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履職以來，勵精圖治、勤政愛民，氣象為之一新。其中，最能令老百姓感受到換屆變化的，當屬改進作風、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從遏制“舌尖上的腐敗”，到打擊“車輪上的鋪張”，一場反對公款浪費的戰役全面打響。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農耕文明，行勤儉、反浪費早已成為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修身齊家，則有“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一針一線恒念物力維艱”的教誨；治國平天下，則有“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規勸。翻開歷史，不少君主曾經推行節儉，卻最終陷入儉始奢終的周期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其中的歷史原因、深刻教訓，值得思考，更值得借鑒。
　　
　　中國古代歷史上，南朝宋武帝劉裕素以倡導節儉著稱，史書稱“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后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劉裕不僅嚴于律己，而且嚴格要求諸皇子保持節儉品德。劉裕將卑微時躬耕所用的“耨耜之具”一并收藏，他駕崩之后，宋文帝劉義隆一次偶然看到，感到“色慚”，近侍之臣趁機進諫說，太祖正是為了讓陛下睹稼穡之艱難、知先帝之至德。用心之深，令人感慰。
　　
　　然而，效果卻并不如意，劉裕在世時，子弟生活已日趨腐化，其弟荊州刺史劉道憐，“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劉裕去世之后，劉氏皇族更是快速滑向奢侈，劉裕之孫孝武帝劉駿看到劉裕精心留下來的生活器具，竟稱劉裕為“田舍公”，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之儉，二代而絕。
　　
　　隋文帝楊堅同樣崇尚節儉，有一次看到太子楊勇佩戴裝飾，遂語重心長地訓誡說，自古帝王未有好奢而能長久的，你是儲君，當以儉約為先。楊堅如此看重節儉品德，將崇儉抑奢作為選擇接班人的重要標準。當時的晉王楊廣探知其意，開始經營節儉形象，以與楊勇逐鹿太子之位。
　　
　　文帝嘗幸其第，楊廣將美姬隱匿于別室，唯留老丑示人，又改屏帳為粗布，絕樂器之弦，故意不拂去塵埃，讓人感覺經年不用。文帝見之，果然認為楊廣勤儉節約、不好聲色，“由是愛之特異諸子”。然而，似儉何曾儉、云勤未必勤，楊廣最是窮奢極欲、好大喜功。文帝之儉，一代而絕。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不久，也以節儉治天下。先下一道詔書，銷毀金銀器玩，以供軍國之用，接著又下一道詔書，規定百官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更規定自今天下不得采珠玉、織錦繡。兩道詔書，不僅銷奢侈之物、明節儉之志，更是對官員服飾按照品級做出嚴格規定，以儉治國可知矣。
　　
　　然而，兩年之后，有胡人說海南多珠翠奇寶，李隆基就命監察御史楊范臣與胡人偕往求之，自己立的規矩，自己又來打破，幸而楊范臣犯顏直諫，李隆基適才“遽自引咎”。欲望之于制度，如驚濤拍岸、水漫金山，但像楊范臣這樣的骨鯁之臣卻并不常有，于是李隆基在一步步突破自我規定中走向奢靡。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感嘆道：“始欲為治，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明皇之儉，不過數年而絕。
　　
　　封建帝王崇尚節儉，為何總是陷入儉始奢終的周期律？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力不受制約，道德自律在膨脹的欲望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倒可以模仿阿克頓勛爵的那句名言，權力導致奢侈，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奢侈。
　　
　　更何況節儉日久，還會產生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節儉悖論”。節儉的結果是財富積累、國庫充盈，這在客觀上又會刺激奢侈欲望。生于深宮之中的公子王孫，會感到疑問，節儉帶來的繁榮，如果不是為了享受，又是為了什么？這就與近日微博上一位官員的反問具有同樣的邏輯：不為貪污，當官干什么？所以，權力可以世襲，但是節儉卻難以傳后。
　　
　　走出反浪費的歷史周期律，就要回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對中的那句名言，“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就要按照習近平同志的要求，“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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