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本名李勇，畢業于蘭州大學中文系，民間歷史學者、作家、時評人，現供職于北京語文出版社，著有《閑看水滸》《皇帝文臣和太監》《?明七十年》《閑話紅樓》《進城走了十八年》《自由與寬恕——曼德拉傳》等。
　　
　　編者按：青春是葳蕤絢爛的夏花，青春是悠揚動人的歡歌。盡管時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個人都有過不一樣的流金歲月。近期，我們約請了一些知名學者、媒體人、專欄作家，撰文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和廣大讀者朋友們一道分享他們的青春之歌。我們從2013年第14期開始，連續刊發，敬請大家關注。
　　
　　2006年的一個秋日，在深圳南山區的一家茶樓里，我和李躍對坐寒暄，感慨時光飛逝。一轉眼，兩個青澀的文學少年已人到中年，離開故鄉漂泊他鄉，為生計奔忙。李躍在深圳一家報社擔任首席評論員，而我當時棲身在北京一家官辦報社。
　　
　　他還是那樣不善言辭，眼鏡片后面閃現的目光依然清澈。他說，他在《南方都市報》等媒體上看了好多年“十年砍柴”的專欄文章，直到去年他才知道這個人就是我，就是當年和他在高中一起憧憬文學夢的兄長。
　　
　　他問我是否還記得我在高考前給他看過的那篇中篇小說《漲潮季節》。我說我還記得，只是那一摞寫在每頁400格稿紙上的書稿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1985年我從鄉辦初中畢業，參加了中專招錄考試。那時候能考上中專，吃“皇糧”，幾乎是所有成績優秀的農家孩子首選的路。然而因為填報志愿出現的技術性問題，我和中專擦肩而過，為此母親非常惋惜。然而接踵而來的事更讓人傷心，我被區上（那時候縣與鄉之間，還有一個派出機構區公所，管理五六個鄉）的一所普通中學截留了，連去縣城念重點高中的希望都破滅了。
　　
　　在這所每年只有一兩個應屆生能考上大中專學校的普通高中念書，很容易破罐子破摔。度過了難熬的高一后，高二開學文理分科，我去了當時被視為智商不高、只靠死記硬背的學生才選擇的文科班。
　　
　　這一年，學校招收了一個在當地很有名氣的“文學神童”李躍。他家在離風景秀麗的白云巖不遠的一個小村。他初二時就在省一級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作品。這在我們那個小地方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此他一直很受老師、同學以及湖南一些“文壇伯樂”的關注。他身上也有一種典型文學少年的氣質，略帶憂郁，說話慢條斯理，常常低著頭，像是在沉思，他稱自己為“一個憂郁的南國少年”。和他相比，我則更像一個沒什么教養、身上多匪氣的鄉里伢子。
　　
　　盡管氣質、稟賦不同，但我們還是蠻投緣的。通過他，我知道了當地文壇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湖南的李元洛、魯之洛等人，也知道了當時中學生文壇的大致情況。和我們毗鄰的隆回縣，出了一個在全國有些名氣的少年詩人馬蕭蕭，1986年入選“全國首屆十大中學生校園詩人”。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年代，校園詩人在少男少女們心中的地位和今天的“超男”“超女”差不多。
　　
　　在這樣的環境中，堂堂高中生在一起不會背幾句詩，拽不出幾個當時很牛的人名，那是很沒面子的事情。我也不知不覺被拖下了水，涂抹了一些青澀的分行句子，自己便以為那就是詩歌了。我的第一首公開露面的詩歌是參加區里某次迎國慶的征文，中選后用毛筆謄寫，貼在鎮上街道旁的櫥窗內。我很是得意了一陣，沒事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從櫥窗下經過，看有沒有人在讀我的“帖子”。
　　
　　如此小打小鬧，散兵游勇般的創作還是不過癮，于是，有一日我和幾位同學在一起閑聊時，不知是誰提議搞個文學社。這一提議立馬被通過，說搞就搞，接下來大家分頭去做發動群眾的籌備工作了。班上的文學青年還真不少，社名定為“可可”�，F在已經不能確切記起為什么起這個名字了，大約是高一的李躍他們也在辦文學社，叫“小荷”什么的。小弟弟們要露尖尖角，我們高年級的人當然要當大哥，可可合起來就是“哥”。有了文學社，自然要辦內部刊物。一個個窮得叮當響的農家孩子哪有錢？因為一位女同學的外公和小姨都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大伙便讓她去揩學校的油，她要來了許多白紙，還有蠟紙和油印機。我們找到一間青年老師的宿舍，在那里通宵刻鋼板。插圖自然是孫同學負責了，刊名由我們當地有名的書法家陳老師題寫，歷史老師賀老特意為我們填了一首詞《賀新郎》，連平時我們認為無甚文采的地理老師老袁，也洋洋灑灑為我們寫了一篇介紹非洲植物“可可”的文章。油印刊物出來后，我們看到上面自己寫的詩歌、散文，真覺得文壇沒什么了不起的，因為現在我們就能登堂入室了。
　　
　　這本文學刊物總共辦了兩期就夭折了。首期出來后，我們攜一本散發著油墨香的“處女刊”，跑到區公所一位陳姓同學的房子里，他拿起刊物做仔細閱讀狀，可能是何同學吧，不知從哪里搞來一部相機，裝上黑白膠卷，給拍了一張。封面上“可可”二字清晰可見，這張照片至今還在我的影集里，算是年少時追逐文學夢的一點痕跡吧。
　　
　　高三的第一個學期，班上來了很多復讀生，他們一下子掌握了整個班的話語權，班主任把考上大學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我們這些應屆生就更放任自流了。眼看升學無望，我去供銷社買來兩本每頁400字的方格稿紙，著了魔似的寫起小說來。一個月的時間寫就一篇3萬多字的中篇小說，起名為《漲潮季節》，寫的是資江邊一個村子某年春汛時發生的故事。我寫完后首先給李躍看，他看完后很驚訝地說：“老兄啊，你可真是穩得住，沒幾天就要高考了，你還能寫這么長的東西！”然后夸贊了一番說，有點像沈從文的東西。說來汗顏，那時候沈氏作為埋藏幾十年的“文學活化石”剛剛被挖出來，我好像隱隱聽過他的名字，但他的文章一篇也沒看過，不像文友滿天下的李躍那樣見多識廣。我讀沈從文的《邊城》《湘行散記》還是上大學后的事情。
　　
　　那一年的高中生參加高考，還需要過一道“篩考”，即對全縣報考的學生預考一次，選拔不到一半的學生參加高考。我僥幸以比分數線多1分的成績取得了參加高考的資格，高考則大敗而歸。落榜后，我去縣城一所高中臥薪嘗膽復讀了一年，1989年以高分考入蘭州大學。而高中低我一屆的李躍在高三那年轉學到縣一中，后來被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破格錄取。
　　
　　我和李躍都曾經為文學夢付出代價，走過彎路，但我們不后悔。多年后在離故鄉很遙遠的一個城市里重逢時，兩人都能以文字安身，這對曾經的文學少年來說，真是值得慶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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