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與建安文人
我不知道在京劇臉譜里，為何給曹操抹了這張白臉？
也許在中國，只有他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既是文學家，又是愛殺人，尤其愛殺文人的屠夫。因此，這張臉，索性涂上一層大白，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在封建社會里，握權者最樂于使用的對付知識階層的手段，莫過于文字獄。只要將一兩個異己文人消滅，就能對其他不安分的知識分子，起到殺雞給猴看的作用。對封建帝王而言，這是一項投入較少，產出卻大的統治行為，只消深文周納，上綱上線，幾乎無需動用國帑，就能獲得耳根清凈的效果，何樂而不為之？在這方面，一輩子沒當皇帝，可比皇帝還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學者陳寅恪說過：“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統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禰衡，如孔融，如楊修，如崔琰，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識階層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時，也是吃香喝辣，優禮有加之的；后來，梗起脖子，堅持異見，跟他較勁，對不起，就采取斷然措施。刀起頭落，橫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腦袋，嘴張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還能產生什么狗屁影響？
所以，后世的歷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辦法，實施對于文人的統治。
平心而論，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曹操是真正稱得上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寫得有氣概，詩歌寫得有聲勢，至少寫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覺還不錯的精英，更出色些�！皷|臨碣石有遺篇”，毛澤東都贊嘆過的，頗透出古今兩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瞞的作品，今天還能流傳，可禰衡、孔融、楊修的作品，則必須到圖書館里才能找到。在中國，喜歡舞文弄墨的帝王頗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寫了四萬首詩，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記住，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曹操詩文，至今還常掛在人們嘴邊。
曹操是真文人，因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風雅，純由詞臣代筆的主子所能比擬。他甚至從國家銀行拿出外匯，把寫《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里贖回來，這既有梟雄的豪爽，既有詩人的浪漫，既有對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來的歷朝歷代的領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資文化的氣慨。蔡文姬回來以后，他給她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把能記下來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戰亂毀壞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
雖然他對待不與他保持輿論一律的文人，習慣于砍頭，但他理解文化，重視文化，頗在意于文化建樹，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間，在他統治下的許都，文學活動相當熱烈，他不僅支持，還親自參與�！段男牡颀垺返淖髡邉③模羞^這樣一段記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這當然是曹操的功績。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此魏，足下高視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曹丕、曹植是不余遺力的倡導者。而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干，阮?，應?，和從匈奴贖回的女詩人蔡琰，是競展才華的響應者。劉勰距建安約二百來年，他筆下的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可信和準確的。
文學的發展，時代的動亂與安定，關系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起義，九州暴亂，后是董卓折騰，戰禍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詩，“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全在詩人筆下寫出來了。打鳴的雞都沒有了，還能詠唱的文人嘛？文學自然也陷于絕境。
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財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知識，仇視文明進步的特點，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只能打鳴的雞，只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兩袁，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在統治者的眼里，這些風頭正健，名聲響亮的作家、詩人，雖形形色色，幫幫伙伙，好好壞壞，長長短短，但究其政治態度分類，無非三者，擁護皇帝者；反對皇帝者；間于其中的既不擁護，也不反對者，這其中又有擁護多些，反對少些，或反對多些，擁護少些的區分。第一類，好辦，成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餌之以利，賞之以名，隨班唱和，裝點斯文；第二類，也好辦，言論獲罪，文字有獄，焚書坑儒，箝口結舌。不過，此兩類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識分子中，不占多數。
所謂“兩頭小，中間大”，就是指處于這中間狀態的這大多數，為歷來統治者最感頭疼麻煩的一撥。重了不是，輕了也不是，除了獨夫民賊，統統地殺，整個社會出現“萬馬俱喑”的局面，總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強烈，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很自然地與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氣相通，若不僅止于腹誹的話，必有許多令帝王撓頭的事發生。
雖然從秦始皇起，所有殺知識分子的帝王，都會背上千秋萬代的罵名，但好像也從未見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過，照殺不誤。曹操是文人，當然更知道文人之殺不得，但是，當他曹氏統治的安危受到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就要讓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這時候，他無法手軟的，于是乎，還是得訴之于殺頭這一招。所以，文人在與統治者的這場老鼠逗貓的游戲中，輸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殺，《捉放曹》里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也頗教人膽戰心驚，但一開始，對那些惹惱了他的文人，倒是盡量避免采取鐵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干掉的禰衡，他寧肯用“借刀殺人”計，也不開殺戒。
禰衡是個頗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歲，小伙子一個，正處于青春期的躁動狀態之中。要用現代醫學觀點看，這位文學新秀，恐怕還有一點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個作家，自負其才，不如其愿，長期郁悶，必然會憋出來這股邪火。他來到許昌，以求聞達，本以為京華冠蓋，一律要向他脫帽致敬。結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經人唆使，無事挑事，沒碴找碴，站臺開罵，逼得統治者祭起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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