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藝術形象的本質和靈魂——談《三國演義》關于諸葛亮決策活動的描寫諸葛亮是我國古代小說所塑造的最為成功的“軍師型”的藝術形象，毛宗崗所謂“《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三國演義》第三十六回回評）是也。諸葛亮之“妙”，究竟妙在哪里？通常的觀點是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我以為，“智慧”說不能概括諸葛亮形象的獨特本質，因為在《三國演義》中，具有聰明才智的人物，在在皆是，如王司徒巧使連環計、決漳河許攸獻計、郭嘉遺計定遼東、群英會蔣干中計、獻密計黃蓋受刑、龐統巧授連環計、趙子龍計取桂陽、老黃忠計奪天蕩山，不獨孔明一人為然；而由于專從“智慧”一點著眼，致令對于這—藝術形象的評價難中肯綮。如魯迅批評《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的意見，就值得重新考慮。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形象的獨終性體現在比“智慧”居于更高層次的“決策”上。在《三國演義》中，關于諸葛亮決策活動的描寫居支配地位，而且貫串始終。它既是諸葛亮這一彪炳千古的藝術形象的本質和靈魂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國演義》統攝全局、把那近百年間紛紜雜亂的歷史事件構成一部有機藝術品的總綱目。同宋江在《水滸傳》第十八回方始出場相仿，諸葛亮更是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劉備三顧之中姍姍登場的。但他的晚出無害于他作為小說主人公的地位。因為在這之前，《演義》盡管已經寫了三十多回，卻從來不曾出現過“三國”的字樣，唯有諸葛亮的出場，《三國演義》才正式“點題”，這樣一部長篇巨著才開始有資格被稱為“三國演義”；諸葛亮的一席話，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那混沌的世界，照亮了迷茫的前景，三國的歷史，仿佛就按照諸葛亮的設計和安排，一步步走完了它的全程。可以說，諸葛亮是三國鼎立的設計者，是《三國演義》的主腦和核心，而這一切，又主要是通過對于他的決策活動的描寫來完成的。關于諸葛亮的出場，《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二十四標目為：“孔明下山”，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八為：“定三分亮出茅廬”；倫敦博物館藏《原本三國志傳》卷七為：“玄德三顧茅廬先知天下三分”，至毛宗崗本《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方作：“定三分隆中決策”，拈出“決策”二字，可謂大有識見。當然毛宗崗所謂“決策”，與時下的“決策科學”不能混為一談。不過，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決策活功卻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有的，一切決策活動的成敗得失，同“決策科學”的規律也應該是吻合的。什么是“決策”？學術界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大體說來，決策就是為達到最佳目標而在多種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的行為。劉備因“漢室傾頹，奸臣竊命”，“欲伸大義于天下”，然其“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勞頓半生，迄無成就。劉備所要追求的目標，當然也是諸葛亮決策所要達到的目標。然而，諸葛亮所選的行動方案，不僅與劉備所曾實行者不同，而且大有出于常理之外者：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這種“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回評）的決策，正是建立在他對于敵、友、我三方客觀形勢的全面、綜合的估計的基礎之上的。第四十三回寫諸葛亮舌戰群儒時，曾以醫道喻劉備彼時之景況，以為“人染沉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后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迸c自己力量的不足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二者暫時都不是可以攻取的對象。但是，對于孫、曹，又應當采取不同的對策：“孫權不可取則結之”，“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夾批）。諸葛亮后來把這種決策概括為“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八個字。這種避開強大敵手，首先在荊益二州建立自己的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徐圖中原的決策，大體上符合當時政治軍事斗爭的形勢。美國管理學專家亞歷山大·H·科內爾說：“一切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政策、策略、短期計劃、長遠規劃以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堅定的實際決定和更為堅定的預見兩部分組成。這些決定和預見應該是最佳的”（《決策人員必讀》，載《決策與信息》1984年創刊號）�！度龂�演義》關于諸葛亮的決策活動，不僅寫出了他的“三分”的堅定的預見，也寫出了為實現這一預見所采取的一個個堅定的實際決定。寫他把自己的總的決策，化為一個個實際的決定；而一個個實際的決定，又無不為著實現那總的決策。這種描寫，充分體現了諸葛亮決策的整體觀、綜合觀和長遠觀。從《三國演義》關于諸葛亮決策過程的描寫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諸葛亮決策本身的成敗利鈍，看出無論是寫他的勝利還是失敗，都是入情入理的，符合歷史的和藝術的邏輯的，驅除了神秘色彩的，而且可以看出《三國演義》為了實現自己的總的創作意圖，表達總的思想傾向，在藝術上又是如何來處理這種決策中的成敗利鈍，亦即如何在熱情贊美諸葛亮決策的勝利的同時，而又巧妙地回護他的失策，努力不去損害諸葛亮的光輝的。從決策主體上分類，諸葛亮的決策屬于個人決策。而個人決策能否發揮其積極作用，關鍵在于他是否具備一定的個人條件和社會條件。就個人條件而言，諸葛亮的品質、智慧、才能、經驗和精力都應該說是充分勝任的；就社會條件來說，諸葛亮自得劉備草廬三顧，即被委以重任，獲得了相當的權力。但這一點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依據社會條件的變化，把諸葛亮的決策活動分為兩大階段，自三顧茅廬至白帝城托孤為第一階段；白帝城托孤至五丈原歸天為第二階段。毛宗崗在第八十五回“劉先主遺詔托孤兒”的回評中說：“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后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托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熬尾，在后幅則又為引頭耳”，是很有道理的。先看第一階段。劉備自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但魚還是劉備自己。劉備非凡庸之主，自有其主體性的意志和信念在，因而對于諸葛亮的決策，難免時有干擾和違離，而這種干擾與違離是來自諸葛亮的權力之上，所以結果就非同一般。諸葛亮出山，“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劉備問拒曹兵之計，孔明曰：“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取荊州為家”，本是隆中決策極為明確的一項屬于短期規劃中的實際決定，但劉備卻以“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加以拒絕。劉表死，劉琮僭立，獻荊襄九郡于曹操，孔明贊同伊籍以吊喪為名擒劉琮而取荊州之議，劉備又不從。毛宗崗評曰：“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為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為孫權所欲得之荊州，于是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于后，則皆此卷中一著之錯耳”（《三國演義》第四十回回評）。荊州本來是可以輕易奪得的，但劉備之“過于仁”，遂致失卻良機，還幾不免于難，干擾了諸葛亮的決策。不過，劉備此舉，符合隆中決策“可占人和”的精神，所謂“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所以很難說是劉備之過。劉備之不從諸葛亮的決策，還有一次是討伐東吳，孔明諫曰：“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愿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劉備報仇心切，率師東下，致為陸遜所敗。劉備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背�了來自劉備的干擾外，桃園三結義中的關、張等一輩老將，位高而權重，難以駕馭。關公之欲入川與馬超比武，后又不愿與黃忠為伍，孔明唯有以“絕倫超群”之類諛詞以順其意。其留關公一人守荊州者，亦為難有人選足與頡頏故也。關公之驕傲輕敵導致了“東和孫權”決策的破壞，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但總的來說，終劉備之世，諸葛亮還是獲得了得心應手的運籌幄幄之權的，從而使他的決策，一步步得到了實現。諸葛亮決策的第一個重大成就是荊州的獲得，而這又牽涉到聯吳策略的巧妙運用。面對曹操勢力的南侵，孫、劉雙方都有聯合的愿望。但就實力對比而言，劉備明顯處于劣勢。諸葛亮在這力的不平衡的關系中，運用了他的決策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三國演義》第四十二回回評），他不僅玩老實人魯肅于股掌之上，在機巧人周瑜面前，也處處超勝一籌。在聯合中，孔明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既注意到顧全大局，又注意到聯合中的斗爭，從而保證了赤壁抗曹的輝煌勝利。但是，諸葛亮并沒有把這種又聯合又斗爭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化為決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從沒有談到，孫劉聯合的基礎只是抗曹，一旦曹操退走，雙方的矛盾就會不可調和地突出起來。劉備欲得荊州，孫權又何嘗不欲得荊州呢？而劉備之卒奪荊州，與其說是從曹操手中奪得，還不如說是從孫權口中奪得。盡管孔明可以辭之以荊州乃“襲之于曹氏，非襲之于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既取”（《三國演義》第五十一回回評）；但從道義上講，這種襲取聯盟者的勝利成果的做法，使孔明自感理曲，為了緩東吳之急攻，遂先借劉琦以緩之，又以取西川以緩之，最后乃以立“暫借荊州”文書以緩之。從文學角度看，寫得固環曲折，好看煞人；但從決策的角度看，為保守既得之荊州，本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掙，而竟以“借荊州”一策出之，卻種下日后無窮之隱患。趙翼以為，“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后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他的理由是：1、“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者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2、諸葛亮之說孫權，已謂“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故“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也”；3、“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曹”，“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4、“破曹后，備即表琦為荊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荊州本琦地也”；5、劉琦死，“群下推備為荊州牧……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七）。《三國演義》所寫，與趙翼所揭示的幾點完全一致，諸葛亮亦不會慮不及此；但他之所以擇取了“借荊州”之下策，原因蓋在于他的行為與“東和孫權”的理論發生了?牾，因而意欲補苴罅漏，以圖遷延。及至龐統死，諸葛亮不得不入川而交荊州于關公時，唯囑以“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之語，其內涵就更顯得貧乏了。須知隨著形勢的急劇變化，孫、劉的關系已遠非赤壁大戰前夕可比。就劉備方面講，為了抗曹，聯吳固有其相當的必要；但就孫權方面講，奪回夢寐以求的荊州，乃是其求發展的第一要著。其時孫夫人已去，孫、劉聯盟實際上已經破裂。處其時其地，孔明不教以既聯合又斗爭的應變之策，不教以警惕孫權背盟的危險，實在是太不夠了。尤為不該的是，當曹操議取西州之日，諸葛亮竟設下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免，令吳起兵襲合肥牽動其勢之計。按初得荊襄，劉備問馬良保守之計，馬良曰：“荊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然后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桂陽、長沙等亦非吳地，乃趙云、關公攻戰所得�？酌鞣降梦鞔�，就割讓三郡，這種以退讓求聯合的做法，更是大大的失策。荊州之失，責在關公之輕敵，但從根本上講，卻是孔明決策的失誤。細思龐統入川之時，孔明尚留關公、張飛、趙云三將與己同守荊州；龐統死，孔明入川，則并張、趙亦帶走，留圖關公一人守之，已見輕忽之意。后聞關公拒東吳之求婚，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比痪箾]有實行；荊州前線捷報頻傳，小說云：“因此玄德放心”，孔明是否放心了呢？書未明言，看來至少也比較放心了。劉備之伐吳，其戰略目標是奪回荊州，因而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決策應該是一種適應環境變化而采取果斷行動的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手段。在特定情況下，東吳既悍然襲奪荊州，致使戰略要地失去，此時此際，和東吳的矛盾沖突已上升為支配地位，必須用全力解決方是。即使要講聯合，也不能排斥斗爭，妥協退讓，實無益于聯合。然而孔明過于執著“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條條，甚至說“竊謂魏賊早除，則吳自賓服”。試想，如果不把荊州奪回來，“早除魏賊”的目標又怎能實現呢？劉備不顧諸葛亮的諫阻，興兵七十五萬，一舉而得*亭，聲威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孫權心怯，縛還降將，并允交與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形勢的變化證明了聯合中的斗爭的必要性。劉備不肯得風便轉，下了“先滅吳，后滅魏”的決心，此策容有不夠冷靜之處，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毛宗崗以為：“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保ā度龂�演義》第八十一回回評）吳與魏密謀偷襲荊州，確系黨魏行徑，問題在于，劉備之兵以憤而益之以驕，終至敗于陸遜之手。伐吳之役之敗，主要是主觀指揮失誤，并無必敗之理。設若劉備大勝東吳，難保不能實現其滅魏的雄圖�？上н@一仗打敗了，弄得元氣大喪。諸葛亮對于伐吳，存在著感情與理智上的矛盾�！度龂�志·法正傳》載，當劉備敗績，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薄度龂�演義》不敘此事，但諸葛亮并非不知伐吳的意義，卻不能對決策的諸因素進行全面、準確的判斷選優。如果他積極支持劉備的決策，隨軍東行，則至少亦可保“必不傾�！�。陸遜設火燒連營之計，即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笨梢姡瑢τ谶@一逆轉的傾危局面的出現，諸葛亮是負有嚴重責任的。諸葛亮決策的另一個成就是益州和漢中的獲得，保劉備為帝，實現了“鼎足三分”的目標。劉備既得荊州，曹操聞言大驚，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也�！辈懿侔亚G州視為劉備的“大�！�，而諸葛亮則不過把荊州看作暫時的“家”，他的目標是要奪取益州以建“基業”。奪益州并沒有錯，問題在于一開始諸葛亮就存在著重益輕荊的思想。應該說，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是很有普遍性的。如張松就認為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唯有“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產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眾，長軀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饼嫿y亦謂“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酌鲀A師入川，唯命關公一人留守荊州；方得西川，就輕割三郡（荊州之一半）以“還”東吳，都是這種輕荊重益思想的產物。而這種指導思想，又是與對于曹操的力量估計過高，看不到各方力量對比與消長轉化的規律有關。隆中決策所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對于當時處于新野蕞爾之地兵微將寡的劉備，主張不要硬拼蠻干，暫時避其鋒芒，是正確的，但上升為一種戰略指導方針，就不能說沒有問題了。從當時軍閥混戰的局面看，斗爭形勢瞬息萬變，強弱對比刻刻在向自己的反面轉化。董卓、袁紹、袁術、呂布，都曾猖獗一時，然而卻一一歸于失敗。即便是曹操，隆中決策也說：“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奔热弧懊�微而眾寡”的曹操，能憑恃“人謀”去“以弱為強”，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拱手讓曹操“北占天時”呢？況且曹操決非強大到不可戰勝，張松曾舉“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于潼關，奪船避箭于渭水”等當面嘲諷之，證明對曹操的迷信，是毫無根據的。樊城之役，尤可說明問題。其時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孔明使關公起兵取樊城，目的只不過是“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從決策上看，只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而不是圖謀更大的進取。當時，關公取襄陽如反掌，又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至欲遷都以避之。設若此時諸葛亮作出乘機北伐的決策，其結果將大不胡同。毛宗崗感嘆地說：“當單福取樊城之時，其兵力不足以守登戰故其后終至于棄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兵力將不止于取樊城，則其時甚利于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保ā度龂�演義》第七十回回評）取樊城之中阻，乃因呂蒙之襲荊州�？酌骷仁龟P公取樊城，而又不遣別將代守荊州，至令荊州之失�！按笠馐�荊州”，與其說是關公大意，不如說是孔明失策，歸根到底，還是輕荊重益思想的結果。荊州逼近孫、曹，形勢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方足以與其爭鋒競雄，看不到這一點，片面強調曹操的不可爭鋒，遂視荊州為“難以得志”之地，而把益州當成“建基業”的場所，骨子里不過是依恃益州形勢之阻塞。但是，形勢實際上是一種不可依恃的東西，王夫之批評諸葛亮入蜀之謀“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略”，指出：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荊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氣餒于平陸；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劍閣出泰川而情搖于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得則僅保其疆域，矢則只成乎坐困。（《讀通鑒論》卷七）王夫之認為“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這是很有道理的。隆中決策曾規劃鼎足三分之后，“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以圖天下，僅只視荊州為一支偏師，已然失其輕重；及一旦荊州丟失，就從此失去了在中原與曹操爭鋒的機會，實際上也就失去了統一中國的機會�！岸ψ闳�分”，作為一種近期的戰略目標，是被諸葛亮實現了，這是他的決策的勝利；但是，他的決策的種種弱點，又只能達到“三分”的限度，而無力實現更大的躍進，即“興漢滅曹”的最終目標這又是他的悲劇。白帝城托孤，是諸葛亮決策活動第一階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階段的“引頭”。后主乃無用之庸人，對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諸事，諸葛亮獲得了他之作為個人決策所應具備的社會條件，即真正唯一決策者的權力。按理說，他應該更加放開手腳地盡其所欲，以實現自己的宏圖大業了。然而，獨掌大權的決策者孔明并沒有這樣做，他反而變得更加謹慎起來。這當然是由主客觀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客觀形勢的逆轉。隨著荊州戰略要地的丟失，和伐吳時有生力量的大量損耗，“益州疲敝”，確實處于“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勢甚大，急難動搖，當徐徐緩圖”，不由孔明不謹慎從事。二是主觀心理因素的負擔。劉備托孤，至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笨酌骱沽鞅轶w，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心，繼之以死乎!”無論劉備托孤之辭是真心還是權術，他這種不同尋常的做法，無疑給諸葛亮增添了巨大的責任感，或者說一種沉重的心理負擔。所以“受命以來，鳳夜憂思，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若稍一不慎，即可“生疑隙不逞之釁”，為此，他必須兢兢業業，保證自己的決策必須是萬無一失的，這就是他變得萬分小心的根本原因。諸葛亮的謹慎，表現在北伐的問題上，就是不“弄險”，從決策科學的角度看，即企圖以最低的風險度，去換取最大的效益。諸葛亮初出祁山，用馬謖反間之計，使魏將司馬懿削職回鄉，蜀之大患已去，新任之大都督駙馬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魏延獻策曰：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往橫門邸閣而去。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魏延此計，固有相當之風險度（孔明所謂“倘有人進言，于山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并大傷銳氣”是也），但確為知彼知己，發揮主觀能動性去改變決策諸要素對比關系的有氣魄的抉擇，連司馬懿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確系孔明之知已也。實踐證明，諸葛亮之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的常規決策，導致了孟達之失上庸，馬謖之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無進取之望，街亭失而幾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回評）平生不肯弄險的諸葛亮，卻偏偏碰到了以二千五百軍當十五萬之眾的危險局面。當然，“空城計”表現了諸葛亮對于實施中的決策進行控制的才能，終于化險為夷，以至成為膾炙人口的佳話。但退一步想，“平生謹慎，必不弄險”的諸葛亮，卻于此處不得已而行險，充其量亦不過保全首領而已。毛宗崗說：“魏延于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為危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險以爭之，即爭未必勝。爭之不勝，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險之失為我咎矣。惟兢兢然業一至慎之心，出于萬全之策，而終不能回天意于萬一，然后可以無憾于人事耳�！保ā度龂�演義》第九十二回回評）所謂“知天意之不可回”，就是缺乏必勝的信心，還是“北讓曹操占天時”、“此誠不可與爭鋒”論的流波，既然如此，他的伐魏，不過盡老臣之責，一則借以安蜀，一則借以杜幼主之疑而已。所以，他的決策，自然就要把最低的代價和最小的風險度這兩個要素放在首要地位來考慮；對于效益的大小，只好抱著聽其自然的態度。諸葛亮伐魏之無成，乃必然之事。遍觀《三國演義》關于諸葛亮決策活動的描寫，貫串著一個中心：諸葛亮這一“古今來賢相中第一人”的決策是極為英明正確的。但是，這一總的傾向卻與三國歷史發展的總進程，亦即與《三國演義》情節演變的總趨勢相矛盾。諸葛亮的全部決策描動，與“鼎足三分”的局面相始終，這是孔明的杰出處，也是他的悲劇所在。因為“三分”既非孔明的最終理想，也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和人民愿望，而他的“一統天下”的宏圖在他手中沒有實現，在他的繼承人手中也沒有實現。《三國演義》不愿意承認這是諸葛亮決策的缺陷所造成的，于是在藝術上采取了種種揚長避短、隱惡揚善的手法。比如大多數失誤，都被處理成諸葛亮不在場或不幸被他言中；比如突出敵手之強或強調天意難回之類，尤妙在寫六出祁山，孔明改變了前幾次兵出隴右的迂回戰術，自斜谷直至劍閣，連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又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且于渭南大敗司馬懿，魏兵十傷八九，蜀兵直逼長安，眼看勝利在望，不料孔明舊病復發，命在旦夕，五丈原禳星以增壽（這大約就是所謂“近妖”之一證），祈禳已及六夜，主燈明亮，忽被魏延將燈不慎撲滅，孔明之死遂無可挽回，給讀者留下無窮惋悵之情�！俺鰩熚唇萆硐人�，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正是《三國演義》的高明之處。然而，最最要緊的還在于：諸葛亮的決策活動容有這樣那樣的失誤或不足，但從他之所以決策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品德，卻足以傳千秋萬代而不泯。他之出山，經歷了一個從“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到積極用世、拯民于水火的抉擇，經歷了對于曹操、孫權等強者的摒棄和對劉備的擁戴的抉擇。據《蜀記》載，晉初一些士大夫“多譏亮托身非所”，其實，他的杰出之點恰好在此。諸葛亮在隆中時，與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徐元直四人為密友，謂四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問其志若何，但笑而不答。裴松之以為：“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于馀哉；茍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杰，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以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個人功業，則委質魏氏，投靠東吳，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樂毅自命，以興微繼絕為己任，他在劉備極為困難的時候，看中他是寄托自己理想的明主，毅然決然地擔當起輔佐的重任，這種對于個人人生道路的正確決擇，就賦予他的全部決策活動以靈魂，因而是諸葛亮贏得人民尊敬的根本原因。同時，為了自己的信念，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生不但知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于是役也。以漢、賊不兩立之故，而至于敗亦不惜，鈍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嗚呼，先生真大漢忠臣者。文天祥《正氣歌》曰：“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殆于后一篇而愈見之”（《三國演義》第九十七回回評）�！逗蟪鰩煴怼匪�謂“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以盡人事臣責的精神是極為可貴的�？傊�，《三國演義》關于決策活動的描寫，不單單顯示了諸葛亮的權智英略，更顯示了他的性格和品質的崇高。這種描寫，既是十分客觀、十分合理的，又是充滿著激情的。諸葛亮決策本身的成敗利鈍，將永遠是后人思維的極好的思想材料，而《三國演義》關于決策描寫，尤其是如何處理從思想感情上褒揚諸葛亮和諸葛亮決策上的缺陷和不足的矛盾的成功經驗，更是值得總結和借鑒的寶貴財富。
歐陽健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17492.html

相關閱讀：淺談袁術和孫家三代世交：孫吳崛起離不開袁術
張飛死因何在？手足相殘是真是假？
三國歷史上殺害關羽的幕后兇手居然是司馬懿？
三國演義中最為心狠手快的美女：孫翊的妻子徐氏！
三國隨章侃 第十二章 兗州和徐州（三）曹操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