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什么用處？這個輕佻的責難常常令號稱智慧的歷史學家感到氣惱，因為回答這個責難并不容易。二戰期間，法國史家、年鑒學派的創始人布洛赫投身于反抗納粹的抵抗運動，在用槍拯救祖國的自由的間隙，寫了一本小書，題目就叫《為歷史學辯護》，不知道是不是他覺得要拯救自由首先需要拯救歷史學。不管怎么樣，布洛赫的辯護并沒有讓歷史學家們徹底擺脫這個困擾。
布洛赫難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根源于現代歷史學本身。因為現代歷史學被限定為只能是對過去發生的一切的純粹客觀記錄，對歷史學家的寫作意圖予以堅決抵制。有的歷史編撰者和研究者們，在“客觀”、“真實”的標準要求之下，排比羅列史料，再綴以幾句事后諸葛亮式的詮釋，就構造出自己的歷史學。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的日積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這種剪刀-糨糊歷史學被柯林武德戲稱為前培根式的歷史學。
這種歷史學注定只能生存于專業小行會之中，讀者自然有理由質問這樣的歷史用處何在？于是，人們開始自發地創造屬于他們的歷史。對市民而言，男人們從曾國藩、三國中找到了爭權奪利的策略和計謀，或者狠、忍之類的人生“哲學”，為自己打氣鼓勁；女人們和辛苦的白領們從孔子和莊子中尋求精神撫慰，用他們來稍稍舒緩一下殘酷的職場生涯積累的緊張情緒。雖然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宗教，只有在從祖先到后代的血脈長河中，從過去到未來無窮的時間里，我們才能找到自己，才能讓我們短暫的生命獲得永生。但我們的歷史書寫卻不再給我們提供這樣的滋養。
在古代，歷史學不僅沒有遭到這樣的詰難，歷史學家還常常被視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羅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國的傳統中，眾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它可以知興衰，可以“資治”。“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與古代相比，現代史書的撰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歷史被認定為是一個不斷進步和演變的自然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蘊藏著一些神秘的客觀規律。為了保證在探求這個規律時，史家是客觀和科學的，“人”逐漸被逐出了歷史。這當然是現代學科發展進步的結局。歷史記載的內容和精神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古代傳記體的史書常常記述人的德行和作為，如勇敢、榮譽、智能、節制等。而且，史家總是懷著對天道敬而遠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王夫之說得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們得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講“理”的。正是在他們的撰述中我們懂得了古老的習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潤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們也體會到了：“耕種土地的貧農，其血管中有著好幾個時代的血液，這樣，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樣，和我們也是兄弟。”
古代和現代歷史撰寫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歷史編撰者身份的變化，黑格爾對此有很精辟的說明：現代的歷史家多是頭腦單純的編年史家，他們絕不參加積極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歷史家卻是積極參加公共生活的。
更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對歷史的看法也與現代有著很大的分別。古人曾說：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這個說法或許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實情。正如識者所見：“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種文明比作一個政體，撰寫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為一國文明理出來一個秩序，換言之，就是為一國文明立法。那么，撰寫政治史的傳統可謂是這個政體的憲法。其實，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為民族立法乃至為萬民立法的意圖。”曾國藩也曾經說過，何為經世？習禮而已。在中世紀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尋、注釋古代希臘、羅馬典籍的作家曾經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敵人，因為“他們在對古代典籍不動聲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續著古代世界的生命，從而培植了能夠抵制乃至顛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堅韌的力量。”而在這些典籍當中最鮮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記載著他們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異教史書。
順便說一句，文藝復興對人的解放，往往被闡釋為確立了人的欲望的正當性，把人從神和上帝的籠罩下解放出來了，粉碎了中世紀教會的蒙昧統治。文藝復興的另外一面卻被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在那個時代，解放人，是為了恢復人在希臘、羅馬時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樣的功業，是對一個偉大的政治共同體的想望，是對基督教貶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們對人的解放不是為了讓人像動物一樣的縱欲，而是為了讓人恢復對自由的渴望和信心。
就此觀之，或許我們就多少可以理解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夠使亂臣賊子懼，為什么司馬遷敢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歷史是我們的宗教。而今天，史家再也沒有這樣的史識，我們的宗教將何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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