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要做吃飯的人，不做吃草的人。
　　
　　南北朝之南朝，也有個宋國，國主姓劉，開國者叫劉裕，為區別趙氏家族的宋國，史稱劉宋。
　　
　　“劉宋時傅僧?及子琰，琰子?，為令，并著奇績。”意思是傅僧?一家三代，崽傅琰，孫傅?，都當官，都做縣令，都不簡單，都建大業、都有突出政績。官場這種情況太罕見了，當年社科院之類的學術機構，想來總結一下，命名為傅家現象。只是傅家不說，“世稱諸傅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
　　
　　傅家三代是靠什么行政的？因為他們“不以示人”，就誰也不清楚了，
　　
　　其實劉宋時代，做官做得最好的，不是傅家爺崽孫三個，更有一個叫劉元明的，上級認可度與百姓滿意度，都要高于傅家三代，“時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建康是如今南京，山陰是如今浙江紹興，在這兩個縣做出政績，不容易；建康，人文薈萃，讀書人多，想靠愚民與嚇唬老百姓來行政，是很難的；山陰呢，更是出師爺的地方，刀筆厲害，如果亂搞政績工程，胡弄形象工程，怕有無數支筆如戟，將衙門戳得稀巴爛。劉元明在這兩縣獲得全國政聲第一，那多半是真功夫。
　　
　　劉元明要調動了，另有任用，恰好是傅?前來接任，“傅?代為山陰”，交接手續辦完，傅?問了劉公一個亦公亦私的問題：“愿以舊政告新令尹？”劉公說，當官手冊，我倒沒有，然則，“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傅代縣長頓虛前席，降膝聆聽，以為是什么絕密訣，卻是簡單得很：“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史書記載到此，再無下文。傅?是心領神會了，還是感覺劉公糊弄他？我覺得是前者可能性大，做官者多吃飯，少灌酒，也許最中時政，毋庸多言——當年是常識，不用太多解釋，話說一句，便能點醒官僚，開吏人茅塞，何必做一講就是從八點半講到一點半的領導講話？
　　
　　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這平常得很，為何是善政第一策呢？我且做三部分講。
　　
　　首先呢，吃了飯，有力氣給百姓干活。當官容易，坐在辦公室里喝喝茶，看看報，QQ聊聊天，也能將官做下去，或許還以不曾擾民評個先進；但做個好官，就不容易，得走村，得入戶，得下基層……這對轎車書記也許不費力，但對草鞋書記而言，是很費腳勁的。十多年前，我十年碰一回，碰到一位副縣長，他路遇買菜的老漢進城，得幫著挑擔一兩里路；機關院里有人搬家，他混在人家親戚里，給人搬箱子，抬桌子……蠻耗身體能量的；再往前，我還隨領導去給農民挖過土，鋤過麥；記得有年雙搶時節，狗伏在樹蔭下還吐舌頭，領導帶我去給農民踩打谷機，一場下來，我一餐就吃得下一大鍋。劉元明劉縣令說要“日食一升米”，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吃飽飯，獲取正能量，為人民服務，給群眾做事，替百姓干活。就算不為百姓體力勞動，但天天為百姓謀劃，也是最費腦筋、最耗能的。若喝得醉醺醺的，能干什么？能想什么？不用百姓要侍候，不用美女來陪護，就是好的。
　　
　　其次，當官吃飯不喝酒，要義是節約鬧革命。
　　
　　一斤米多少錢？最貴的也不超過十塊錢吧？
　　
　　我沒見過場面，不知道大領導的柴米油鹽到底有多貴？貴但再貴也貴不過酒，五千乃至萬把塊一瓶的酒，都聽說過（聽說而已，見過豬跑，沒吃過豬肉）。家里吃飯要幾個錢？就算公款到館子里吃工作餐，也真不太耗財政，但若要上酒，那就是揮金如土，錢做廢紙，珍珠如土金如鐵了。因為官僚一瓶酒百姓一年糧；酒若升級，其他全部升級，上了高端酒，不能在大排檔吧？上了高端酒，不能點家常菜吧？上了高端酒，不能讓大媽搞服務吧？反正是酒喝得越多，上得越高檔，簽單起來，那數字后來的0啊，魚貫而列，穿珠子似的。那都是民脂民膏啊，一張人民幣，需要一張人民皮……公款如只吃飯，難以大吃，若是喝酒，那真叫大吃大喝，坐吃山空，縣長坐吃縣空，市長坐吃市空，國官坐吃國庫空。
　　
　　第三呢，酒杯一端，政策放寬，腐敗不就是這么產生的？政策浸在酒里，政策會浸得稀爛；法規浸在酒里，法規會浸得酥軟，這個不用說，大家都知道官商勾結多是從酒開始的。要說的是，我老家父老評判人品，多是兩分法：吃飯的，吃草的。做人事，說人話，是吃飯的；做畜生事，說畜生話，是吃草的。政事耽于酒的，往往不是吃飯的，而是吃草的。張飛鞭打督郵，喝醉了酒嘛；石崇宴客，激客喝酒，不喝就殺美女一名，再不喝，再殺一名……這是在喝酒嘛。官僚喝了酒，酒壯官僚膽，甚惡事干不出來？駕了轎車便橫沖直撞，開了推土機便土也推、屋也推甚至人也敢推；諸如將行乞者往春寒河里扔，將女服務員往墻角里頂，將街頭“走鬼”往車輪底下趕……諸般惡政，若非噴發酒氣所為，也是如醉酒般神經錯亂干的。劉元明所謂不喝酒，就是說官僚不能亂發神經。
　　
　　官員要做吃飯的人，不做吃草的人，即便不是善政第一策，也當是吏則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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