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國家出現了兩種相反的現象：一方面，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市場供應改善，城鄉人民收入均有增加；另一方面，繼1979年后，財政赤字再次超過百億元，物價穩不住，商品價格上漲6%。這讓不少人心里打鼓：計劃經濟確實有問題，但市場究竟靈不靈？
　　
　　薛暮橋和其他幾位商品經濟論者，也一度成為中央書記處內部點名批評的“敏感人物”。還是胡耀邦率先站出來對他的意見表示贊同，隨后又有許多領導同志表示支持。當然，面對爭議，經濟學家只能讓事實說話，用老百姓生活里的真實例子來證明商品經濟的好處。
　　
　　1980年年底，薛暮橋結束對香港的考察后回京，路過廣州時，應邀在中山堂作報告。他問地方領導，為什么不用香蕉，而用北京的蘋果招待客人？對方回答說，統購價太低，香蕉才0。17元一斤，農民不愿意種。但據薛暮橋了解，當時，深圳鄉下的香蕉0。5元一斤。他于是建議：“為何不讓農民按市價到城里來銷售？也讓他們多賺點錢。”這個意見很快被采納，廣東城區的香蕉供應問題從此得到解決。舉一反三，整個廣東的農副產品供應也繁榮起來。
　　
　　另一個與市場息息相關的故事發生在江蘇常州。以前，常州每幾條街設一個燒煤的“老虎灶”，老百姓要喝開水，只能到那里排長隊，一分錢打一壺。體改辦調查組經過調研后提出建議：嘗試允許老百姓自己壘灶。結果，排隊現象很快消失了。這個故事后來被寫成材料報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看來，所有制問題不能扣得太緊，應當允許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
　　
　　一個個小故事，為解決大問題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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