的“十月勞農”：“照會當職所歷州郡，歲以二月勸農于郊，農事既畢，則又率寮吏以十月勞農，因相與講明風化�！钡膳c之互相印證的記載不多，也許并非制度性的規定，亦未可知。前引黃震《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即稱：“八月十五日，再勸農勸種麥也，此本州今日之所獨也�！�
其二，二月出東郊勸農之時，還須作勸農文一首，以宣告君王“德意”。北宋胡太初謂當時的縣令“歲二月望，為文數行”，南宋劉?(1144?1216年)《長沙勸耕》詩曰“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⑾，皆指此�，F存宋人別集中數量不少的勸農文，看來大多都是當時地方官東郊勸農時的官樣文章，且大多賣弄文詞，佶屈聱牙，“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勸農文由地方官向父老宣讀后，還要在各處張貼。朝廷每次舉行藉田大禮，或有頒布其它與農事相關的詔文，也要印發各地張貼。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官府向民眾傳遞信息的主要形式。南宋紹興十六年藉田大禮前，就有官員提議“望詔守令以來春耕藉之后，出郊勸農，諭以天子親耕，使四方曉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
這樣的勸農“職責”，在大絕大多數情況下之流于形式，是可以想見的。有時還會形成一些弊端，文獻中有不少反映。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989--1052年)作《上執政書》，即已指出：“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于春首，則移文于郡，郡移文于縣，縣移文于鄉，鄉矯報于縣，縣矯報于郡，郡矯報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彼胃咦谝舱f：“守令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徒為文具，何益于事�！笨な�、縣令們所作的應景文章，極少能真正起到“勸農”的作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前引劉?《長沙勸耕》詩即日：“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為空言難感動，須將實意寫殷勤�！蹦纤文┠耆藙_(1240?1319年)的《花雨勸農日》詩寫得更生動：“山花笑人人似醉，勸農文似天花墜。農今一杯回勸官，吏臘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休休，勸農文在墻壁頭。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畢�！�
于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東郊勸農自然變成了地方官們的春日郊游活動。前引胡太初《晝簾緒論》即載：“(縣)令以勸農系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為文數行，率同僚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即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甚至“視前驅擁旌旄，后隊繁鼓吹官”，大肆鋪張。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直秘閣王湛出知閬州回到臨安，上奏高宗：“乞申嚴法禁，守令勸農不得輒用妓樂，宴集賓客�！笨梢姷胤焦賯冏儎褶r為游樂已成了普遍性的現象。當時宋高宗曾下令有司立法以禁止之。兩年后，殿中侍御史葉義問(1098?1170年)上言，仍提到“州縣每歲出郊勸農，置酒宴會，其實擾人”。且提議由戶部立法，令各地勸農“罷置酒之禮”．“不得因而飲酒”。但如同當時許多弊政一樣，這一現象之無從令行禁止，是可以想見的。各地守令們的這一春日郊游活動，有些還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儀式，被視為風流雅事，由地方文獻記載下來。南宋周密(1232?1298年)《癸辛雜識》記載湖州著名園林之一的丁氏園：“春時，縱郡人游樂�？な孛繗q勸農還，必于此艤舟宴焉�！庇行┑胤焦賱t喜歡乘機到寺院禮佛。《景定嚴州續志》卷四《寺觀》：“郡官之勸農，詣近郊寺院，無常所�！蹦敲矗@種“父老聽來似不聞”、“徒為文具”的勸農之制，何以能在中國傳統帝制時期長期存在，并不斷制度化呢?
三、宋代勸農之制功能分析
中國傳統的勸農制度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具體就宋代而言，其功能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面來觀察。
趙宋王朝繼承歷代傳統的重農主義，“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一整套的勸農之制，主觀目的之一是為了表示國家的重農導向：“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更重要的是，之所以強調重農，還因為要表明君王有愛民之心。如宋神宗詔文所表白的：“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勸農之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于色；或一?不成，則為加側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勞心焦思者，凡以為農也。”但君主國家的這一重農取向，除了試圖通過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法令來貫徹落實外，還需要有一個具體的制度來集中體現它，來作為它的“象征物”，那就是前述的勸農之制。重視象征物的作用，是人類社會的天性，因為“群體的理想只有通過具體實現到能為所有人看到、理解和記憶的對象上，才能得到表達和為人們所知曉”。一般的宗教文化是這樣，政治文化也是這樣。在像宋代這樣傳統的君主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
所謂政治文化，據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美國學者阿爾蒙德(GabrielAlmond)的看法，它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睋Q言之，如果說政治法律制度在規范和制約人們的行為方面主要是通過有組織的形式發揮作用，那么政治文化則主要是通過無形的方式施加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阿爾蒙德等西方學者主要以歐洲的歷史經驗歸納政治文化理論，強調“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例如由人民群眾大規模參與社會運動的典型案例一一法國大革命。而中國帝制時期的歷史經驗可能恰好反應了政治文化另一個可能的模式，即由國家政權所主導的、對民眾的政治以及其它方面社會行為有著全面影響力的文化類型。這種類型往往產生于政治集權化與文化單元化的社會之中。我國的儒家學說一向強調“為政以德”，強調對民眾的教育引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自西漢國家實行“獨尊儒術”、以其為致治之術以來，儒家學說開始全面影響國家政治，強調對民眾的教化也就成了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國家的政治架構，從朝省機構的設置到基層社會組織的構建，都可以看到這一政治文化的影子。兩千多年的帝制統治，最終使得國家的法律體系都“一準乎禮”，向教化之術看齊，這無疑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成功的驗證。中國自秦以來形成統一帝國，幅員廣闊，各地情形千差萬別，難以求其一律，于是國家的行政，多以道德取代法律⑨，重視以道德勸誘取代法律的強制性規約來治國平天
正如在其它社會生活領域，道德說教雖不免常流于空言，當它挾制度化的力量??例如法律之儒家化一一向社會滲透時，其影響就不可低估了；勸農之制在其“徒為文具”的另一面，則是帝制政權利用其國家機器的力量來落實重農主義的政治導向，這無疑也有其客觀的社會影響。趙宋政權的一些行政措施，如推廣優良水稻品種等等，是落實重農主義政治導向的直接措施。本文準備重點討論的，則是作為宋代勸農制度一個必要組成部分的勸農文所可能具有的客觀功能。
宋人別集所收錄的勸農文，集中在南宋時期，為數不少，大多屬官樣文章，宣揚帝王愛農之意，教誨農民勤耕勿惰。也有一些著意勸諭德化，如真德秀(1178．1235年)《福州勸農文》：“我勸爾農……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余，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笨上дf教的效果常不理想，“父老聽來似不聞”。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技術的進步基本依賴于經驗的積累，信息傳遞又相對困難，所以各地區在技術上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農業新技術傳播的速度是很慢的。在當時，除了由于非常歷史背景導致人口大規模遷徙、可能帶動技術傳播的情形外，常年的流動人口主要是商人與四處為宦的地方官。作為傳統社會知識階層的地方官，他們雖不一定都親歷農事而掌握具體的農業技術，但也惟有他們最具有歸納各地的農業技術、并使之傳播于四方的能力。宋代的勸農之制恰好為這種技術傳播提供了一個制度平臺。傳世的勸農文為我們的這一分析提供了充分的例證。
由于兩宋時期各地農業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總體而言屬兩浙地區占領先地位，所以宋人勸農文中所介紹的，大多為兩浙地區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正如南宋陳造(1133"1203年)所指出的，農事“宜取法江浙之人”�！稗r器之制，必訪諸浙耕者，蠶者亦取法于浙”。因為“吳中之農專事人力，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罢闳酥翁锉仁裰杏染薄Ｏ檀景四�(1272年)，知江西撫州黃震所撰勸農文，比較集中反映了兩浙精耕細作農業技術各方面的內容，文雖長，適錄于下：
今太守是浙間貧士人，生長田里，親曾種田，備知艱苦，見撫州農民與浙間多有不同�！汩g無寸土不耕田，壟之上又種桑種菜，今撫州多有荒野不耕，桑麻菜蔬之屬皆少，不知何故?浙間才無雨便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見百姓有水處亦不車，各人在門前閑坐，甚至到九井祈雨。行大溪邊，見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坼裂，更無人車水，不知何故?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折，不曾停歇，撫州勤力者耘得一兩遍，懶者全不耘。太守曾親行田間，見苗間野草反多于苗，不知何故?浙間終年備辦糞土，春間夏間，常常澆壅，撫州勤力者，斫得些少柴草在田，懶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間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耕田，撫州收稻了田便荒版。去年見五月間，方有人耕荒田，盡被荒草抽了地力，不知何故?雖曰千里不同風，撫州不可以浙間為比，畢竟農種以勤為本。……去年特地勸種麥，爾農尚不肯聽，今春是常例勸農，爾農又何緣肯聽(《黃氏日抄》卷七八《咸淳八年春勸農文》)。歸納黃震所言，兩浙地區先進的農業技術值得討論的可有水利、耕耘、施肥、種麥等等方面：
“浙間無雨便車水”，可見兩浙農民對水利灌溉的重視。這當然也是江南水鄉農業發展的前提。黃震于咸淳九年所作《勸農文》中，又提到了撫州在水利工程建設方面與兩浙地區的差別：“近溪水須逐段作壩捺水。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天，五月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眱烧闩c其它地區類似的差異在文獻中也常有所見。如知洋州宋莘所作《勸農文》，就指出了當地“高田無激水之具”的問題。陳造所撰《房陵勸農文》也勸諭當地農民要重視水利建設：“房之水地，山泉灌注，號為艮田，而車建之器略不知。其今若壅者，壅之不可壅，車建而溉，不惟兇荒當減十五，而平原陸地皆可為杭秫之區�！标愒爝@里所說的“車建之器”，估計就是當時在東南地區已經較普遍應用的龍骨水車，房州地區的農民對它還“略不知”，看來陳造此文是較早向房州地區介紹龍骨水車的文獻。
“浙間三遍耘田”與“浙間秋收后便耕田”，其所反應的都是兩浙地區在耕作方面比較成熟的技術，有關勸農文中介紹的相關內容不少。淳熙六年(1170年)，朱熹知(1130～1200年)南康軍時所作《勸農文》，即勸諭當地農民“大凡秋間收成之后，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數節次犁杷，然后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干”。前引知洋州宋莘之文，針對當地“麥一耕便布種，坐待來歲之收；稻田一耕便立苗，口口收入”，耕耘技術落后的情形，也說：“治田之法，欲深耕淺種，深耕則地力厚，淺種則發動疾�！秉S震指出了撫州在耙田技術方面相比與兩浙的不足之處：“田須熟耙，牛牽耙索，人立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無力，泥土不熟矣�！鄙罡彀抑啵砻缦路N后還須多次耘田，以除去雜草，也是當時兩浙農田精耕細作的一個表現。真德秀所作《福州勸農文》即指出要“勤于耘耔，草根盡死”。前引朱熹《勸農文》講得更清楚：“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干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凈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谷實必須繁盛堅好。”似此精耕細作，當然要投人大量的田間勞動力，而這正是兩浙地區不斷提高農田單位面積產量的關鍵，也是我國傳統農業發展的技術思路。
兩宋時間農業技術發展的主要表現之一是施肥技術的推廣。黃震說“浙間終年備辦糞土”，撫州則大不如，表明了兩浙與其它地區在施肥技術推廣程度上的差異。程?(1164?1242年)即稱：“衢婺之人收蓄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壯。”宋代不少勸農文都有勸諭農戶勤力施肥的內容，反映了地方官們對此問題的認識，與他們推廣施肥技術的努力。
陳傅良(1137～1203年)知桂陽軍時，作《勸農文》：“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加以糞溉，方為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彼运麆裰I當地農民“自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朱熹介紹施糞技術。一如既往的仔細：“耕田之后，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劃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人種子在內，然后撒種�！鼻耙笾菟屋分�，在指出洋州地方農作“耕耨之功已虧，糞壤之力全無”的現象之后，還建議當地民眾多建廁所：“凡建屋先問井廁，今洋人置廁而不問，不惟無以肥其田，又穢臭不可言，暑月災疫，口起于此。”“今欲洋民各盡乃心，悉乃力，村市并建廁所，男女皆如口，口口穢，糞穢以肥其田�！边@樣不惟可以多積農家肥，更可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以防災疫。似此具體、仔細地介紹異地先進的技術，淳淳善誘，自不應再以“徒為文具”視之了。
稻米之外，多種雜糧，也是地方官們勸農的一個重要內容。朱熹說：“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為無補。”吳泳指出：“吳中之民開荒墾洼種粳稻，又種菜麥麻豆，耕無廢圩，刈無遺隴，而豫章所種占米為多……自余三時則舍穡不務，皆曠土，皆游民也�！狈从沉藘烧闩c其它地區的差異。當時南方地區推廣較多的麥子，由于“禾則主佃均之，而麥則農專其利”，經營關系上有利于佃農，所以勸諭種麥尤其引人注意。據淳熙六年知婺州韓元吉(1118?1187年)的《勸農文》：“朝廷督勵州縣，每俾民多種二麥，至籍其頃畝，具簿冊以干御覽，蓋以歲豐為不可常恃，欲備荒歉而接食也�！笨梢姰敃r勸農種麥，已經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而是由中央政府頒下政令，系全國性的技術推廣行動。有些地方官還為此專門撰文，勸諭種麥。更重要的是，由于南宋時期兩浙地區稻麥復種技術已經比較成熟，所以地方官們勸農種麥的同時，在多數情況下也就是在推廣稻麥兩熟的耕作制度。前引知洋州宋莘《勸農文》提到：“余嘗巡行東西兩郊，見口稻如云雨，稻田尚有荒而不治者，怪而問之，則曰：‘留以種麥’。夫種稻而后種麥未晚也，果留其田以種麥，使變成口口，則一年之事廢矣……”所以他勸諭洋州地方農民要勤于施肥，這樣就可以推廣稻麥復種。黃震在撫州勸農，也說：“收麥在四月，種禾在五月初，不因麥遲了種禾。”據稱，“昔潭州亦不種麥，自真相公做安撫，勸令種麥，百姓遂享其利�！闭f明某種程度而言地方官的勸諭是有實際效果的。
先進的蠶桑技術也是地方官勸農文中介紹較多的內容。如程?向富陽縣農民介紹太平州的種桑經驗是要深挖樹坑：“彼間之種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務要鋤掘深闊，則桑根易行，三年之后，即可采摘，蓋桑根柔弱，不能人堅，鋤掘不闊，則拳曲不舒，雖種之十年，亦可搖拔，此種桑之法也�！鼻以唬骸暗蜕狡綁牛斕矸N，則蠶絲之利博矣�！敝祆湎蚰峡弟娹r民介紹的則是兩浙地區的剪枝技術：“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喂蠶有力�！绷硗膺�要注意桑樹間隔距離、施肥等問題，比較科學。此外他提到有“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未見具體內容，估計當更為具體。陳造在房州勸農，稱當地“桑柘絕少，蠶事滅裂，飼守繰織，皆未得法，端匹狹燥，絲綿席暗，無可取貴”，也勸諭農民“多植桑柘，每歲春辦為四十日夙夜之勤，繰織飼守，求盡其技精”。此外如謹守農時、愛護耕牛等等，都是勸農文中比較關注的內容，茲不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播先進生產技術的同時，更有一些地方官留意于改善農業生產的社會環境。如真德秀出知隆興府時所說：“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彼虼酸槍Ξ數亍翱品蠛r”、“追擾害農”等具體情形，“約束十條”，下令遵守⑤。陽枋(1187。1267年)撰《紹慶府勸農文》，也稱：“勸課農桑，太守當務也。然黔中之俗，不憂細民之惰農，而患豪民之妨農�！惫蚀烁嬲]：“當職決不為非法之科，爾豪民斷毋肆暴橫之斂�！堖`斯言，罰及爾身不可悔�！贝祟惤睿m仍多不免流于具文，然地方官若將其作為勸農的一個內容，挾政府權威而認真推行，對于改善地方農業生產的社會環境或多或少能起到一些促進作用。
總之，上述可以說明，具體就勸農文而言，它作為宋代勸農制度主要的表述形式，在“父老聽來似不聞”的同時，還兼具作為帝制國家宣揚重農主義的象征物、進而對民眾產生無形的政治文化影響，以及傳播先進農業技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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