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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時，中國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也由此開啟了學術大繁榮的局面。這時，兩千年來一直居正統地位的儒學成了中華文化專制、落后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擊，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諸子則被發掘出來，被宣揚被倡導，而在這種宣揚和倡導之中，則承載了知識人對新社會新文化的期待。

“五四”新人胡適（1891-1962）于1919年2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這一著作，是用現代西方學術規范研究中國本土故有學問的開山之作，引起當時學術界的熱烈討論。按照現在的分類，當時的學術思潮有三大傾向，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胡適是作為自由主義者，全盤西化論者，來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代表人物。

錢穆論先秦學術

本文介紹的是錢穆的諸子學研究，而錢穆正是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錢氏不僅是學問家，也是思想家，是對儒學抱有特別情感的學者。具體到先秦學術，錢穆將其分為兩流、五派、三期。這一認識在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國學概論》中已經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后終身不改。

所謂兩流，是指錢氏以貴族與平民思想的對立這一線索來理解先秦學術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學派，不出兩流：其傾向于貴族化者曰儒，其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慶賞刑罰，源于儒；道家言反樸無治，源于墨。故一主禮，一非禮。一主仕進，一主隱退。一尚文學，一主勞作。此當時學術界分時之所在也。”（《國學概論》）

所謂五派，是指戰國中期諸子分五派，系錢氏根據他們對于仕的態度而分的。所謂三期，是指諸子學說在階段上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時期。此期仍然是貴族文化的爭論，是貴族階級的生活如何正當的問題。第二期是陳仲、許行、孟子和莊子時期，討論的是士或知識者，也即平民階級對于貴族階級所持的態度問題。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韓非的時期。是士階級的大整合時期，出現了反游仕反文學的思想。三期分別對應“禮”、“仕”、“治”三大問題。錢氏還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轉相師承，遞相授受。也就是說，各家的關系并不是壁壘森嚴，有對立無融合的，而是互有師承，互相轉化。

這是錢穆對先秦諸子的整體觀。將胡適的諸子學與錢穆的諸子學放在一起比較，頗有意思。面對同樣的研究對象，二者的分析方法、關注角度，甚至情感態度很不一樣，但卻同樣地精彩。作為讀者，比照閱讀之后，除了對研究對象的各側面增進了解外，也不禁撫卷三思。

《先秦諸子系年》

治學講大局，通貫全體

錢穆在一篇《談詩》的文章中曾經說到詩的寫法：“這首詩是先定了，你才想到這一句。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這一字該怎樣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積成句，一句一句積成詩。實是先有了詩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應該是這首詩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寫不可的詩，那么這首詩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謂言之工不工。”

錢氏所說的寫詩之法，詩人們未必贊同。但這可以看作錢氏治學之法的夫子自道。即，面對研究對象，錢氏總是先有一個大的構架性的把握，然后分出類型，劃出發展階段，最后才進入細部研究。他從不拘泥于細節，而是讓細節為整體服務。這也正是錢氏一再標舉的治學方法：“非通群經，不足以通一經。非通諸史，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不足以通一家。”的確，錢氏著作總是顯示出一種時空大架構，氣度不凡。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mingren/810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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