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歷來的普遍性定論是“奸雄”。此論猶蓋棺之釘，將曹操牢牢地釘在恥辱柱上。但若細細推論起來，怕也未必如此；坦率地說，此論既不確更不當。本文即從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曹操為什么不篡漢自立說起，以事實論證并得出了與人們印象中的曹操形象完全相反的結論，特別是對“以發代首”、“夢中殺人”、“借糧官之頭以平眾怒”以及那句流傳千古“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等為人們所熟悉的典型事例，做了一番完全不同的詮釋。是狂妄邪說，還是荒謬胡言？不妨耐心一閱（此文有些長，其重點在該文后半部），并以此就教于諸位大家

在中國歷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個人象他那樣似奇峰突兀，惹人注目。在其生前，權勢赫赫，功德巍巍，但也謗議多多，令人側目；在其死后的千百年中，更是毀譽有加，褒貶不一；甚至在同一朝代也遭遇殊異：時而受到熱烈稱贊，幾可捧到天上;時而又遭無情鞭撻，足可令墜地獄。此人便是曹操。

提起曹操，自然就會想到另外一個詞：奸雄。這幾乎成了曹操的專用代名詞。人們欣賞其雄，更切齒痛恨其奸。每與敵對陣，對方總是毫不留情地當面斥罵他“欺君篡政”，“名為漢相，實為漢賊”。

哲學上有這樣一個命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句話的哲學意義，就是任何事物的發生、發展，都有其必然規律，都有其合理的“內核”，都有使其發生、發展直至衰亡的環境、條件和因素，而不論其是進步還是反動，是正確還是錯誤，是應該還是不應該。我們對曹操的所作所為亦當作如是觀。

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首先應該確定一點：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其理由如次：

第一，從宏觀的角度看，朝代更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從東漢末年的具體情勢來看，朝代更替也已成了社會前進的緊迫而必然的趨勢，既非任何個人力量所能扭轉，亦非因曹操企圖篡逆所使然。

東漢末年，是一個社會矛盾紛繁復雜、激烈動蕩的年代，延續四百年的漢王朝已處于末期，瀕臨崩潰的邊緣。從《三國演義》的只言片語中，我們也不難察覺到這樣幾點：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統治者崇信宦官，大權旁落，致使“十常侍賣官鬻爵，非親不用，非仇不誅，以致天下大亂�！被鹿俚脛�，正派賢良忠誠之士必然受到排擠、打擊，乃至迫害，因“禁錮善類”，形成“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三國演義》第一回，下同）。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對后主劉禪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桓、靈也！”（第九十一回）一向以最敬畏、最矢忠于漢天子的劉備、諸葛亮竟然對桓、靈二帝達到了“嘆息痛恨”的程度，可見當時是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又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后果！二是“人心思亂”的直接后果是諸侯擁兵自立，地方軍閥割據，這又從其統治階級內部和基層政權進一步催促了漢家王朝土崩瓦解的進程。這些都表明東漢王朝已經從根基上腐朽撼動了，已經處于分崩離析的邊緣，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而是它自己把自己推到“非亡不可”的危險境地。三是隨著群雄并起，相互攻伐吞并的不斷進行，更使廣大百姓淪于水深火熱之中。如在十八路諸侯興兵討伐董卓失敗后，各路諸侯相互火并，曹操在描述這段歷史時曾慨嘆：“鎧甲生蟣蟲，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嵩里》）。這是何等慘烈的景象，就連以極富鐵的政治、軍事手腕的曹操都感嘆“念之斷人腸”！建安元年，是歲又大荒，做為堂堂國都的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就連朝廷命官，“自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頹墻壞壁者�！保ǖ谑�四回）殘酷的經濟剝削，再加上戰爭的無情摧殘和蹂躪，迫使人民武裝起義，“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糜”（第一回）。漢天子的皇帝寶座在農民造反的吶喊聲中搖搖欲墜，而此時的漢獻帝劉協，也不過是不諳世事的孩童而已，連已死董卓的部將都可對他頤指氣使。在這樣的情勢下，漢天子不僅失去了統御全國的基礎和權威，也失去了號令天下的資質和能力。因此，首先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主動權的曹操，從表面看，似乎是在把持朝政，欺君罔上，企圖篡逆自立；實際上是繼續維持和保護了漢室天下。曹操曾說要不是他在朝執政，還不知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話并不虛謬。當然，做為封建時代有理想、有作為的政治家，也不排除其有假借漢家名份和旗號以積蓄壯大自身力量，掃滅群雄，成就大業的私下打算。

第二，曹操是在出仕過程中，逐步確立起遠大志向的，但他并不打算取漢帝而代之，起碼在他有生之年決不如此。

其一，建安十五年春（公元210年），曹操為慶賞在鄴郡（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建成的銅雀臺，令武將以騎射為樂，令文官進佳章以紀其勝事。諸人在“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為此曹操動情地向屬下全面剖露了自己的心跡，從那充滿感情的袒言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他心路發展的軌跡，并且不能不信服他當眾明確宣布的“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第五十六回）曹操這話確為由衷之言，肺腑之語。何以見得？心理學告訴我們，面對屬下的文官武將，曹操不可能裝腔作勢說假話，這既不符合他自身性格，也不符合當時情勢。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悉尼.喬拉德和特德.蘭茲曼說：“在什么條件下，人們才能對他人真實坦率地表露自己呢？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對他人是否值得相信的知覺”;“另一個因素似乎是對安全和自尊的重視程度。那些相對來說不怕別人的人和那些自認為是受歡迎的人與那些沒有安全感、有依賴性的人相比，更會樂意讓別人了解自己�！保�1）很顯然，曹操完全符合上述兩種因素。而且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曹操又袒言宣布“但欲孤委捐兵眾，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第五十六回），其言何等坦率、直露！他并非驕狂、虛妄而確是赤誠、磊落地宣稱：“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由此可見，曹操上述所言決非虛言誑語。

其二，曹操數次勸誡、禁止他人傳言所謂他應“代漢而有天下”之意的征兆之事。一是曹操奉詔從山東起兵來京護駕，救出被李?、郭汜等百般羞辱、蹂躪的漢獻帝后，“時侍中太史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于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于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如果說曹操有篡逆之心的話，那么這是一次何等難得的機會，而且是非常有權威的“天命”所示！但“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第十四回）二是在曹操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后，有近百歲的數位父老“簞食壺漿以迎之”，并對操說：“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夜于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于乾象，正照此間。后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于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睂Υ�，曹操只是笑一笑：“何敢當老丈所言？”（第三十一回）在古代，人們往往把現實中的吉兇禍福同當時的氣象災異對應、聯系起來，認為人間的一切都有上天的征兆；而朝代的變遷也是由上天安排，并由上天來顯示、預兆的。近兩千年前的曹操，敢于沖破這種傳統觀念，社會意識，已非屬俗人；又不假借此成個人帝王之夢，更足見其心之誠，其行為猶足可貴！

其三，曹操下屬多次勸諫他“受九五之尊”，但每次他都明確拒絕；于是眾人退而求其次，勸諫他進封了魏公、魏王，但就是不登帝位。就在曹操病重去世前，孫權致書曹操，稱“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伏望早正大位”。曹操看透孫權的不良用意，笑著對群臣說：“是兒欲使吾居火上耶！”屬下群臣也再次乘機上諫：“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倍�曹操卻一笑說：“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茍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第七十八回）。

周文王何許人？周文王即姬昌，受商封為西伯，因他關心民間疾苦，禮賢下士，曾據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殷王辛稱臣，故而孔子在《論語.泰伯》中稱贊姬昌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笔熳x古籍、詩書的曹操說：“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彼�確實要以周文王為榜樣，做一個周文王式人物。而就在此之后不久即病重歸天，可以說善始善終地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其四，曹操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際行動上表明自己“甘居臣下”的想法和做法完全是真誠的。史志記載，朝廷給曹操的封地是四個縣，享受三萬戶的租稅，為了表明自己并無“非份”之想，也杜絕他人之謗議，他主動交還朝廷三個縣的封地，同時交還二萬戶的租稅，自己只留一個縣的封地，一萬戶的租稅。

其五，曹操本人不僅決不篡位稱帝，而且從大局出發，也堅決反對和制止他人隨意行“廢立”之事。《三國演義》中，董卓擅行“廢立”，是曹操第一個站出來發矯詔，樹義旗，招集十七路大軍討伐董卓。另據史志記載，“冀卅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杰，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曹操），太祖拒之。芬等遂敗�！边�有一次，“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曹操仍然“拒之”。漢獻帝初平四年（194年），“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余城，謙守城不敢出�！保�2）這些顯然為穩定政局，延續、鞏固漢室江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突出劉備的正統地位，達到貶曹尊劉的創作目的，《三國演義》作者不僅對上述四、五條中史實部分隱略不提，而且還顛倒黑白，把陶謙描繪成忠厚老實的謙謙君子，本來誠心誠意要和曹操搞好關系，著意派兵護送曹父一家，但卻造成其全家被殺，成了好心辦砸了事的冤大頭，完全掩蓋了他出兵支持闕宣造反稱帝的大逆不道行為；孔融、劉備則成了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濟陶謙于危難的“志士仁人”。不僅如此，還讓陶謙借機演出了“三讓徐州”的鬧劇，更把劉備推上了“仁德寬厚”的正人君子典型。

第三，非但曹操，就是孫權、劉備，在他們本身即使根本沒有稱帝之心時，其下屬也千方百計瞄準機會，慫恿、鼓動其“早登大位”。為什么？劉備在攻下兩川之后，“眾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劉備不肯，諸葛亮勸諫時就道出其中原由：“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眾人之望�！眲�備頗為堅決地說：“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又不能強逆屬下，只好暗示他們“可再商議長策”。但諸將不解，還是一個勁兒地說：“主公若只推卻，眾心解矣�！鄙钪O劉備心理的諸葛亮，只好出來做眾人的思想工作：“主公平生以信義為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荊襄、兩川之地，可暫為漢中王。”（第七十三回）二年之后，為勸諫劉備登位稱帝，諸葛亮又故作憂慮成疾，對劉備喟然嘆曰：“……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眾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劉備見事態如此嚴重，只好擯棄“恐天下人議論”之潛藏于心底的想法，答應即位稱帝（第八十回）。由此可見，心存大志（其最高境界就是登帝位），是吸引、匯聚、團結人才，鞏固、發展事業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劉表、劉璋同為漢室宗親，又都占有戰略要地，且都民附糧豐，兵強馬壯，但就因為他們胸無大志，不敢向四方展足，只是“坐守城郭”，充“守戶之犬”，所以不僅失去了眾多有才智的人，而且連祖宗的封地也失去了，其本人或后世子孫成為他人的俘虜。曹、孫、劉都是“胸懷大志，腹有良謀”的人，所以才由他們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但他們誰都不會首先稱帝，否則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眾矢之的”。尤其是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又富有遠大戰略眼光的曹操更不會首先代漢稱帝。就曹操的心理和當時的情勢而論，以他的權力和地位，對內可以號令一切，隨心所欲，一切均在自己掌握之中；對外又可“奉天子明詔”，以順討逆，既有政治上的主動權，又有道義上的合法性，他何必非要走既不合時宜，又不得人心那一步不可呢？曹操是講究務實的人，他不會因炫示“浮華”、“名份”而失去人心，失去道義。

第四，“漢朝氣數已盡”的思想意識已滲入社會各階層，漢天子在人們心目中已失去了其往日所特有的令人敬畏而神圣的“靈光”，這就等于在人們的心理上宣判了東漢王朝的死刑。休說一方諸侯孫堅（匿藏傳國玉璽就是鐵證），出身四世三公高貴門第的袁術（盡管無人捧場，自己還是先圓一次皇帝夢，先過一回皇帝癮），不拿漢天子當回事兒，有取而代之的稱帝之心；就連自詡最忠誠于朝廷和皇帝，令千秋萬代景仰的忠義典型關羽，似乎也不把漢天子放在眼里。不是這樣嗎？在他被曹軍圍困土山，成了甕中之鱉，“死之不義，降之不忠”的兩難境地下，與曹操鄭重約定了看似很體面的“約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只降漢帝，不降曹操”，看，這不明擺著把自己放到漢帝的敵對面去了嗎？歸降之后，曹操“表奏朝廷，封云長為漢壽亭侯，鑄印送關公�！碑旉P羽得知劉備去處，封金掛印，離曹營揚長而去。這似乎是非常忠義的表現。然而封“漢壽亭侯”，雖然是由曹操“表奏朝廷”，但畢竟是由漢天子親自批準的，應該說是很鄭重、很正統的，但關羽卻不屑一顧，他心中只有大哥劉備。當劉備自立為“漢中王”，又再次以“漢壽亭侯”之爵授封給關羽時，他就坦然而納，欣然而受了。忠義貫千秋，以扶持漢室為己任的關羽都如此對待漢朝天子，更何況他人呢？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曹操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否則就是“漢賊”，就是奸佞之人？順便提一句，劉備在自立漢中王時，曾不無擔憂地對臣子們說：“汝等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币粋�渴盼“天子明詔”以避“僭逆”而不可得，一個卻把天子親自御封之印棄之如敝屣，這究竟孰真孰假，誰對誰錯？

第五，在《三國演義》中，作者借人物之口曾多次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边@是公認之理，即使提出并嚴格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等級觀念的儒家們對此也是很贊同的。按當時情勢來看，曹操即使“代漢帝而自立”，無論在情理上，還是在客觀可能性上，都無大礙，甚至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曹操并不如此，為了表示自己的誠心和決心，他甚至公開地向下屬們宣布，在自己死后，妻妾全都改嫁，目的是讓她們傳揚自己的這番心意，好使別人都知道。在《三國演義》中未提到這件事，卻提到將“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并且還囑咐說：“吾死之后，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睙o疑，遺囑是一個人最后的、也是最掛心、最重要的心聲。從曹操的遺囑來看，他不僅沒有顯露出絲毫“為帝為君”的意思，而且還把自己降到平民百姓的位置：休說帝、王駕崩后的后妃們，就是普通官員的遺孀，有哪一個還需要“賣履自給”呢？其實，曹操的遺孀們未必就淪落到要“賣履自給”的地步，但做為“遺囑”，它起碼明白無誤地表露了這樣一個信息：死后的曹操再也不是什么王公大臣，他和他的遺孀們都是平民百姓，不僅沒有了往日令人炫目的崇高無比的社會地位，而且就是在物質生活上，遺孀們今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謀生計”了。按說在訣別人生之際，遺囑同時也是最能袒露無遺的心聲，是無須再講什么策略和隱衷的；想曹操也該如此吧？曹操也確實如此，你看，他“又遺命于彰德府武城外，設立疑冢七十二”，原因是“勿令后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故也�！保ǖ谄呤�八回）

從上述幾點看來，曹操不是沒有條件和能力篡漢稱帝，而是從根本上就不打算篡漢稱帝；不管是敵方的穢言誣陷也好，或是下屬的真心勸諫也好，還是不明真相的人“妄相忖度”也好，他始終不為所動，始終抱定一個宗旨：奉漢天子為帝，對漢帝稱臣。因此，將曹操說成是企圖篡漢稱帝的“奸邪篡逆”之人，顯然是不妥的；從“奸雄”這一概念出發，附加在他身上的種種言詞，不是虛妄加之，就是著意貶之，或是借故辱之，總之是不實之詞。

曹操為什么不篡漢稱帝？

曹操雖有條件和能力，但始終不篡漢稱帝，究竟為什么？這當然要引起人們的疑問。

首先，曹操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但他不是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人生的終極目標，而是有一個逐步的變化過程；并且他異于常人的聰明之處，就在于能在“臨界點”戛然而止，沒有“得隴望蜀”之欲。舉孝廉時才20歲，因擔心自己年青，又不是“清流”、“處士”出身，怕被別人看不起，只想做一個地方官，用自己政治教化的顯著政績，來確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這一點他任濟南相時做到了，但其中也得罪了不少權貴和宦官。為避禍及家族，他托詞辭職回鄉，“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而國家多事，邊塞諸侯謀反，黃巾軍風起云涌，遂被朝廷征召為典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贝藭r最大愿望是做個“征西將軍”，“圖死后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第五十六回）。之后，南征北戰，東討西殺，基本蕩平群雄，隨之也升遷為丞相。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操是屬于“自知者明”之人，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已達頂點，“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這恰好說明和證明了為什么當時只有他才是如史學家陳壽所說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其次，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便成為全社會的統治思想，博學多聞的曹操不能不深受其影響，尤其在道德觀念、禮儀規范等方面，以儒家教誨來約束、要求自己。病逝前，孫權致信愿俯首稱臣，屬下也乘機再次勸諫“順天應人，早正大位”，他又一次明確宣布“茍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彼�常用齊桓公、晉文公、燕國大將樂毅、秦國大將蒙恬等人的典型事例來警誡自己，甚至當讀到有關他們的書時，“未嘗不愴然流涕”。另一方面，他又嚴格自律，知恩圖報。他說，從祖父到本人，祖孫三代都很受信任，擔任重要的官職，連同子桓（曹丕）兄弟這一代，都超過三代了，如此累世隆恩，我怎么敢有“不遜之志”呢？

第三，曹操不僅有明確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也有清醒的政治頭腦，能認清形勢，把握大局，準確判斷出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如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要謀廢靈帝，立合肥侯，曹操當即拒之，并告誡他們說：“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
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3）即使在自己生死攸關之際，也不貿然行事，比如他發現御醫吉平欲毒殺自己，并由此發現漢獻帝破指密授給董承“殄滅奸黨”的衣帶詔，便與眾謀士商議，欲廢卻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上諫，曹操就采納了他的話，終止了自己不理智的行動。

第四，其實，說到底，曹操也并不是什么“貞節烈女”，他在有生之年所以不篡漢自立，并不是因為他是漢天子的忠實保衛者、守護神，而是主要出于以下考慮：一是他雖然看透了漢王朝“氣數已盡”，改朝換代是早晚的事，但現在時機未到，主要是雄據江南的孫權、偏據西南一隅的劉備兩個集團，不僅非一時能克勝降伏，而且他們還時時刻刻在伺機進犯；如果此時代漢自立，不僅取消了原來自身存在的道義上的合法性，而且反過來增加了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御我的口實，這當然不是明智之舉；二是他看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正因如此，他才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事實證明，朝廷內忠于漢室的大臣尚不在少數，就是說還未形成“群卿同欲之勢”，故如上述他勸阻王芬、許攸所說的那樣，廢立尚不可行，自立更不待說。三是他自詡“孤為周文王”，其實還有另一深層含義，那就是象周文王那樣在自己身前盡量削平群雄，增強國力，以為后嗣者一統天下，統御國家，打下堅實基礎。這一點，曹操的有些謀士曾看出了一些端倪。

有這樣一句哲言：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本能；知道自己不該要的，是智慧。不管人們懷著怎樣的憤恨去詛咒曹操“奸邪篡逆”，但曹操畢竟在事實上沒有“代漢帝而自立”，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曹操是有自知之明的智慧之人。

欺君篡政：挾天子以令諸侯

前面我們以事實論證了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又探討、分析了他為什么不篡漢自立的種種原由，但做為有理想、有作為的政治家，曹操又該怎么辦呢？他既不能游離于激烈動蕩的現實斗爭之外，又不能象文人雅士那樣，縱情于山水之間。別無他途，曹操只能義無返顧地祭起權利的大纛－??挾天子以令諸侯。欺君篡政的確切涵義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是人們抨擊曹操的主要口實，也是說他奸邪禍國的主要依據。其實，挾天子以令諸侯既是曹操的主觀愿望，同時也是客觀形勢所使然。

其一，漢獻帝繼位時方才九歲，是被董卓廢卻其兄少帝后而扶上皇位的，董卓以虎狼之心專斷朝政，少年獻帝自然是掌中之玩物。王允設計除掉董卓，但獻帝又陷于董卓部將李?、郭汜肆意作踐的騷亂之中，其間顛沛流離，飽償困辱，甚至被劫持，休說保持皇帝尊嚴，就是自身生命安全也時時有不虞之憂。就在面臨絕境之時，兵威將雄的曹操從山東趕來護駕，自此獻帝脫離厄難，但時年也僅15歲，既無親政能力，又經數年朝廷變亂，缺乏親政基礎，故而此時曹操大權在握，“挾天子以令諸侯”勢所必然。

其二，獻帝雖然過上了暫時安定的日子，但群雄尚在，各地諸侯擁兵自立，尤其是遷都于許的第二年（197年），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術即僭越稱帝，真正統一天下的任務還十分繁重，這個歷史任務只能由曹操擔負。而曹操除了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后盾之外，“假天子之名以討不臣”，自然更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名正則言順，言順事乃成，曹操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收張繡、張魯等，除孫權、劉備之外，可以說基本上蕩滅群雄，掃平天下。

其三，曹操南征北戰，東征西討，殺伐無數，既在統一國家方面做出巨大貢獻，同時又樹敵多多，欲置其死地者當不在少數。挾天子以“能”令諸侯者，關鍵是兵權，是槍桿子、刀把子。故而曹操率直坦誠地宣布：“但欲孤委捐兵眾，歸就所封武平候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倍�且還有更重要一層：“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第五十六回）

其四，從東漢的歷史來看，皇室一直處于顛簸動蕩之中，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勢，輪番操縱天子，專斷朝政，皇帝處于兩強之間，只能茍活度日。我們不妨簡略追溯之。公元76年漢章帝劉?即位，次年（77年）大臣竇憲之姊立為皇后，竇憲也被任命為郎。公元89年章帝之子、年僅十歲的劉肇繼位為和帝，竇太后臨朝，其弟竇憲以侍中操縱朝政，因其弟兄橫暴京師，脅迫和帝，永元四年（92年）和帝與宦官鄭眾合謀誅滅竇氏。鄭眾以功封?鄉候，為東漢宦官參政之始。和帝死，其皇后鄧綏先后迎立殤帝劉隆、安帝劉祜，她本人臨朝執政，使其兄鄧騭居要職。因其權勢熏天，鄧太后死后，安帝與宦官李閏定議誅滅鄧氏。安帝死后，其子劉保繼位為順帝，大將軍梁冀的兩妹分別為順帝，桓帝（劉志）的皇后。順帝死，梁太后臨朝，其兄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先后立沖、質、桓三帝，梁氏一門先后有七候、三皇后、六貴人、一大將軍，其權勢之隆，可想而知。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滅梁氏，并清除其黨徒三百余家，抄沒其家資值錢三十余億。桓帝死，桓帝皇后之父竇武迎立劉宏為靈帝，時年12歲，竇武任大將軍，常居禁中，掌握朝政。同以往幾任先帝一樣，由于外戚脅迫，成年后的靈帝只有借助宦官奪回皇權。宦官也借此專橫弄權。為此竇武與太傅陳蕃合謀誅殺宦官，但事泄兵敗只好自殺。從此宦官得勢。由于宦豎橫行，造成田野凋敝，倉廩耗空，終于激發黃巾軍大起義，把延續四百年的漢王朝推到崩潰邊沿。靈帝之后即是9歲的劉協登位為獻帝，其間何太后與董太后之間勢不兩立的爭斗，大將軍何進與宦官蹇碩等十常侍的相互謀殺，在《三國演義》中已有描述。東漢王朝自章帝以來，就是這樣在外戚專政與宦官弄權的相互交替中循環往復，形成說不清、解不開、理更亂的惡性循環，而身處其中的皇帝，從漢獻帝之前的百余年中的六、七任皇帝，都不過是虛有其名的傀儡而已。曹操順應了這種歷史延續；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漢獻帝，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是無法沖破這歷史的惡性循環的。

其五，“挾天子以令諸侯”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最早建議曹操這樣做的正是反對曹操進封魏公的荀?。當年，曹操在山東，聞知天子車駕已還洛陽，與眾謀士商議“下一步如何走”的時候，是荀?第一個向曹操進言：“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為之矣”（第十四回）。曹操很高興地采納了這“不世之略”。這“不世之略”的真正意義就是“奉天子以從眾望”，換言之，質言之，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曹操欺君篡政，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他雖然借此殘酷地鎮壓了陰謀反對他的人，如伏皇后，董承等，但也假此掃滅群雄，統一了大半個中國，使中國北方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戰爭的直接摧殘和蹂躪，獲得了安定生活、發展生產的喘息之機，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對以后社會的發展，都是有功績的；漢天子雖然依舊是名義上的皇帝，失去了皇家應有的威勢，但也從李?、郭汜之亂中掙脫出來，結束了長達五、六年的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困辱不堪的痛苦流離生涯，比較起來亦算是幸事。

就其對待君主的態度來說，曹操與諸葛亮似乎是對立的兩極。諸葛亮不分大事、小事，一律自己悉心處理，為的是在對劉氏父子問題上，怕別人不如自己盡心。諸葛亮因此而被活活累病死在前線的軍營中，年僅54歲，可謂英年早逝。此可謂“敬君代政”。欺君篡政與敬君代政，從性質上看，似乎截然相反，但從實際做法與客觀效果來看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把皇帝做為最高名譽領導人，而他們自己才是最高決策者。所以在這一點上，二人之間可以劃等號。不但如此，有時“敬君代政”反不如“欺君篡政”。比如劉禪實際一直做著“安樂公”，但有時也聽信諂言，胡亂下詔。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時，連取勝利，曹軍大司馬、征西大都督曹真屢被諸葛亮挫敗，因不堪敗辱而病亡，諸葛亮正要乘勝進擊，后主劉禪忽詔令“班師回朝”。諸葛亮明知后主“必有佞臣在側”，但又怕擔“我如不回，是欺主”之名，盡管“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難得此機會”，也只好忍痛撤回。請看，在如此重大問題的如此關鍵時刻，因“敬君”而不得不忍痛放棄一次“日后再難得”的機會，此“敬君”可取否？從國家的根本利益上考慮，這種“敬君”實際上是“忠君”還是“害君”？想不言而喻。

雄才大略：非常之人的非常性格

曹操被冠以“奸雄”，其意自然是重在彰示其“奸”：一是欺君篡政、奸邪篡逆的政治野心；二是奸險狡詐、兇殘暴戾的性格特征。有很多例子，比如“以發代首”，借倉官王?之頭以壓軍心等等，都深深地嵌刻在人們的頭腦中。奸險狡詐、兇殘暴戾的曹操形象，幾乎是我國所有文學作品中的曹操的標準形象。

但事情也不盡然。比如袁紹討伐曹操前夕，命書記陳琳作檄，檄文辱及曹操祖宗三代，稱操是“贅閹遺丑”，令人何等羞辱與難堪！時曹操正患頭風，疼痛難忍，“此檄傳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第二十二回），由此足可見其言詞是何等尖刻而犀利，對曹操的刺激和震撼是何等巨大而深刻！但俘獲陳琳后，“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第三十二回）。請看，這里哪還有一點“奸險狡詐、兇殘暴戾”的影子！

象這樣的例子，在《三國演義》中并不鮮見。

對此，該作如何解釋呢？

一種解釋是：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清代著名評論家毛宗崗在評論曹操時發現：“聽荀?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愿為曹侯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保�4）這里的用詞是“似乎”。盡管是“似乎”，但畢竟還有“似乎”，這該做何解釋呢？毛宗崗別無他法，只能歸于“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其意是說曹操太有智慧和能力了，以至于他做出的這些假象能蒙騙住天下所有的人，是天下第一大騙子！對這個結論，我們當然不會感到奇怪和陌生，因為毛宗崗父子是堅定的正統觀念維護者，具有非常強烈的貶曹尊劉的政治傾向和思想感情，他們認定曹操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奸詐虛偽的，是絕對不能信賴和肯定的！

后代學者當然也發現了這種矛盾現象。但曹操是眾所公認的“奸臣權相”，既不能拂眾人之意，又不好解釋曹操為什么能做、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好事”，于是只好把他列為“性格復雜”的一類人之中。人的性格固然是復雜的，不可能是單一的；但再復雜，也不能使其人格形成割裂或對立�！靶愿窦仁且粋�人各個性格特征的統一體，也是一個人對現實的態度與其習慣的行為方式的統一體。因此，一個人不能有互相對立的性格�！�
（5）

那么，該如何破解曹操之謎呢？“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和社會存在）決定意識，也決定人的一切心理活動。不管是多么復雜玄奧、飄忽不定、不可思議的心理活動，最終都會在物質世界與實踐活動中找到它最初的根據。人的意識、人的心理活動既不是柏拉圖式的對于‘天國’的回憶，也不是馬赫式的先驗感覺的復合，它只能是人在其一定的社會存在中活動的結果�！保�6）因此，我們要破解曹操之謎，合理、準確地解釋他的所作所為，首先應該弄清造成他的這些所作所為的“社會存在”是什么？他是如何在這樣的社會存在中活動和實踐的？

曹操出生在一個世代大官宦家庭。他祖父曹騰雖是個宦官，但頗受皇帝寵信，曾官至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候；其父曹嵩也官至太尉；可以說都是權勢赫赫的高官顯爵。出生在這樣的家庭，相對于占絕大多數的中下層官吏的家庭來說，一是有比較顯赫的社會政治地位，二是有相當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三是有很充足、很理想的讀書學習，接受教育的環境和氛圍。“操幼時，好游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痹谶@樣的社會背景和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曹操，當然很容易影響、形成天性豁達、坦蕩不羈的性格特征，以及雄視天下，睥睨一切的精神氣質，再加他本人先天的聰慧機敏的頭腦，又特別勤苦好學，自然就成為當時出類拔萃的少年英俊。他20歲時就被舉為孝廉，這決非偶然，而是他深厚的個人修養和良好的綜合素質所決定的。

第一，學識淵博，才智過人。曹操喜書法，善音樂，懂建筑，好養性法，亦解方藥，甚至圍棋也下得頗精，可謂多才多藝。僅以文學才能為例，他常常觸景生情，吟誦成篇，有的則成為傳頌千古的佳作。比如，在率軍北征途中，身臨大海，譜出“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這樣意境深遠、氣魄宏大的詩句；目睹百姓身罹戰禍而遭受的苦難，他用詩句描繪出“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圖景；他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詩句所表達的寬廣胸懷，顯示了對人才的殷切渴望與追求。曹氏父子的文學才華可以說有口皆碑，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其鮮明而突出的地位。管中窺豹，我們僅從其顯露的文學才華之一角，就可看出其學識之淵博，才智之過人。

笫二，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如鶴立雞群，為同代人所稱羨。據史志記載，曹操“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于世�！�
（7）據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孫子兵法十三篇，即為曹操所輯注。對于曹操的軍事指揮才能，在《三國演義》中屢有展現，他的高級參謀，如荀攸、郭嘉等，也都十分嘆服。甚至他的真正敵手，如孫權、劉備，乃至諸葛亮，也都不得不承認他“極善用兵”。就連極力尊劉貶曹的毛宗崗也由衷贊揚：“孫權之兵事決于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于軍師，而唯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眾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為眾將之所未知，其后乃為眾將之所嘆服�！保�8）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無疑正是那個動蕩、混亂的年代所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個人修養和素質。

第三，鑒于曹操高官顯爵的家庭在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地位，以及政治變動、人際交往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曹操居高而望遠，有條件和機會俯瞰整個社會的全貌及其所呈現的種種弊��；又親歷其間，洞察入微，深諳官場中腐敗無能的吏治及爾虞我詐的權力之爭。就象展翅翱翔的雄鷹俯瞰大地上的萬事萬物一樣，既有從容大度的氣勢，又有清醒的政治頭腦，還有犀利、準確的政治眼光。這也是做為杰出政治家所必不可少的修養和素質。比如，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的一段話，其識見就不俗。他以龍比世之英雄，并以“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云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的形象逼真的描繪，極為形象、貼切地說明了“英雄”所應具有的才略和氣質。在劉備所試指的“天下英雄”當中，曹操對袁術、袁紹、劉表、孫策、劉璋、張繡、張魯、韓遂等人的簡略分析和評判，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三國同時代的人當中，除了諸葛亮“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有英明的預見性外，又有誰能象曹操這樣既高瞻遠矚，綜觀全局；又洞察入微，清晰、明了地判定出當時主要風云人物的優劣沉浮呢？

在政治、軍事、學識上的才干，使曹操不能不成為時代的強者。而做為強者的曹操，自然有自己獨特的性格特征。這主要表現在：

包藏宇宙，吞吐天地，志存高遠。是否具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這是確定一個人人品高下、心理素質高低的關鍵性因素。因為理想、信念既是一個人前進的方向和奮斗目標，又是一個人前進的動力和精神支柱。有沒有理想信念，有什么樣的理想信念，這在人的具體行為中，在人的精神狀態中，是可以顯現出來的。在人才如星漢燦爛的三國時代，曹操似奇峰突起，軼群絕倫，就是因為他首先有非比尋常的理想和抱負。曹操認為“英雄”異于常人的只有兩點，那就是有大的志向和大的智慧，他為“英雄”下的定義是：“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彼�既自豪又自信地對劉備宣稱：“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第二十一回）當然，曹操既是一個普通人，他不是一踏入社會就確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標；又高于一般普通人，他會隨著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更正自己的奮斗目標，就如前面所述。尤其可貴的是，曹操為自己確立的奮斗目標都是切實可行的，并沒有虛妄而脫離實際的，或者鼠目寸光，或者野心膨脹。

機警敏捷，權謀多變。曹操從小就“有權謀，多機變”。他對叔父總在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特別惱火。怎么辦？他沒有采取對著干、頂風上的簡單粗笨方法，也沒有采取撒潑耍賴、破罐子破摔的玩世不恭的態度，而是采取了一種智慧的抗擊手段：仰面倒地，詐裝中風。正是這一小小的伎倆，便使叔父在父親面前的形象遭到置疑，信譽遭到破壞；不僅使自己不良的過去得到“平反”，叔父所有的“告狀”歸于無效，同時也為自己今后行為更加放任不羈鋪平了道路。一箭三雕，一石三鳥，可謂聰明之至。在后來的奮斗中，每當面臨困境的時候，曹操總會“急中生智”，巧妙地化險為夷，化難為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他忽心生一計，虛指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保ǖ诙�十一回）

堅毅果敢的軍人氣質，精深巧妙的軍事領導藝術。曹操不僅是卓越的軍事理論家，而且是杰出的軍事領導者。與其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曹操更富軍人的氣質和特質。如曹操借倉官之頭釋解眾怨后，牢牢地、緊緊地抓住機會，嚴令諸將三日內破賊。為了顯示決心和勇氣，并以此激勵全軍，他“親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塹。”當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時，他深知這是關鍵時刻，稍有畏難、松懈情緒，定會一敗千里，前功盡棄。他果斷地親自用劍將這兩名裨將斬于城下，并“自下馬接土填坑”。正是在曹操這種堅毅果敢、一往無前、視死如歸的精神和行動的激勵、鼓舞下，“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結果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第十七回），取得了這場征伐袁術的全面勝利。能夠全面體現曹操做為軍事統帥整體素質的，是在第二次討伐張繡時。曹操在“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并皆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并不敢踐踏�！辈懿俅伺e非常之妙，一是向百姓亮明了此次征伐的合法性、正義性（天子明詔，與民除害）；二是不得已而起兵，但絕不擾民害民，取得了老百姓的全力歡迎與支持；三是以嚴肅的態度統軍，以嚴明的紀律治軍，一方面顯示和提高了統帥的聲望和權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增強了軍隊的戰斗力。但是事不止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曹操所騎馬被田中一鳩所驚，踐踏了一大塊麥田。這該怎么辦？這對曹操才是個嚴重的考驗和檢驗，這可比與袁術對峙時進退兩難之難而更難。曹操不愧是曹操，他在不慌不忙中使這一難題一步步得到合理又合法的解決。首先他“隨呼行軍主薄，擬議自己踐麥之罪”，主薄當然只能說“丞相豈可議罪？”但他當眾卻說：“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于是“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無疑，曹操這是在做秀：身邊那么多忠貞不二的文官武將，豈能眼睜睜地讓他拔劍自刎？何況那些智謀之士肯定會很快找出理由，想出辦法的；果然第一謀士郭嘉就引經據典提出：法不加于尊。這時曹操故意沉吟良久才說：“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義，吾姑免死�！逼鋵�，“法不加于尊”他未必不知，只是由他人引經據典提出來更好；而“沉吟良久”則另有深意：表面看好象在心里再三斟酌我是否按“法不加于尊”去辦；而實際是在苦思怎么解決才既體面又合理。他以劍割自己之發，擲于地說：“割發權代首�！狈堑�如此，還要“使人以發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發以代。’于是三軍悚然，無不懔遵軍令�！保ǖ谑�七回）曹操就這樣把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兒順順當當地解決了，而且起到了更加理想的效果，其精深巧妙的軍事領導藝術令人嘆服。

《三國演義》作者引詩說：“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人們長久以來也以“割發代首”來說明曹操的奸詐。其實這是偏見。在古代，人們是很看重頭發的，《孝經》里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惫湃税杨^發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認為頭發、皮膚都是父母給的，只有精心愛惜，才是孝的開始。眾所周知，漢代是一個以孝治國的朝代，只有被舉薦為“孝廉”（即孝敬父母，廉潔公正），才有出仕做官的資格。如果某人犯了罪，其中一種刑罰就是“髡”（音昆），即剃去頭發。比如諸葛亮因馬謖背違軍令痛失街亭將其斬首示眾，馬謖參軍即《三國志》作者陳壽之父也負有責任，就被處“髡刑”。但髡刑是不能施加到士大夫頭上的�！缎聲�》中說：“是以系、縛、篤、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因此，曹操本不該受“割發”這種刑罰的，為了顯示、證明自己公正、廉明，以身作則，就對自己施行“割發”以代首，從當時來看，這樣的刑罰已屬不輕，并非是奸詐之為。

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曹操與袁紹在官渡相拒日久，軍力漸乏，頗有退軍之心。荀?回信說“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曹操這才下了“死守”的決心。但何時才是打破僵局的契機？這時突然稟報許攸從袁紹處來投，當即十分興奮，書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寫：

……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大笑，攜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

這一段描寫把曹操難以自抑的興奮、喜悅、激動之情，通過形態、表情、語言、動作直至穿戴衣著等活龍活現地表現出來，可謂精彩之至！曹操為什么如此真誠、動情地歡迎許攸？是什么原因竟使久經官場、沙場風浪的曹操如此灑脫、忘形？其原因就在“子遠（許攸字）肯來;吾事濟矣！愿即教我以破紹之計�！币粋�“肯”字，蘊含了多少情意和期冀，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正是破紹的絕好契機。許攸提出必先偷襲袁紹存糧重地烏巢，“操大喜，重待許攸，留于寨中。”但大將張遼提出“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辈懿倩卮穑骸安蝗�，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保ǖ谌�十回）依了許攸之計，曹操不僅大破袁紹，取得了以七萬之眾對七十萬大軍的官渡之戰的決定性勝利，而且還收降了袁紹大將張?、高覽。史志中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余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并施�！�
（9）

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做為杰出政治家、軍事家的曹操，，不僅有大展宏圖的雄心壯志，而且還有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的組織領導才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乘曹操西征張魯之機，孫權驅兵十萬圍攻合肥。守將張遼正為此愁悶，曹操派人送來密書一封，內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出戰，樂將軍守城。”這難道說就是千里迢迢急送來的錦囊妙計？李、樂二將不解，唯有張遼識其“玄機”：原來曹操深察屬下之才智，知遼、典勇銳，使之戰必能挫敵銳氣，且張遼智勇兼備，命為主將；,樂進持重，使之守城必無疏漏。果然三人遵囑大敗孫權，頓解吳兵之重圍，張遼也在這次保衛戰中聲名大振，“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保ǖ诹�十七回）晉人孫盛為此評論說：“至于合肥之守，縣（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后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曹操）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云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10）宋代著名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說：“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后世之所難及。荀?、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余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彼�列舉了十個方面的例子，其中諸如“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薄皳P州陷于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薄胺降民R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于東方者，亦二萬口。”洪邁在列述了十個方面的例子之后說：“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于合肥，郭淮拒蜀軍于陽平，徐晃卻關羽于樊，皆以少制眾，分方面憂。操無敵于建安之時，非幸也�！币暡懿贋椤皾h鬼蜮”的洪邁，對曹操有如此評價，實屬難得、不易；由此也證明了曹操確實有其能、其才，而其能、其才，不僅在當時絕無僅有，而且也是“實后世之所難及”。

上面我們簡要分析了有關曹操性格的一些主導特征，這些主導特征可歸結為一句話：雄才大略。當然，除主導特征外，還有另外的表現，主要是：性多疑。無可否認，曹操與諸葛亮都是有大智大慧的人。所謂“大智大慧”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他們遇事深思熟慮，深謀遠慮的結果。這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不盲目、沖動，不粗疏、輕率；力求周密、周全。如此，則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如諸葛亮那樣：一生唯謹慎；另一種如曹操那樣：性多疑。。其實，曹操也是“謹慎”，只不過有時謹慎過頭，變成多疑。

《三國演義》中有曹操“夢中殺人”一事，這在正史中并無記載，盡管這是為丑化曹操而設置的，但也符合曹操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爸斏鳌笔侵匾�的，也是必要的，但誰能“謹慎”得那么恰如其分，事事如此，時時如此？就如諸葛亮因一生謹慎而聞名，故有“空城計”之大成功；但也有不敢納魏延“子午谷奇謀”之弊，以致失去了一次襲取中原的大好機會。曹操更是如此。他怕別人在他睡夢中謀殺他，確實有些太多疑，然也事出有因，比如張飛就是在醉夢中被人取走首級的；而曹操本人也曾在大白天人都清醒時就想對董卓行刺。防范是對的，問題是曹操為了達到“殺一儆百”、殺雞給猴看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故做夢中殺人）是卑劣的。采取這種防范手段的背后，還是陰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曹操的這種多疑性格當然也會反映在他的戰斗生涯中。曹操與劉備在漢中激戰，兩軍陣前徐晃與劉封廝殺，劉封不敵敗走，曹操見狀令大軍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士兵爭相拾取。曹操急令鳴金收兵。眾將問：“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曹操說：“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彼煜铝睢巴�取一物者立斬�；鹚偻吮��！辈涣线@恰中諸葛亮之計，蜀軍分三路回頭殺來，曹兵大潰而逃。曹操本想回南鄭，但南鄭也已失去。劉備問諸葛亮：“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諸葛亮回答：“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保ǖ谄呤�二回）

時代強者的風采展示：魅力獨具的心靈之路

在錯綜復雜、激烈殘酷的現實斗爭中，曹操無疑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顯示了一個時代強者的風采。他以自己的不凡業績，向人們展示了自己絢麗多彩的人生，同時也向人們展現了自己獨特而鮮明的心靈之路。這也是幫助我們更全面、深入了解曹操的一把鑰匙。那么，曹操到底有哪些魅力獨具的心理素質呢？

一、超越別人，戰勝一切的爭強好勝的心理。項羽曾聲稱“恨地無環”，這不僅顯示了項羽力能拔山、力大無比的雄武之姿，更顯示了他意欲征服一切，戰勝一切的雄心壯志，顯示了他無所畏懼、一往直前的戰斗精神，顯示了他睥睨一切、傲視一切的強者的心理特質。無疑曹操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和項羽相類似的東西。比如二十歲被舉為孝廉時，為了證實自己雖然年青，又“本非巖穴知名之士”，也并非就平庸無能，初任洛陽北部尉，“即設五色棒十余條于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權貴，皆責之”；特別是當時的宦官權勢很大，小則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榮辱，大則操縱國家命運，人皆“依倚”，而曹操偏不畏避之，在“中常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威名頗震。”（第一回）也許是邪不壓正，也許是惡鬼怕惡人，曹操鐵面無私的做法，雖令當時的顯要權貴無比嫉恨，然而對他也無可奈何，反過來卻又都推薦他升任頓丘令。遷任濟南相，仍是以當時令眾人瞠目結舌的魄力和膽略施展才干，“長吏多阿附貴戚，臟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奸宄逃竄，郡界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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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這種爭強好勝心理，不僅表現在對外敢斗、敢拼上，就是對自己也毫不留情�！睹系滦聲�》是他酌古準今，凝聚一生心血和才智寫成的，但他聽蜀中特使張松說“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時，就懷疑“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不管是否與古人暗合，也不管是否張松“博聞強記”，“彼觀一遍，即能暗誦”，總之，“令扯碎其書燒之”。

二、不怕輸、不服輸的競爭性心理。這也是做為強者的普遍心理狀態，但曹操顯得尤為獨特和突出。其典型事例是在赤壁之戰時狼狽奔逃途中的三次大笑。首先，這“三笑”看似是盲目樂觀的笑，狂妄自負的笑，而實際正相反，因為在只有極少數將士衛隨的逃命途中，曹操依然心緒鎮靜，頭腦清晰，既沒有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漫天大火嚇掉了魂，嚇破了膽，又沒有沉浸在八十三萬大軍毀于一旦的巨大打擊中而不能自拔，而是考慮如何繼續進行戰斗。因此他才會注意身旁有利于埋伏的地形、地貌，才會去設想要是周瑜、諸葛亮在此埋伏一軍，則我將會面臨何種結果。這正是不怕輸、不服輸的競爭性心理的表現。只有在這樣的心理支配下，才會有這樣的設想。也正因為如此，曹操于次日從容離開南郡，并給曹仁密留一計，讓曹仁“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保ǖ谖迨�回）其次，這“三笑”鮮明地體現了曹操在任何艱難險惡的條件下，不灰心、不氣餒，堅強而穩定的心理素質，以及一往無前、奮發昂揚的精神氣質。雖然是在潰逃途中，人馬饑渴難忍，疲憊不堪，再加大雨滂沱，道路泥濘難行，可說是艱難之致，狼狽至極，但曹操并未顯露出絲毫頹喪、失望情緒，而始終是臨危不懼，斗志昂揚。雖然每一次大笑之后，開啟的都是地獄之門，但逃生后的曹操一遇時機，依然大笑。第三，這“三笑”表明了曹操胸懷大志，不甘人下，樂觀豁達，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試問有誰能象曹操那樣，在自己一敗涂地，倉皇逃命的狼狽情境中，還有閑情逸致去嘲笑對手的“無謀”、“少智”呢？還有膽量去取笑別人不如自己呢？還敢自詡“若是吾用兵之時”呢？只有對自己充滿了信心，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不怕輸，不服輸的曹操，才會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這樣的情境之下，三次大笑；他笑得豪爽，笑得痛快，笑得瀟灑，笑得明白，不是“仰面大笑”，就是“揚鞭大笑”；這笑聲不僅沖淡了隨身將士大敗后必然產生的不良情緒，而且使他們從這笑聲中，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堅毅果敢、不折不撓、奮發有為的統帥形象，跟隨這樣的統帥，必能達到勝利的彼岸。

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戰性心理。這也是做為強者的普遍性心理。魯迅先生曾說過，有些勝利者，愿意敵手如虎，如鷹，他才感到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雞，他便反覺得勝利的無聊。曹操就是如此。雖面對兇敵，他也直面相擊，英勇無畏。董卓擅行“廢立”，權傾朝野。王允等眾多朝廷大臣雖義憤填膺，但胸無一策，只能偷偷地聚在一起痛哭。當時身任驍騎校尉而并非朝廷重臣的曹操卻挺身而出，只身深入虎穴謀剌董卓。之后，又是既無兵權，又無封地，同時還被在全國懸賞通緝的曹操，首先站出來發矯詔，樹義旗，聚集十七路諸侯大軍討伐董卓。而面對挫折，曹操也是愈挫愈奮，愈挫愈激起斗志，愈挫愈煥發出非平日所能出現的熱情、智慧和才干。呂布、馬超都是當時聲震華夏、無人能敵的杰出戰將，每與交鋒，曹操都幾乎命喪其手。然而正是在與他們的激烈交鋒中，曹操才展示出他令人折服的軍事才華。比如曹操與馬超之戰，先是手下最得力大將于禁、張?先后敗北，繼之大將李通被殺，曹操被緊緊追逼，在“穿紅袍的是曹操！”等數次目標直逼的追殺聲中，他一會兒割須棄袍，一會兒又以旗角包頸，形勢真是萬分險惡而危急。然而正是在親歷這生死搏斗中，曹操籌劃已定，成竹在胸。大敗馬超后曹操向眾將解釋時說：“……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北妼⒂謫枺骸柏┫嗝柯勝\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曹操回答說：“關中邊遠，若群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于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眾將不得不拜服說：“丞相神謀，眾不及也。”（第五十九回）

四、不計前嫌，不念舊惡，化敵為友的寬宏包容心理。在這一點上，曹操也是顯得格外突出。其典型事例之一，陳琳檄文把曹操罵得狗血噴頭，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曹操看到檄文的第一反應就異乎常人，雖然陳琳使他受到有生以來最難堪的羞辱，然而他卻笑著對眾人說：“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陳琳文事雖佳，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他既由衷地贊賞陳琳的文事，又為其感到遺憾和惋惜；所以在俘獲陳琳后，眾人勸他殺之，不僅不從，還委以重用，命為“從事”。以后陳琳才真正如魚得水，發揮出自己的才干，據說曹操后來的許多詔、令出自陳琳之手。典型事例之二，張繡降順之后又反叛，不僅殺死了他最優秀、最忠誠的貼身侍衛典韋，而且還殺死了他的長子曹昂、其侄曹安民，曹操本人右臂也中了一箭。如果僅從個人角度來說，此仇此恨不可謂不重不深。然當張繡第二次降順時，“繡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遂封繡為揚武將軍�！逼鸪�，張繡也有疑慮：“吾先與操有仇，安得相容？”謀士賈詡解釋“從操其便有三”，其中之一是“曹公王霸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事果如賈詡之所言。說起賈詡，此人之才可與郭嘉、荀?相匹，然其“昔從李?，得罪天下”，后從張繡，雖有勸張繡第一次降曹操之功，但張繡復反，殺死其侄、長子、典韋，亦是賈詡所謀；后又協助張繡誘使曹操中計，“折兵五萬余人，失去輜重無數”（第十八回）；但在張繡徘徊于袁紹、曹操之間，猶豫不決時，又勸張繡二次降曹；總之反反復復，且對曹操打擊頗大，但曹操不咎往事，仍熱誠相待，封賈詡為執金吾使。

五、與挑戰性心理相聯系的是愛才惜才、惺惺惜惺惺的欣賞性心理。這也是強者的一個特有心理。為什么希望自己的敵人、對手如虎、如鷹，而不希望如羊、如小雞？這就說明在他們的拼搏奮斗中，除了以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為原動力外，還有其情感、心理因素，也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或者說他們更注重的是“過程”，而較少注意的是“結果”。因為正是在“過程”中，他們的戰斗的渴望得到滿足，戰斗的激情得到渲泄，個人的才華得到展示，從而在精神上、情感上有了愉悅、暢快的享受。也就是在這“過程”當中，愛才惜才，惺惺惜惺惺的欣賞性心理，便成為他們的一種特有心理。曹操就突出地顯示了這一點。

一是對胸懷大志，不甘平庸之人，坦誠相待，哪怕是未來最強勁的對手，也熱誠扶持。曹操與劉備就是真正的敵人和對手，然而曹操引劉備為知己。他說當今天下英雄只有劉備和他，而對劉備指認的所謂英雄如袁紹、袁術、劉表、劉璋等，不是斥為“冢中枯骨”，就是蔑稱為“守戶之犬”、“碌碌小人”。先前劉備為呂布所敗，只身投奔曹操，曹操熱誠相迎，“待以上賓之禮”。曹操重要謀士荀?、程昱都看出劉備非等閑之輩，勸諫曹操及早除之，以絕后患。曹操認為“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僅如此，還表薦劉備領豫州牧，送兵三千，糧萬斛，使往豫州赴任。之后，又交給他五萬之兵截擊袁術，這五萬之兵成了劉備之前由此爭雄天下的從未有過的最大家底。曹操對劉備早就一眼看透，并真心引為知己；他對劉備在后萊園學圃行“韜晦之計”，又假借聞雷來掩飾“失箸”之舉，并不是因疏忽大意而視而不見，而是對其根本就沒有存戒心、懷疑意；劉備是英雄，早晚有“飛騰于宇宙之間”，“興云吐霧”之時�？尚�劉備自作聰明，裝假做秀，純為冗舉。

二是對有高尚人格，忠貞氣節的志士仁人傾心欽慕，甚至不惜屈己相待，折節下士。最典型的就是對待關羽。曹操“因素慕云長忠義”，在討伐劉備中，劉備大敗而逃，為使關羽歸順，曹操與關羽定好“三約”，尤其是允諾關羽“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應該特別說明的是，曹操所以要討伐劉備，是因為劉備以怨報德，與董承等人簽名畫押，誓要“殄滅奸黨”曹操。曹操雖深知關羽與劉備生死相依的關系，但還是允諾了關羽。當關羽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時，“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倍�曹操卻說：“素慕云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這哪里是收納降將，簡直是奉迎、敦請貴賓�；氐皆S昌后，曹操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皿相送�！薄瓣P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鄙踔敛懿龠�“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曹操本來想以情感化，但關羽不為所動。無論是送錦袍，還是贈赤兔馬，關羽總是念念不忘舊主。之后，又“封金掛印”而去，曹操又親自趕來送行，再贈路資、錦袍。諸謀士武將幾次忿忿不平，曹操均為之善言開脫。關羽過關斬將，曹操數次派人飛馬傳報各處放行。以曹操之地位，之性格，之為人處事，對關羽可說是禮遇有加，仁至義盡，無任何一人可與之相比。為什么要這樣？用曹操自己的話來說，關羽“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財賄不以動其心，爵祿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焙髞黻P羽在荊州對曹操威脅很大，曹操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但曹操從未后悔過對關羽的禮遇及任由闖關斬將而去。本來《三國演義》作者是為了突出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盛贊其對劉備忠貞不愈的俠肝義膽；但也由此而表現了曹操愛才惜才，惺惺惜惺惺的高尚行為和一往情深。也正是因為曹操對關羽的真誠情意，才有華容道關羽不惜違反軍令義釋曹操：只為當初恩義重，拚將一死酬知已。

曹操對有高尚情操的忠義之士如此屈已相待，折節下士，而對那些人品低下，人格卑劣者不僅鄙視，而且即使幫了大忙也對他們殺之不赦。比如曹操西征漢中，因其地勢險惡，守備嚴密，屢被挫敗。后采納賈詡之言，重金賄賂張魯手下謀士楊松，在楊松的全力配合下，收降勇將龐德，逼降張魯，攻取了漢中。對張魯因“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為鎮南將軍�！敝\士閆圃曾力諫張魯拒操，曹操封他為列候。“唯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于市曹示眾”。（第六十七回）

第三，從內心崇敬和愛慕那些表現出非凡氣勢和勇武氣概之人，每遇此情況，他都會情不自禁地表示由衷敬慕。比如在長坂坡鏖戰中，曹操在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當屬下報知是常山趙子龍，不由感嘆說“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彼炝铒w馬傳報各處：“如趙云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痹谶@里，曹操看到的是一個在千軍萬馬中縱橫馳騁，毫不畏懼，威不可當，英氣逼人的戰將形象，不僅僅是趙云的武藝，更重要的是為趙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氣吞山河、攝人魂魄的氣勢、氣概、氣度所折服，因此寧愿讓他脫險而去，也不愿讓他萬箭穿身而死。孫權是曹操另一強勁對手，建安十七年南征時，操領百余人上山坡窺望吳軍：“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著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曹操對孫權的崇敬、贊美之情溢于言表，而對束手納降，貢獻了二十八萬人馬，七千余只大小戰船及戰略要地荊州的劉表之子則表示了極大的蔑視和鄙夷。

六、在與袁紹討論如何爭得天下時，曹操只用了一句話：“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他言簡意賅地說出了一個真理。但如何“以道御之”？這不僅僅是個技術手段問題，更是顯示其精神境界和折射其心靈的大問題。其實，如何對待別人，其實質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嚴格自律，既是曹操的基本心理素質之一，又是他“以道御之”的真諦。試舉幾例。

自律之一：毫無疑問，對人的最大尊重，就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曹操深切地了解這一點，因此不僅在思想上對智力的價值予以充分重視，而且在實踐中充分發揮智力的作用，并用自己的真誠去努力體現這一切，從而以一己之誠換來眾人的忠誠與智慧。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原則。眾所周知，曹操本人就是個杰出的軍事理論家和統帥，但他不以此自矜，而是警誡自己虛懷若谷，真誠地去發揮“團隊”的優勢和作用。在這當中，既善于廣泛征求意見，聽取各種聲音，又善于擇其優而從之，心有主見，不人云亦云。每遇大事，都要召開會議，一起分析、探討和確定大政方針，具體戰略、戰術以及方法、步驟；尤其是在大的戰役前要召開會議確定對策，戰役進行中隨時召開會議，有的謀士沒有隨軍，還要去信專門征求意見。如在與袁紹的對峙中，正是因為寫信征求了遠在許都的荀?的意見，堅定了信心和決心，從而取得了勝利，成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

自律之二：清醒地認識個人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公允地評價屬下的功績，并及時而妥善地賦予必要的榮譽和職位，使上下之間不僅是“臣屬”與服從的關系，而更是禍福與共、上下一體的知己關系。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手段。例如討伐馬超時，他先用驕兵之計，繼用反間之計大勝馬超，眾將都十分敬服，稱贊說“丞相神謀，眾不及也”，而曹操虔誠地回應說“亦賴汝眾文武之力”。赤壁之戰前夕，曹操宴長江賦詩，盡管是自負但也不乏興奮而豪邁地對眾人說：“……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第四十八回）曹操真誠而自然地說出“更賴諸公用命”，尤其是突出“更”字，無疑會在眾文武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陽光，對他們自我價值的高度肯定，會激勵他們做出更大貢獻，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就連原屬袁紹、袁術、呂布、張魯等手下的，如張遼、張?、郭嘉、賈詡等一大批有杰出才華的謀臣武將，或主動依附或在戰斗中歸降，都為曹操立下了赫赫功績，除于禁極個別人外，都死心塌地效命于曹操麾下。當然曹操也決不會忘記或忽略他們，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元207年），他就專門下過一道令：“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功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保�13）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并對死者的遺孤，按不同情況，免除徭役、賦稅。應該說象曹操這樣頭腦清醒，有較強的自律意識，能比較正確地對待自己和屬下的封建政治家還是不多見的。

自律之三：不以自己的喜厭好惡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善于和樂于聽取不同意見，鼓勵、支持敢于提出和堅持不同意見者。曹操平定并州后，與諸人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人認為：“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惫�嘉則經過分析利弊，指出“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曹操采納了郭嘉的意見，取得了西擊烏桓的勝利。曹操回到易州后，重賞先曾諫者，并對他們說：“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幸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后勿難言�！保ǖ谌�十三回）而就在此事的前一年（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專門下了一道《求言令》，在令中他明確提出“誡在面從”，意思是說最應注意和警惕的是當面服從，而其實心里有不同意見不說，因為近年來他很少聽到好的意見了。為此，他自我檢討說這恐怕是我征求意見做得不夠的過失吧！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他要求從現在起丞相府里的官員及各州的官吏，在每月月初，每人都要用文字報告他在各方面存在的缺點、差錯，他并將親自審閱這些報告。曹操如此開明、大度，下屬怎能不竭忠盡力！其自警自律之心，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不失為“楷�！�。

驕狂與自卑：曹操真實形象的另一面

上面我們簡略分析了曹操的一些性格主導特征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素質，正是這些成就了曹操輝煌燦爛的人生。然而人無完人，曹操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一些消極的、負面的心理特質和不良性格傾向，這也勢必會造成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不良后果。

其中之一是驕狂心理。

曹操一生犯有三次帶有戰略性的大錯誤，無一不與他的驕狂心理相關，都是在取得較大勝利的時候，或是在內外順遂、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由于心態失常，驕狂任性而造成的。

第一次是在曹操正要起兵討伐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繡“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興兵犯闕奪駕�！边@是一件十分嚴重的大事，為除后顧之憂，曹操只好暫時用“加官賜賞”穩住呂布，然后率十五萬大軍親討張繡。在賈詡的勸諫下，未動干戈，張繡就開城納降了，這令曹操感到十分意外和高興。又加數日受張繡宴請，曹操未免有些心猿意馬，心旌搖蕩，遂想狎妓。其侄曹安民介紹張繡叔張濟之妻鄒氏，曹操十分中意。張繡聞訊，不由十分震怒：“操賊辱我太甚！”經賈詡出謀定計，偷襲曹操營帳，殺死其貼身侍衛典韋和其侄曹安民，長子曹昴，曹操右臂中一箭，所乘馬也中三箭，幾乎喪命。（第十六回）這次重大失利顯然是由于曹操在輕易獲得勝利后而產生的驕慢疏狂心理，行事不察是非，不計后果，放縱失德，利令智昏所造成的。

第二次是在赤壁大戰前夕，民附糧豐，兵雄馬壯，占據戰略要地的荊州之主劉琮束手納降；百萬雄師陳列江邊，虎視江南；欲假“會獵”劉備以伏孫權一一此時的曹操可以說是心滿意得，躊躇滿志，正如他自己在宴長江時所說：“我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彼�自以為收伏江南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難怪他一會兒譏笑：“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币粫�兒又指斥：“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其驕矜自負、目空一切之情畢現；自我陶醉、不可一世之態可掬。此時的他暢飲美酒，并非解憂，而是壯興；他揮槊賦詩，既為抒情，更在言志：志在為統一天下而納天下之智力以御之�？傊�，他從未想過會有失策、失誤，會有失利、失敗，只想到“天下歸心”，只想到“收服江南之后，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甚至還想到“如得江南，當娶二喬，置之臺上（銅雀臺），以娛暮年，吾愿足矣�！贝藭r的曹操不僅聽不進任何反對意見，就是善意的提醒也被看作是杞人憂天，是愚蠢的“多慮”。比如當他為鐵索連舟的“鳳雛妙計”而沾沾自喜時，他的重要謀士程昱就提醒說：“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回避，不可不防。”荀攸也認為“仲德（程昱）之言甚是”。但曹操卻大笑其“雖有遠慮，卻還有見不到處”，還自作聰明地說：“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提備矣�！保ǖ谒氖�八回）當東南風已起且甚緊，大難眼見臨頭的時候，程昱又一次入告曹操說：“今日東南風起，宜預提防�！辈懿偃圆辉谝�，還是一笑說：“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第四十九回）曹操赤壁之敗，其關鍵不在周瑜、諸葛亮，而是曹操自己，是曹操自己首先打敗自己，勝負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第三次是益州劉璋派別駕張松去晉見曹操，請求操攻漢中張魯以解益州之危。此時“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鄙闲邢滦�，曹操的侍從亦頗傲慢：先是讓張松靜候三日方得通姓名；然后索要賄賂，卻才引入。之后受到一系列傲慢對待的張松，表面雖然沒有顯現心灰意冷，懊惱頹喪，但面對盛氣凌人的曹操，心中總也不大受用，因而也毫不客氣地用言語相激，并列數曹操狼狽之敗事，使曹操大為惱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后從諸人勸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第六十回）張松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手里有一張很大、很誘人的“底牌”：西川地理圖本。曹操“亂棒打出”的不是張松，而是西川之地；不僅是西川之地，而是一統天下。因為劉備幾乎是卑躬屈膝般地討得張松歡心與信任，將圖本拿到手，才攻取了西川，從而建立蜀國，成就一方帝王。這正如東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論及此事時所說：“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數年之內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14）

如果說驕狂之心曾使曹操遭受了三次重大失敗，其中有的使他險遭不測，有的使他可能遺恨終生；而同時日漸增長和暴露的強烈的自尊心理，卻又有時使他失去理智，做出了許多愚蠢甚至令人發指的惡行，以致留下千載罵名。

同他的驕狂之心一樣，曹操的自尊心理也有一個逐步發展變化的過程。剛開始出道時，怕被別人瞧不起，力求做出一些令人注目的政績來證實自己；后來入仕后，因其位卑言輕而有時受到一些譏諷斥責，倒也能坦然承受。如在靈帝病危時，大將軍何進召諸大臣商議，欲盡誅宦官。時任典軍校尉的曹操挺身而出說：“宦官之勢，起自沖、質之時；朝廷滋蔓極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細詳之�！保ǖ诙�回）曹操的話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卻受到叱責：“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盡管受到如此對待，他還是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為何進出主意、辦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曹操的權勢逐漸增大，地位不斷上升，自尊心也就愈來愈強，以致到了“不可忤觸”的惡性膨脹的地步。

表現之一：稍有忤觸，便會大禍臨頭。赤壁大戰前夕的曹操，心情格外振奮，恰逢月圓之日，他在大船上宴會諸將。面對四顧空闊的美妙景色，又加美酒佳釀助興，曹操豪情滿懷，詩興頓生，揮槊作歌。眾人和之，共皆歡笑。忽座間揚州刺史劉馥進言，操聽后大怒：“汝安敢敗吾興！”手起一槊刺死劉馥。眾皆驚駭。請看，劉馥死得何其冤枉。其時劉馥“起自合肥，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績�！倍鴦�馥死就死在愚忠上，死在曹操正酒醉興濃之時，批評他“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為“不吉之言”（第四十八回），使他正處于激揚、亢奮之際的心情頓然受挫，敗壞了情緒，又在過量酒精作用下，沖動而起，以致使自己受無辜之害。楊修之死亦頗有相似之處。從表面看，楊修是死于“惑亂軍心”，在臨戰的兩軍陣前擅作主張，擅自行動，犯軍中之“大忌”，曹操為此處死楊修，不僅有“口實”，而且也有必要；但實際是楊修猜中了曹操心事，從其口令“雞肋”中所表露出來的信息，破譯了他心中的密碼，在他舉棋不定，思路尚未明晰之際，就突然地、公開地指明了他應走之路，使他驚異、猝不及防，這不能不傷害到他的自尊心。何況楊修其人平時“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早已為自己失寵、引禍上身埋下了伏筆。曹操在臨終前的遺表中說：“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标憴C（東吳名將陸遜之孫）在《吊魏武帝文》中為此感嘆說：“善乎，達人之讜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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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之二：不能“嬰鱗”，不允許對他的能力和功績有絲毫的懷疑或否定。做為強者的曹操，在其權勢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強烈的自尊心理所驅使，必然走到“唯我獨尊”這一步，他不允許別人，尤其是不允許自己內部人對他的能力、功績提出置疑或否定。你盡可以在其他方面，比方對敵的戰略、戰術上，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但就是在如何評價他的能力、功績上，不能有絲毫的懷疑或否定。這是他的“逆鱗”之處。如有“嬰鱗”，當然會引起他的強烈反應。這就是為什么在“封公”、“封王”的事情上，他如此敏感而絕情。建安十七年（212年）長史董昭進言：“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沭雨，三十余年，掃蕩群兇，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保ǖ诹�十一回）這其中不乏阿諛奉迎之詞，但所言亦非不是事實。侍中荀?當即反對，曹操聞悉勃然變色。后曹操送他一空食盒，荀?會其意，服毒自殺。封魏公后三年（216年）文武眾官又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先是中書令荀攸諫阻，為曹所怒，荀攸“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后又崔琰諫阻。崔琰非一般人，他是在曹操擊滅袁紹后，令人遍訪冀州名士時召納的。當時就任命他為本州別駕從事，并頗為興奮地對他說：“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這是曹操在繼滅呂布、袁術之后，又以七萬對七十萬的懸殊兵力戰勝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都比他強大得多的北方最大軍閥袁紹，從此一舉平定占大半個中國的北方，此時的曹操其喜悅、興奮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崔琰卻責以在九州幅裂，冀民暴骨原野的情況下，“不急存問風俗，救其涂炭，而先計較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態度之莊重、嚴肅，其語氣之坦率、冷峻，其責問之切中要害，在當時的情勢之下，確非一般人所能接受，然而“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第三十三回）。但當崔琰對眾文武議立曹操為魏王“力言不可”的時候，“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崔琰在獄中大罵，操令杖殺于獄中。前后對比，何其鮮明。其實，對曹操來說，封公封王，都不是最重要的，他隨時都可以代漢帝而為君，何況公、王乎？他以不代漢帝稱君為底線，當別人再三勸諫他“代漢帝自立”的時候，他一再明確心跡，決不為之；但當別人勸諫他封公、封王，他未表示拒絕；因為封公、封王，對他來說不僅是表面的名譽和榮譽問題，而更是對他的能力、功績的評判與肯定。在能夠進一步肯定和提升自身價值時，在能夠對其能力、功績進一步肯定和評判時，他不允許別人阻礙或置疑；即使象荀攸叔侄那樣受他信任、重用的人也不允許。歸根結底，還是強烈的自尊心理在作怪。誰敢“嬰鱗”，誰必遭殺身之禍。嬰鱗即觸犯逆鱗，指龍的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有人嬰之（觸犯），則必殺人。韓非子在《說難》中說：“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表現之三：自尊心理與逆反心理是相輔相成的，有時強烈的自尊心理會演變成強烈的逆反心理。曹操在錯殺死呂伯奢全家八口人之后，又路遇呂伯奢本人而殺之，并說出一句驚世駭俗、流傳千古的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如果脫離開當時環境，脫離開當時語境，孤立地、單獨地去分析、去評判這句話，無疑是一句十分兇狠、惡毒的話，是表明其極端自私、極其殘忍無情的話。然而事實并不如此。

首先，曹操是在被追捕途中，畫圖懸賞緝拿，且又在中牟縣就被陳宮認出并抓獲；因而當時有高度警惕、緊張的心理，有多疑、敏感的神經，是在情理中事；錯殺呂家八口人，就是因此而造成，這事陳宮也一起參與了；后又殺呂伯奢本人，曹操的主觀揣測：“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眾來追，必遭其禍”（第四回），應該說也在情理之中，其邏輯推理、思維推理也并無太偏頗之處；而且就現實生活的可能性來說，也并非絕無可能。在當時的那種急迫情況下，曹操還能選擇什么呢？再說又能有多少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去判定更加理智、更為正確的做法呢？“人的心理是由于外界事物或現象作用于大腦而產生的。因此，人的心理內容也被客觀現實所規定。人固然可以支配自己的言行，可是他支配自己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其終極的原因都不在他自己，而是他所處于其中的客觀現實�！保�16）

其次，義與不義，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天論是在做事或做人上，都是一個原則性問題，都是其衡量和評判的最主要的道德標準、行為標準，是處理人際關系之間最重要的準則之一。被人們傳頌千古、奉為典范的“桃園三結義”，其實質不就是一個“義”嗎？陳宮說曹操殺呂伯奢是“大不義”（不僅是“不義”），這使熟讀詩書、一心大展宏圖的曹操不能不在心理上引起強烈的反感、抵觸情緒，本來想要說明自己并非不義，是事到臨頭，迫不得已，反而在沖動的心理支配下，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由脫口而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第四回）。很顯然，這是在應激狀態下的一句情緒化語言，未必是其內心的真實反映。官渡之戰中，在一次大敗袁紹后清理戰場時，“于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第三十回）如果把“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看作是他的本性的話，那么，還有什么比“里通外國”，比在暗地里被出賣而更“負我”、更危險可恨的呢？尤其是在戰爭中，一個情報可使一場戰斗敗北，也可能使全軍覆沒；做為軍事統帥的曹操自然不會不知道其中利害，然而曹操“命盡焚之”，且“更不再問”。應該說這才是曹操內心的真實流露，才是他本性、本質的真實體現。前后兩件事有如此明顯的反差，當然不是因為曹操的個人品質、道德觀念突然提高了；也不是所謂他的奸詐虛偽所使然；而是因為所處地位、心態，環境、條件不同而已。此時的曹操，不僅是掌握幾十萬軍隊的統帥，而且權力之大，“挾天子以令諸侯”；再也不因被追捕緝拿而緊張和不安，不因害怕被人“告密”、率眾追殺以“遭其禍”而焦灼和憂慮，因而才有平和、大度、寬容的心境、心態、心情、心理，才會以尋常之心對待如此不尋常之事，即使在這些“諸人”中有一、二真心向敵者，也無礙大局，勿庸多慮。曹操還設身處地考慮：“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這不僅為通敵“諸人”通情達理地進行了開脫，而且無意間也為自己證明了殺呂伯奢及全家的行為，并非是兇殘暴戾、奸詐自私行為，而是在當時環境、條件下所產生的必然心理、必然行為。

第三，陳宮說曹操“大不義”，是從其“知而故殺”的這件事的性質來說的；而曹操“知而故殺”，是從后果也就是為免“遭其禍”上考慮的。我們不妨分析一下曹操為免遭其禍而采取的行為是義還是不義。曹操只身謀刺董卓，這當然是義的行為；謀刺未成，在奔逃途中因錯殺呂家多人，為防其知悉后率眾來追，只有狠心殺掉呂伯奢本人，以后才有可能召集諸侯大軍討伐董卓；所以從這前前后后的因果關系來看，曹操為免遭其禍而故意將呂伯奢殺害的行為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和諒解的，也不能說就是不義的行為。只不過人們總覺得明知其無辜而“故殺”是不應該的，是難以接受的。其實，在現實斗爭中，為了正義，為了大局，以犧牲“小我”而成全“大我”，以犧牲局部利益而成全整體利益的情況并非鮮見。

第四，陳宮指責曹操“知而故殺，大不義”，意在提醒他這樣做不對，但曹操鑒于自己的推斷和評判，而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因為在他看來，殺掉呂伯奢是符合他個人情理推斷的個人正常行為或稱自由行動，心理學常識告訴我們：“人具有某種態度，這事本身就是自由行動，由于說服行為它受到威脅，當然會產生抵抗的。”“有什么力使自由行動的完成受到阻礙或威脅時，一種稱為心理抵抗的反抗情緒就會產生出來。此時，人總想努力恢復這種自由。其方法有好幾種。一個被人勸說戒酒的人，他以和過去一樣，甚至超過以往地喝酒的做法來恢復‘飲酒自由’�！保�17）曹操就是這樣，你指責他，想改變他，但他卻從另一個極端冒了出來：“旨在改變一個動機的外力，反而強化了這個原來的動機，這種心理反應叫逆反心理或叫反彈心理�！保�18）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對曹操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有一個全面、準確的理解，它是在特定環境中，特定心理狀態下的一句特定性語言，既不能概括他的一生和全部，也不能視為他的真正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

曹操的驕狂心理，過分強烈的自尊心理的產生，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一個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這就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對曹操心靈深處潛在的影響。曹操生活在東漢末年，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分成兩大派系，一是一些大官僚地主階級依靠政治、經濟特權，逐漸形成大姓豪族，稱為士族或世族，又稱高門；一是不屬于士族的官僚地主則被稱為庶族，又稱寒門。當時，門第、門閥觀念十分嚴重，士、庶之間不能通婚，甚至在一起不得平起平坐，即使庶族地主官居高位，其自視亦不敢與士族較�！端螘�.恩幸傳》載：“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別�！薄赌鲜�.王球傳》中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辈懿俚淖娓�、父親，雖都官居高位，但都為庶族之列，尤其是祖父曹騰，身為宦官；其父曹嵩原系夏侯氏，過繼給曹騰，據史志說，連他自己的生父是誰都不知道。如此家庭出身，這當然使士族們十分瞧不起。我們從人們在對敵對者的辱罵性稱謂中可窺見一斑：一是比較一般性的蔑視性稱謂，如劉備被人譏為“販屨織席小兒”，諸葛亮被斥為“村夫”，張飛罵呂布“三姓家奴”，呂布則罵張飛“環眼賊”。二是帶有比較強烈感情色彩的辱罵性稱謂，如關羽被擒獲后大罵孫權“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因關羽、張飛之死都系之于東吳，劉備與東吳仇深似海，誓不兩立，怒斥東吳為“吳賊”、“吳狗”。上述稱謂不管情感如何強烈，用詞如何激烈，尚不涉及人的隱私，不涉及做人的資格和尊嚴；但對曹操就不一樣了，稱之“曹賊”是最常用、最普通的；而稱為“贅閹遺丑”，就何其輕蔑！何其鄙夷！令人感到何其羞辱與難堪!！

嚴格而又嚴酷的門閥、門第等級制度，既成為人們的世俗觀念，社會風氣和社會意識，就不能不在人們的心靈深處打下烙印，也不能不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性格發展，概莫能外。大多數人雖然心懷不滿，忿忿不平，但無力改變現實，于是采取了消極頹廢的生活方式，玩世不恭的處世態度，過著剝削階級的糜爛生活，縱情于聲色犬馬，在渾渾噩噩中拋擲人生。也有一些人才智一般，既無法抗衡現實，就只好去適應、順從，從而逐漸形成自卑畏縮、謙恭懦弱之人。只有極少數精英才智超群，對面臨的社會現實有清醒而正確的認識，不甘心自己的境遇，為了改變這種境遇而去努力奮斗，因而心懷遠大理想，胸藏奇謀韜略，臨機處事堅毅果敢，具有強者的心理態勢。曹操就是其中佼佼者，這后一種性格特征也就是他的性格主導特征。但社會現實所打下的“烙印”并未消失，而是潛藏在心靈深處，遇有時機就會浮出“水面”，伴隨著主導特征而出現。比如曹操不甘心自己的境遇，要為改變這種境遇而努力奮斗，因此他具有強烈的競爭心理。在競爭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就難免趾高氣揚，既有精神上的自我愉悅、滿足之感，有時也有對士族者們的一種示威式的炫耀，炫耀式的示威。當這種炫耀和示威超過一定“火候”時，自然就形成了驕狂之心。因此，驕狂之心有時就是對在“烙印”的潛在影響下而產生的一種補償性心理。曹操雖官居高位，權力之大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從外表看來是多么顯赫和強大，但在其內心有時卻是很卑怯和脆弱的，甚至禁不住幾句不受聽的話。比如在封公、封王問題上，有誰敢、又有誰能阻擋得了的呢？也只有極個別他最親近的、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文人謀士說幾句不同意見的話而已，充其量不理他就是了，然而曹操聞悉后“勃然變色”，猶如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池水，在他心底掀起巨大波瀾，他毫不掩飾自己沖動的情緒，必欲除之而后快。這從表面看是觸動了他自尊的神經，他要維護自尊，而實際是在潛意識中覺得別人在輕視自己，在鄙視自己，對這種輕視和鄙視之感，不僅懷有一種深深的恐懼，而且還懷有一種深深的仇恨，因而采取了極端的做法一一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能容忍，即使象禰衡那樣，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指斥他“眼濁、口濁、耳濁、身濁、腹濁、心濁”，簡直從上到下，從里到外，無一絲可取之處，他也未曾動怒殺之；而唯獨在這方面一點也不大度、寬容，哪怕是象荀?叔侄那樣最受信任、做出最突出貢獻的人也決不寬恕。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了曹操在入仕之初，為什么就堅決果斷地對“犯禁”的蹇碩之叔施行了那么嚴厲的制裁措施；這其中原由除了他明說的想證明自己并非平庸無能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不便明說的原因，那就是對自己家庭的忌諱與規避，他正是企圖借在別人看來顯得公正無私、鐵面無情的行為，來表明和證明自己與那個不光彩的家庭的距離與區別。說到底，這還是在“烙印”的潛在影響下，一種自卑心理在反抗，還是已植于心底的自卑情結在作怪。因此，過分自尊心理實際是對“烙印”的潛在影響即自卑心理而產生的一種報復性心理。當然，這種潛在的烙印影響決不僅僅限于這兩方面，做為一種“社會存在”，它會長久地、隱秘地作用于曹操的一生及其方方面面。

作者為什么要塑造這樣一個曹操形象？

首先，是時代的需要。任何文學作品都是為政治服務的，那種單純地講人性，為藝術而藝術，唯美主義的文學作品都是騙人的，也是不存在的；試問中國的四大古典名著，有哪一部是這樣的作品呢？《三國演義》不僅不是，而且是非常自覺地、主動地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度龂�演義》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就是如此。本來在現實社會中，對曹操的功過是非的評價就是變化不定的，比如因西晉司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禪”于漢而成正統的，所以“帝魏寇蜀”；而到了東晉，同是司馬氏，因其“偏安江左”，其形勢類似于蜀漢，因而就“尊劉貶曹”；唐代尊魏為正統，唐太宗李世民寫過一篇《祭魏太祖文》，對曹操大加贊頌，稱曹操是“哲人”；北宋也以曹魏為正統，宋真宗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廟宇，并讓著名學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帳廟記》，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之大業于來世”；但到了南宋，又同是趙氏子孫，因其偏居杭州，頗似當時的蜀漢，反“尊劉貶曹”。勿庸贅言，這種種變化，“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為古人辯護實際上是為自己辯護。”（19）擁劉還是擁曹，這要看當時的統治者所處的政治環境，要看當時的政治需要。作為文學作品，當然也不能脫離這一社會背景和主流。《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在異族政權統治的特殊環境下，恰逢“尊劉貶曹”之風盛行，因而不能不深受其制約和影響。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文學創作是作家心靈的表現，作品是物態化了的作家心理�！保�20）

其次，在原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擁劉反曹”的基調上，又經毛綸、毛宗崗父子的精細加工、修改、潤色，不僅使其作品文學色彩更濃了，而且更進一步突出和強調“擁劉反曹”，形成現在流行的《三國演義》。毛宗崗父子所以具有強烈的擁劉反曹的思想意識和情緒，是因為“毛宗崗父子這樣強烈的正統思想與他們的故國之思有著聯系。他們修訂《三國演義》署為‘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這一年正是崇禎自縊、明亡清立之時。這樣標明時間，顯然是有寓意的。他們修改的《三國演義》中，涌動著擁劉反曹思想，滲透著‘還我大漢’的情緒。他們反復強調的‘漢室中心論’，表達了其濃濃的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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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凡是擁劉反曹的歷代統治者，為了表明自己的正確和公正，就不能不千方百計地丑化曹操；而且即使在“帝魏寇蜀”的時代，當時的統治者也不會十分公正的評價曹操，就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方面大力贊賞曹操的政治才干和軍事才能，另一方面又特別指出曹操“有無君之跡”，訓誡臣下不要去學這一點。如此一來，曹操總處于被詆毀、被否定的地位，其聲譽如江河日下，直至被徹底的否定。而這種思想傾向也就不能不影響到廣大基層民眾中，因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眾所周知，《三國演義》并非一時、一人之作，而是匯聚歷代、眾多文藝素材加工而成的，自然其中也深受民間普遍的擁劉反曹思想傾向的影響。這種思想傾向除了上層統治者的灌輸、影響外，還有就是普通百姓對“忠厚愛民，仁德治政”的明君的期冀與渴望。而當時的劉備雖有匡危救國的決心，但可惜是“白身”，既“孤”且“窮”，無任何實力（軍事、政治、經濟），只能采取“寄人籬下，委曲求全；待人以誠，吸納賢士；愛民護民，擴大影響；在孔明的輔佐下，聯吳抗曹，壯大實力；廣播仁義，奠定根基；循序漸進，等待時機”等一套符合自己實際情況，具有“劉氏特色”的戰略戰術，再加皇族血統，深諳民眾心理的小說作者，正好借此順應民眾的愿望，將劉備塑造成民眾所期盼的“明君”形象。而與劉備的情況幾乎完全相反的曹操，當然也就采取了另外一條不同的路線和策略，加之他殺伐果斷，權勢欲強，又“挾天子以令諸侯”，與劉備形成對立，在政治因素的制約下，自然就成為千人恨，萬人罵的“奸臣賊子”。這也是為什么《三國演義》既為歷代統治者推崇，又為廣大百姓歡迎的原因。

顯然，作者是有意塑造這樣一個反面典型的，他企圖通過這樣一個與劉備形成鮮明對照的藝術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擁劉反曹的正統觀念），社會理想（通過剖露和譴責曹操的奸邪篡逆、欺君篡政的奸臣權相的罪惡行徑，褒揚和樹立劉備式的忠厚愛民、仁德治政的明君形象），美學理念（貶斥和渲染曹操兇殘暴虐、奸險狡詐的為人處事惡行，張揚和歌頌劉備式的仁義坦誠、寬厚謙恭的美好品德）。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創作目的。

誰識廬山真面目：曹操形象之悖論

曹操無疑是《三國演義》中塑造的最鮮明、最生動、最真實，因而也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其所以成功，關鍵就在于真實：生活的真實，藝術的真實。尊重歷史，尊重生活，尊重藝術創作規律；所以就在作者力圖體現自己的創作目的，把一個活生生的陰險狡詐、兇殘暴戾的“奸雄”形象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出乎作者的主觀愿望，卻又把另一個面孔的曹操，一個與人們原有的固定概念不同的曹操，也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就如我們在上面剖析曹操的性格特征及心理素質時所發現的那樣。我們姑且稱作曹操形象之悖論吧。

曹操形象悖論的產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由基本事實所決定�！度龂�演義》畢竟是一部以基本歷史事實為依據而創作的歷史演義小說，做為文藝作品，它當然有虛構、想象，對一些事實有刪削取舍、移花接木等寫作技巧的運用；但在大的基本史實方面，則必須囿于真實；即使在寫作技巧的運用中，也必須符合人物性格、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文藝創作規律。曹操形象的塑造就是這樣。不管人們如何憤恨曹操，如何千百次地詛咒他“奸邪篡逆”，但在事實上他畢竟沒有代漢帝而自立為君；至于說他“欺君篡政”，曹操自己不僅從不申辯，而且還公開宣稱“但欲孤委捐兵眾，歸就所封武平候之國，實不可耳”；對其原因也公開宣稱：一是“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二是“孤敗則國家傾�！保�“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誠哉斯言，若無曹公，漢室早就亡絕了，這難道是危言聳聽嗎？“欺君篡政”與“國家傾�！本�固非所愿，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人們所以對“欺君篡政”耿耿于懷，就是因為作者為塑造“奸雄”形象而反復渲染的結果；但也恰恰因此而成就了曹操：寧負“欺君篡政”之惡名受人唾罵，也不愿棄其位而使“國家傾�！保�這不頗有點“舍身取義”的味道嗎？這真是禍福相倚，塞翁失馬一一也算是曹操形象悖論的一種表現。

第二，誠如魯迅先生所說：“描寫過實。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其實這在事實上是不對的，因為一個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壞。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而劉備、關羽等，也不能說毫無可議，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觀方面寫去，往往成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
（22）突出而鮮明地體現這一點的是殺呂伯奢全家。在曹操的生涯中，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事例，但作者卻分三步，層層遞進而達到極致。第一步因懷疑而錯殺。這首先在人們情感上激起波瀾：本來是冒著極大風險和懷著滿腔熱誠去款待曹操二人，不想被殺，這是多么冤枉，又讓人何等痛惜！而且八條鮮活的生命在一剎那間就被無情剝奪了，其兇狠殘暴又怎能不在人們的心靈上引起震撼！但如果說對此人們尚能有一絲理解和諒解的話，那么到第二步對呂伯奢本人的“明知”無辜而“故殺”，所感到的不僅是“兇狠殘暴”，而且是“陰險狠毒”；在心理上不僅是“震撼”，而且是“震怒”；盡管曹操的自我辯解不無一定道理。就在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接近“極限”時，第三步，曹操的一句令人驚駭的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更進一步把一個極端殘忍、自私的曹操形象活生生地展現在人們面前。三層意思，層層遞進，在曹操無比豐富、復雜的一生中，作者通過這樣一個小小事例，從思維到語言，從情感到動作，極為形象、逼真地勾勒出曹操的可憎面目，可見作者有多么高超的寫作技巧。但是，極力貶斥曹操的毛宗崗對此卻另有一番評論：“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能開此口乎？至于講道學諸公，且反其語曰：‘寧使人負我，休教我負人’。非不說得好聽，然察其行事，卻是步步私學孟德二語者，則孟德猶不失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保�23）這一段“宏論”不但揭露了口是心非的“道學諸公”的虛假偽善，而且也贊揚了曹操的“過人處”：心口如一，直抒胸臆，敢于說出也是別人所想但絕不敢說出的話。曹操既能毫不隱晦、坦誠直率地說出如此“陰險狠毒”的話，又毫不猶豫、坦然自若地做出如此“殘忍暴虐”的事，請問還有什么樣的話他不敢說、還有什么樣的事他不敢做呢？他還有什么需要對他人遮遮掩掩或者人不人、鬼不鬼地耍兩面派呢？若誠如此，則曹操的奸險狡詐又從何而來？在不經意間，《三國演義》作者及稱曹操是“奸絕”的毛宗崗反打了自己一記耳光，從而反證了曹操是光明磊落、胸襟坦蕩之人：此為曹操形象又一悖論。

第三，物極必反。又誠如魯迅先生所言：“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一一這就是說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象狡猾�！�
（24）在《三國演義》中，“借倉官王?之頭以壓軍心”，是表現曹操“奸險狡詐”的典型事例。袁術僭號稱帝，曹操親率大軍討伐。袁術納部下建議，留10萬兵堅守壽春，自率余眾渡淮而去�！皡s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余，糧食將盡，致書于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保ǖ谑�七回）曹軍面臨非常嚴峻的形勢，而這正是袁術所期達到的戰術效果：堅守不戰，拖延時間，待“彼兵糧盡，必然生變”。戰又戰不得，退又不能退；相拒下去危險更大：如何破解這道難題？確乎難矣。無疑這是一個連環式反應：時間決定軍糧，軍糧決定軍心，軍心決定勝負。時間、軍糧、軍心，這三者都很重要，但又如何在這三個要素上做好文章？就在曹操冥思苦索之際，倉官王?進帳請示：“兵多糧少，當如之何？”一個智慧的火花閃過腦際：兵多糧少，貴在速戰，爭取時間；而要速戰，關鍵在激勵軍心。如何激勵軍心？曹操想到借王?請示之由，故教王?以小斛分糧，引起眾怨；繼之又以“故行小斛，盜竊官糧”將王?斬首示眾，以釋眾怨一一以此為契機，嚴令諸將并力破敵。在上述步驟完成后，于是曹操下令：“如三日內不并力破賊，皆斬！”事果如所料，眾將士奮勇戰斗，攻下壽春，活捉了李豐等四員守將，并“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

“借人頭以壓軍心”，歷來被視作曹操耍權謀、施奸詐，兇殘暴戾的佐證；而事實上，對生命的這種漠視和隨意決置，在中國封建社會是習以為常的�！熬�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封建社會無可置疑、不可動搖的律條，其前提就是做為尊者，長者的絕對權威，而不問其是否合乎情理還是法理。父子間尚且如此，何況主與仆、上級與下屬之間？如果說王?尚為某種事業和職責而獻身的話，那么獵戶劉安殺妻以供劉備食用，豈非更殘無人性、荒誕不稽？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曹操也是被逼無奈，王?被無罪處死，做了冤鬼，但卻因此而穩定了軍心，挽救了十七萬將士，并因此而攻下了袁術偽都壽春，擊滅了袁術僭號稱帝的罪惡行徑，按說王?之死似乎也“死得其所”。作者本意是通過這一事例表現曹操的奸險狡詐，但從中我們更看到了一個機警敏捷、聰慧多謀的軍事統帥形象一一這是曹操形象的又一悖論表現。

第四，眾所周知，人們對曹操最流行的評價就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如何區分、判定能臣、奸雄？標準只有一個，即是治世還是亂世？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何為“世”？世的概念是什么？是指國家、社會，還是指朝廷、皇帝？抑或二者兼有？如果是指國家、社會，則曹操穩定政局，蕩滅群雄，除孫權、劉備兩個集團外，已統一大半個國家，應該說是“治世”，由此也可認定曹操是能臣。要是僅指朝廷、皇帝，令由己出，完全架空皇帝，按正統觀念來說，曹操當然就是“奸雄”。由此看來，對“世”的概念的界定和理解，是區分和判定能臣、奸雄的關鍵。而在國家、社會與朝廷、君主的關系上，我國古代除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傳統觀念外，還有一個傳統觀念，就是“社稷（即國家）為重君為輕”。如用這一傳統觀念衡量，則曹操雖然在做法上有其激烈、過分、偏頗之處，但在根本上還不至于被劃入“奸雄”之列。當然，最理想的是把二者統一、協調起來，但這又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這就是皇帝能有自行執政掌權的基礎和條件。且不論皇帝本身素質如何，僅從當時的社會條件和政治基礎來說，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漢天子不僅失去了統御全國的基礎和權威，也失去了號令天下的資質和能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既有雄心壯志又有雄才大略的曹操登上了歷史舞臺：一方面繼續維持漢室宮廷，另一方面又挾天子以令諸侯，討伐群雄，穩定政局。應該說曹操較好地定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但也因此而賺了一個“奸雄”的惡名。本欲維持漢室，甘做一臣子，卻落了個“奸雄”的惡名；而人所共知朝代更替是情理中事，漢室相傳四百余年，氣數已盡，如象其子曹丕那樣，干脆自立為君，開辟一個新朝代，做一朝堂堂正正的新皇帝，則誰又能來、誰又敢來說三道四、評東論西？這算不算是曹操形象的又一悖論呢？

對一部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或看法，應該說是正常之事，這說明該文藝作品的深厚內涵。我們對《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亦當作如是觀。但實際從宋、元以來，“逆臣賊子”、“奸雄”曹操的形象即被圈定下來，這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無可厚非。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有必要對其形象做進一步深入的探討，尤其是對其性格主導特征，心理素質，及其形成和存在的社會基礎，環境氛圍等等進行剖析，將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和認識曹操這一藝術形象，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認識《三國演義》這一古典名著。本文就是試圖在這方面不揣冒昧地談些個人看法，以望起“拋磚”之效。這里探析的是《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與歷史上的曹操無涉；至于本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史志中的材料，只不過是做為主體材料之外的補充或旁證材料。對曹操形象的總體概括和評價，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有一段話可謂一語破的：“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魯迅先生說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這是很有意味的。我們至少應該在“至少”上探索一番吧？

注：

(1)《健康人格》第226頁，劉勁等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

(2)《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3)《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

(4)《三國演義資料匯編》第255頁，朱一玄、劉毓忱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5)《管理心理學》第109頁，薛春海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文學心理學》第33頁，錢谷融、魯樞元主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7)《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

(8)同(4)，第344頁

(9)同(3)

(10)《三國志.魏書.張遼傳》注引孫盛語

(11)同(8)，第118頁

(12)同(2)

(13)同上

(14)《說三國話人生》第185頁，于學彬著，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

(15)《中國歷代文選》第4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16)同(5)，第32頁

(17)《人際關系社會心理學》第59頁，（日）古?和孝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

(18)《逆境心理學》第10頁，孤草著，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

(19)《漫話三國演義》第144頁，雷勇、孫勇進、蔡美云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同(6)，第285頁

(21)《三國演義作者對我說》第44頁，陳雪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同(4)，第452頁

(23)同上，第270頁

(24)同上，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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