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孫吳屯田的衰落，首先要從屯田生產者的境遇狀況談起。孫權時政治還比較好些，但吳國軍民（當然包括屯田兵民）并未免除貧困狀態。例如《三國志》卷57《駱統傳》載：

根據《駱統傳》及其他記述，駱統上此疏的時間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孫權始為吳王的黃武元年（222年）吳蜀夷陵之戰以前。從疏中可知孫權統治前半期軍民生活的困苦情況：竭盡民力的征役，繁重的賦稅剝削，加上戰爭疾疫，使得田荒戶損：軍民并困，民間百姓和屯田貧兵，多數生子無法養活。社會政俗，日趨敗壞，人民逃亡。駱統出于憂國恤民的滿腔熱忱，奏請孫權及時尋求補復之計，使殘余之民得有活路。由于駱統所言，切中時弊，故孫權深受感動，樂于接受，表明孫權時問題雖多，但統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氣和作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孫權的實際言行，比如《三國志》卷47《吳主傳》載：

由上二詔，可知孫權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節用措施。但從孫亮（252至257年在位）、孫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別是至孫皓統治時（264至280年），每況愈下，積弊重重，屯田軍民與廣大農民倍受盤剝，苦不勝言。例如孫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詔說：

以上所說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還照舊繳納限米，所以連孫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詔削減一人服役。詔書是這樣說的，是否能執行還很成問題。不過，吏家尚且負擔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農戶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會比此更好，只有更壞。繼孫休之后的孫皓，是著名的暴君，史書所記其虐民事跡，至今讀之，猶今人發指。對此，本書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紹，這里就涉及屯田問題，再作些說明。如《三國志》卷65《賀邵傳》載賀邵給孫皓上疏言當時的軍民疾苦狀況說：

另外，《陸凱傳》還載有陸凱諫孫皓二十事，如言“征調州郡，竭民財力”；“農桑并廢”；“江邊戰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州縣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征召遷轉、迎新送舊，紛壇道路，傷財害民，于是為甚”；等等。

前已敘及，早在孫權統治前期，吳軍民生活就已處于貧困的境地，到孫皓統治時，如同以上賀邵、陸凱所揭示，廣大吳國軍民更墜入了絕望的苦海深淵，孫吳政權加到軍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賦稅負擔，更使廣大軍民喘不過氣來，于是父子相棄，叛者成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屯田事業怎能維持下去呢？東吳政權的殘酷剝削特別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軍民大批逃亡，這是孫吳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吳國將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經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壞。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后，桂陽太守全柔即命其子全琮乘船赍米數千斛到吳市易。孫休時，屯田官吏經商頗為普遍，孫休在永安二年（259年）下詔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谷日少”。說明州郡長官及屯田官今吏民經商之事已積重難返，影響了糧谷生產，破壞了屯田制度。

此外，孫吳將領通過世襲領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民，使許多屯田土地轉入私家手中。孫吳甚至將屯田吏民賞賜給功臣。前已敘及，建安十九年（214年），因呂蒙在攻克皖城戰役中立有功勞，孫權拜蒙為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這是把眾多屯田吏民作為賞賜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客戶賞賜功臣之事，更屬多見，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客戶可能即屯田民。這些也造成了屯田的衰落。關于世襲領兵制和賜田復客制，后文還要談到。

不過孫吳的屯田，不似曹魏那樣興辦時敞開言路，取消時有詔令，而是來無蹤去無影，所以很難斷定其廢止的具體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