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身患惡性腫瘤晚期后，78歲的陳有強決定放棄一切放化療方案，回老家諸暨度過最后的時光。他的兒子，浙江醫科大學一附院毒理專家、醫學博士陳作兵支持了自己父親的選擇。
　　
　　3月22日，最后的時刻來臨，陳作兵交代母親，萬一父親出現昏迷或者心臟停搏，也不要采取積極的搶救措施，讓他安靜地離開人世。
　　
　　這，是一個醫生對自己父親臨終治療方案的抉擇。
　　
　　2011年4月，78歲的陳有強被診斷出患有腹膜惡性間皮瘤，且已經是晚期，全身轉移。在浙醫一院治療期間，陳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匯集到醫院來，輪流送飯、守夜，伺候老人。
　　
　　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腫瘤晚期的病人，頭比細弱的身體大許多，有的只是躺著，渾身插滿管子，看上去無聲無息。眼見許多惡性腫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陳有強找到醫生說：“我實在不愿意再看著兒女這樣奔波勞累，也不愿意自己變成別人那個樣子。你們讓我安樂死吧。如果你們不能這樣，我自己想跳樓。”
　　
　　父親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陳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實相告。陳作兵得知后，對父親說：“爸爸你放心，活著的時候你要堅強，但走的時候，我絕對不會讓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讓你安安靜靜沒有痛苦地走。”
　　
　　其實陳父有公費醫療，兒女的經濟條件都還不錯，放化療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陳作兵和家人商量后，決定由父親自己決定。
　　
　　父親問，化放療后可以延長多少時間，陳作兵說不一定，效果好也許幾個月。父親又問多少錢，對人體有什么不好，陳作兵答，全部公費，副作用是脫發、無力、胃口不好等。父親說，讓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訴你。
　　
　　第二天早上六點多，母親打電話給陳作兵，說父親已經決定了，要回老家。
　　
　　從杭州出發，沿著富春江，開車回去平時要走兩個多小時，2011年7月，把父親和母親送回村子，陳作兵開了近五個小時，他和父母都知道，這是最后一次走這條路。
　　
　　富春江兩岸景色秀美，綠意蔥蘢，是典型的江南美景。車開開停停，父親平素沉默寡言，車停下來，他就在風景處站一會兒，說些閑話。父親曾無意間說起，馬劍鎮的面條很好吃，車開到鎮上時，陳作兵說，爸爸，我們就在這兒吃碗面吧。陳作兵吃了年少時喜歡的豬肝面，母親照例是青菜面，父親點了大排面，只吃了一半——他把大排留給了母親。
　　
　　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親的病情。陳作兵安排親戚誰也不要多說什么，“讓父親安靜從容地過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母親陪伴著父親。父親不再吃藥，不再打針，只吃些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嚴格說都是中醫禁忌的東西，豬肉，魚肉，牛肉，雞肉……爸爸喜歡吃肉，就讓他吃好了。”陳作兵給母親交代，母親便每天換著花樣給父親做，“爸爸吃得很開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沒有像晚期腫瘤病人那樣變得很瘦。”
　　
　　整個冬季，父親總是坐在門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場，目光所及是遠處的前山和后山，滿山的毛竹挺拔秀麗。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個路過的人總要和他說幾句話，這些孩童時就曾和父親在一起的人，父親在最后的半年里，幾乎都見到了。
　　
　　母親告訴陳作兵，在石凳上坐累了，父親就回家給老朋友打幾個電話，還有那些曾經一起在汽車站工作的老同事。陳作兵記得，一生隨和的父親幾乎從未和人紅過臉，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親給這位同事打電話聊天，兩個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月～12月在國外進修那段時間，幾乎每個周末，陳作兵都開車帶妻子和女兒回村里陪伴父親。順著老屋走五六分鐘，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銀花沿路開著，金黃色的小桔梗花和艷紅色的野草莓參差其間，毛竹嫩黃的筍尖常出其不意地鉆出來，山坡旁邊就是幾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來，幾乎是無聲無息地流進菜園里。
　　
　　那時候，父親還可以獨自種地。他像對兒子說，又像是對自己說：“你看這水，一點一滴流到小溪里，流到金沙河里，再到富春江、錢塘江，最后匯入東海，無聲無息，人的一生，也是這樣啊！”這些話，陳作兵都記得。
　　
　　父親先是自己種菜，慢慢地，要拄著拐棍去，坐在地頭看母親干了。陳作兵回家的時候，父親在菜地里說：“現在種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孫女）還可以吃到的。”那時候還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來，父親虛弱地躺在床上了，母親就每天打電話告訴陳作兵，父親每天說哪些話，吃什么東西。
　　
　　2012年春節，是陳家最為熱鬧的一個春節。陳家人全部匯聚到諸暨市陳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親給每個孫子孫女都發了紅包，原本每年只是50元，這一年，紅包都變成了200元，老人知道，這一定是最后一次發紅包了。陳家吃了年夜飯，拍了許多張全家福，父親在拍照的時候，始終笑著。
　　
　　過完春節，大年初一，父親就因病重住進了諸暨市人民醫院。按照父親的意愿和陳作兵的建議，治療只是普通的補液，對癥治療，緩解疼痛。
　　
　　住院后，父親很少說話，不進食了。母親給陳作兵的電話里說的就是父親今天是否開心，是否笑了，或者右手能動了等。后來為了節約電話費，不打擾兒子工作，母親學會了發短信。
　　
　　父親說，他也許出不了院了，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須拿回農村，埋在奶奶旁邊，下輩子有可能還是做奶奶的兒子。兒女長大了，沒有牽掛，務必要對母親好些等。末了，父親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過的小護士說，看看，經常給我擦背、打針，都是些二十多歲的小姑娘，父母的心頭肉，不簡單啊。父親說，有可能的話，你一定要好好感謝感謝她們啊，陪了我生命的許多最后時光哦。
　　
　　趁母親打開水之際，父親給陳作兵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親，孩子們要好好照顧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讓她太痛苦。陳作兵說我會的，爸爸你放心吧。
　　
　　這就是父親與陳作兵最后的告別。
　　
　　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凌晨三點左右，母親打電話告訴陳作兵，父親病危，陷入昏迷，醫生問要不要搶救——這樣的程序，陳作兵自己也做過許多次，心臟按壓起搏（因為晚期腫瘤病人十分虛弱，很容易壓斷肋骨），切開氣管，插進直徑超過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機，24小時補液，包括鹽水、營養液、消炎藥、鎮痛藥、鎮靜劑，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腫瘤藥物，一針劑幾千元，也不過是延長一個月或者幾個月的生命。
　　
　　電話里，陳作兵告訴母親，不要采取積極的搶救措施了，不要打擾他，讓他安靜地離開吧。三個多小時后，當陳作兵從杭州趕到諸暨市人民醫院，父親已經平靜地走了。
　　
　　父親終究沒有吃到自己親手種下的蔬菜，母親將他生前種下的莧菜做成梅干菜，還把南瓜子取出來曬干。這些食物陳作兵現在還沒有吃完。陳作兵說，如果父親一直在醫院里，現在肯定還活著，身上插著七八根管子，一天天消瘦下去，脫發，腹脹，“一定是做不了這么多事的——和他的親人朋友一一告別，回到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聊天、種菜——幾乎每樣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4月底，陳作兵帶著母親去西安旅游散心。在兵馬俑前，母親拿出父親的身份證和一頂帽子，對著兵馬俑喃喃自語。陳作兵悄悄過去一看，母親說：“老頭子，你不是從來沒有坐過飛機嗎，你不是沒有到過西安嗎？你現在好好看看，坐飛機的感覺怎么樣啊？”
　　
　　這時候，陳作兵才知道，父親原來一直都在，母親一直背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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