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由于多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往往有著強烈的參政意識,追求一種由“士”而“仕”的人生之路。在遭受人生挫折以前,很少有人能夠作出終老林泉的選擇。諸葛亮亦然。出山以前的他,雖然滿腹經綸,抱負遠大,但也不過是江夏的一介名士。要想實現人生的價值和理想,他就必須依附于一個“明君”。但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的浸染又使他骨子里恃才自傲、敝展富貴,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獨立的意識。而調和他這雙重人格的媒介,則是他的積蓄已久、獨一無二的才華。從這一點來說,他和劉備是在相互利用。縱觀劉備“三顧茅廬”的整個過程,與其說是劉備在選擇諸葛亮,不如說是諸葛亮在選擇劉備;與其說是在表現劉備的求賢若渴,不如說是在表現諸葛亮的超逸絕倫;與其說是在表現諸葛亮的超逸絕倫,不如說是諸葛亮在自高身價;與其說是諸葛亮在自高身價,不如說是在表現和傳遞他獨立不移的精神特質。對此,毛宗崗在該回回評中說:“此篇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酌麟m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雅;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應該說,這個顧請之難,正是日后劉備尊重、信任諸葛亮,從而心甘情愿地賦予他重權的基礎,也是君臣之間最終能夠建立魚水關系的前提;蛘邚牧硪粋角度來說,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諸葛亮在與人君關系中的獨立性,這是他得以放手施展奇謀和韜略的重要條件。那么,諸葛亮為何要選擇劉備呢?其一,劉備海納百川,胸懷寬廣,具備了人君所必需的“仁義”品德。這迎合了諸葛亮儒家政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定位。其二,劉備以梟雄之姿虎視天下,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具有政治家的特質。其三,劉備轉戰多年,足無立錐之地,急需經綸濟世之才。其四,劉備求賢若渴,能夠屈尊下顧。由此可見,對于諸葛亮來說,劉備的“三顧茅廬”固然有知遇之恩,但決不是他選擇劉備的首要條件。如果說“三顧茅廬”使諸葛亮的雙重人格得以統一,那么“白帝城托孤”后的漫長歲月,在權力失去監督以后,諸葛亮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同時,其儒道兩家思想的長期熏陶,使他在對現實政權依附的同時達到了道德上的完善;蛟:如果曹操、孫權也能夠屈尊“三顧”,諸葛亮是否會選擇他們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俗話說,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這是一個雙向選擇問題。恰恰是劉備的求賢重賢尊才愛才的寬容大度與充分信任,才給了諸葛亮放手施展才華的機會。要知道,諸葛亮高臥隆中,抱膝長吟,是在等待時機。身邊的劉表名稱八俊,威震九州,堪稱一方霸主,諸葛亮對他不聞不問;北方的袁紹出身四世三公,門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諸葛亮正眼也不瞧;東邊的孫權承父兄之基業,據長江天險而雄霸一方,諸葛亮視若無睹;新崛起的曹操,挾天子之威,勢頭強勁,不可小覷,諸葛亮卻不屑一顧。他就像一個“揀盡寒枝不肯棲”的縹緲孤鴻,在等待“天時”,等待機遇。所以,從選擇何人角度講,諸葛亮與劉備可謂惺惺相惜。
因此,諸葛亮慎重選擇劉備,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決不僅僅是報答他的知遇之恩。而他之所以沒有演變成“亂臣賊子”,恰恰是由他的雙重人格所決定。二、“隆中生活”的磨練與鍛造由于《三國演義》采用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回避了諸葛亮隆中時期的生活描寫,因而,讀者只能在徐庶、司馬徽的談論中、在劉備三顧茅廬時的所見所感中去想見其為人。這種回避客觀上渲染了諸葛亮作為一個隱者型政治家的某種神秘性。但不論作者怎樣回避,隆中生活都是諸葛亮一生的一個重要時期,它不僅奠定了諸葛亮一生事業的重要基石,同時也是其思想其人格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劉備第二次訪問臥龍岡時,在諸葛亮的草堂上看到了這樣一副對聯:“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边@副對聯應該說是大有深意的。毛宗崗在這副對聯下批了一句話:“觀此二語,想見其為人!钡拇_一語中的!諸葛亮雖然沒有出來,但這副對聯卻道出了他的處世態度。儒道兩家文化是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最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兩種文化。諸葛亮所提出并實踐的“淡泊明志”,其實正體現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融合!暗础币辉~最早見于《老子》第二十章“我獨泊兮,其未兆”。意思是獨我能恬淡寧靜,不炫耀自己。其后《莊子》中的“刻意第八”又談到這一點:“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善從之!币馑际:至于不磨礪意志而高尚,不講仁義而修身,不建功名而治世,無須江海而安閑,不必導引而長壽,沒有什么不能忘掉,沒有什么不能擁有,淡漠無限而一切美好追隨未來。旨近《淮南子·主術》宣揚:“是故非淡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辈苤病断s賦》:“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蔽鳚h前期統治者崇尚“黃老之術”;西漢中期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思想并不能長期定于一尊;漢末魏晉,天下紛擾,諸家蜂起,思想活躍。這些都不能不影響到知識分子的思想定位。諸葛亮深受時代影響,在《誡子書》里,他告誡兒子:“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他汲取融會儒道各家文化的精華,首次將“淡泊”與立志聯系在一起。何謂“淡泊”?用諸葛亮自己的話說就是“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向來就有受老莊影響而隱居山林的傳統!墩撜Z》中的長沮、桀溺;東晉的陶淵明;南朝劉宋時期的謝靈運;初唐的王績;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晚唐的皮日休、陸龜蒙等。其表現形態就是思想上淡泊功名,敝屣富貴,生活上或隱居于田園或浪跡于名山大川。他們寫的那些山水田園詩,說到底,不過是隱者的夢罷了。又有哪一個隱者真的能遺忘世事、高蹈出塵呢?隆中時期的諸葛亮,相比于這些隱士或田園山水詩人,既有道家遺世獨立精神的彰顯,又不乏儒家積極人世思想的滲透。他是淡泊其外,而非無為其內。
那么,隆中時期,諸葛亮都做了哪些事呢?首先,他胸懷大志,為自己設計了人生三步曲:讀書、養性、成才——出山以成功名——飄然退隱江湖。《三國演義》第37回徐庶在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說:“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司馬徽對劉備說:“諸葛亮與博陵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徐庶)四人為密友。此四人務于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妴柨酌髦救艉,孔明但笑而不答。”司馬徽又更進一步把他比作“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毛宗崗在此回回評中說:“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薄度龂萘x》第43回諸葛亮舌戰群儒時,東吳張昭曾問諸葛亮是否曾自比管、樂,諸葛亮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笨梢姡渲静辉谛。但諸葛亮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僅有儒家積極人世的進取精神,更兼有道家甘守淡泊的情懷。其次,他刻苦攻讀,融會百家,以備經世致用。諸葛亮出生的瑯邪郡是漢代文化教育高度發達的地區之一。諸葛亮家學淵源,自幼就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對儒道墨法各派學說均有取舍,思想上并不定于一尊。在讀書方法上,諸葛亮不作尋章摘句、死記硬背的腐儒,而是“獨觀其大略”,著重領會其精神實質。舌戰群儒時,東吳程德樞譏諷孔明說:“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笨酌鞔鹪:“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后世!粜∪酥,惟務雕蟲,專攻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諸葛亮作為一個君子之儒,在個人修養與才學積累上,的確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這為他出山以后在軍事外交上屢立功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再次,廣泛結交當地名流,以獲取全國各地大量信息。諸葛氏是瑯邪的望族,其家族影響很大。在諸葛亮的父親去世之后,他隨叔父流落荊州,不僅受到劉表的優待,而且深受當地大族的尊敬,并與他們結成了姻親關系。諸葛亮與當時荊州各界的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均有頻繁交往。從這里,他了解時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間接地獲取了大量的時事信息!堵≈袑Α防铮詫μ煜麓髣萘巳缰刚,精辟分析,預謀天下三分,定下“聯吳抗魏”、占荊據蜀的治國興邦之策,是與他長期以來戰略信息的積累密不可分的。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內在因素。最后,他經常云游各地,借機了解風俗民情,氣候物產,勘察山川地理,關梁要塞。這為他以后行軍打仗,排兵布陣,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由此可見,隆中時期的諸葛亮,與其說是一個“久樂耕鋤,懶于應世”的隱士,不如說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政治家。他是身在江湖,心懷魏閩。正如他的道號“臥龍”一樣,他是“潛虬媚幽姿”,待時鳴天下!那個雖然高臥隆中,卻抱膝長吟《梁父吟》,嘆息“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諸葛亮,才是真實的集儒道雙重人格于一身的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亂世之中的勇敢,又有著超然于濁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對明天的展望,又有幾分對躬耕生活的眷戀。他的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儒家那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儒家的積極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養,則使他能夠比較理智地對待功名成敗,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種超脫于塵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氣度和風范!暗匆悦髦,寧靜而致遠”,這副對聯是諸葛亮的座右銘,也是對他一生的寫照。諸葛亮出山后,受到劉備的重用,位極人臣,可是,他始終保持著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三、諸葛亮形象的成因《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首先是一個小說形象,不能將他等同于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因為這個形象身上有著濃厚的理想色彩,有著種種被神化的成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它是《三國演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無愧于“智絕”的稱號。《三國演義》問世以后,其影響所及,使得這一形象遠遠超越甚至取代了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這一形象之所以深人人心,家喻戶曉,在于他身上包含著豐富的文化意蘊和悲劇意識。那么,作者為什么要將小說中的諸葛亮塑造成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樣子呢?這與小說成書過程中受眾的心理影響有關,也與作者、批評者生活的時代以及古代文人深受儒道文化影響而人生多失志的心態有關。第一,與小說成書過程中受眾心理的影響有關。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的成書具有累積型特點。明人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說它:“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陳敘百年,該括萬事!闭f明其成書始終在兩個系統內進行,一個是史傳文學系統,一個是俗文學系統。前者僅僅提供了歷史小說所必須的骨架,諸如人物、事件、線索、結局等,但要使作品血肉豐滿,要設置引人人勝的故事情節、塑造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就必須突破史料的束縛與限制,充分吸收民間文學的營養,開拓藝術想像的空間。應該說,俗文學系統對《三國演義》思想傾向的形成、人物形象的豐富與定位有著很大的影響。因為歷史演義小說的受眾主要是下層民眾。
在《三國演義》成書過程中,從魏晉隋唐的三國故事到宋代的“說三分”;從金元戲曲的舞臺形象到元代的《三國志平話》,“擁劉反曹”的基本思想傾向越來越鮮明。這與由宋至元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情緒有關。元末明初的羅貫中確立了這種傾向,而清初的毛宗崗強化了這種傾向。這種傾向的背后是下層民眾對于統一、和平的向往。而諸葛亮作為蜀漢一方的核心人物,無疑就是道義與智慧的化身。其形象中融人了強烈的民族情緒。被壓迫的下層民眾,希望通過諸葛亮超人的智慧、道德的完善和道教的神力能夠克敵制勝。劉氏集團的悲劇命運雖然不能逆轉,但人們還是愿意將一切美好的因素都集于劉氏一方。在有關諸葛亮故事的流傳過程中,人們將一切美好的品質加諸其上,使得這一形象越來越富于傳奇色彩。下層民眾的這種意愿,使作者創作出了人們心目中千古良相的形象。第二,諸葛亮的身上寄托著古代落魄文人的理想。古代封建知識分子,由于深受儒道兩家文化的熏陶,往往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輔佐明主,作帝王師;出將人相,功成身退,是古代知識分子理想化的人生設計。然而,仕途的坎坎坷坷,人主的天威莫測,使得很少有人能夠功德圓滿。于是,理想往往化作泡影。在失志文人的筆下,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忠貞與智慧的化身,讓備受壓抑的封建文人無比羨慕。諸葛亮的形象不僅寄托著羅貫中“有志圖王”的理想,也是文人特別是落魄文人的理想寄托。他們渴望一展抱負,與君主建立魚水關系。然而實際的情形是,文人在與君主相處時往往缺少獨立自由的精神。他們與現實政權的關系或是依附,或是游離。從明清兩代來看,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游離于現實政權之外的自由。因此,諸葛亮這個亂世中的英雄和道德的完人才備受推崇和愛戴。清代文學批評家毛宗崗在評點《三國演義》時對諸葛亮這個形象贊美有加:“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致六出祁山,則近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殘,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尹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边@種對于風度、智慧、品德的崇尚,可以說代表了封建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然而既是理想,便不能不有所夸張。這是諸葛亮這一形象被神化同時也是構建其雙重人格的又一原因。其實,小說所描寫的諸葛亮這種雙重人格不是不存在矛盾,只是作者有意回避了這一點。因為在諸葛亮與劉備的關系中,從劉備晉升漢中王開始到登基為帝,二人的魚水關系已經異化為君臣關系。這從劉備為報關羽之仇執意發動彝陵之戰可以看出,諸葛亮不是不清楚這場戰役的后果,而是他根本就無力阻止劉備的一意孤行?梢,對于現實政權的依附,往往是以犧牲個體人格的獨立為代價。以此來看,諸葛亮只能是小說中的一個理想人物。這個人物之所以帶給人們巨大的震撼,還在于他是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千古悲劇。
李英然,石家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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