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經典中，一般稱尼姑為“優婆夷”，民間則俗稱“師姑”。而在明代正統的法律條文或典章制度文書中，則稱之為“尼僧”或“尼姑”。

　　如明代的法律條例規定：“凡寺觀庵院，除見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衛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為奴。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嘉靖六年（1527）奏準，“尼僧道姑，發還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盡數入官。這是官方記載稱出家皈依佛教女子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屬于一群脫離塵俗、皈依佛門的出家人，理應不再留戀紅塵，并與世俗隔絕，在庵院中與青燈、佛卷、木魚為伴，過一種清修的生活。從明代的史料記載來看，在整個尼姑群體中，確實不乏恪守佛門規矩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無疑對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沖擊，隨之而來的則是尼姑不再局?于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進入民間，與民間閨房女子或家庭婦女結緣，進而成為民間婦女與外界交通的媒介。

　　更有甚者，尼姑在與世俗民間交往的過程中，戀世情結日深，宗教情感日淡，進而出現了超脫佛門樊籬的“淫尼”。這不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動向，更是明代社會演進歷程中出現的新的歷史轉向。

　　一、尼姑出家：逃避還是宗教虔誠

　　在論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將明代官方對尼姑出家年齡所作的規定稍作梳理。關于女子出家為尼的年齡，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規定，并與男子出家為僧的年齡限制大有差別。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建文三年（1401），更是將女子出家的年齡上升到59歲。

　　與此相應，明朝廷對男子出家的年齡限制卻大有不同。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

　　換言之，男子出家必須是在20歲以下。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為僧。這種在年齡上的兩反規定，究其用意而言，顯然就是為了使尼姑、僧人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門庵院的宗教純潔性。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自明代正統以后，出家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規定。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廟中，私自剃度為尼的婦女日漸增多。

　　根據史料的記載，這些婦女“有因不睦六親，棄背父母夫男，公然削發為尼”�？梢�，其中女尼的來源，既有已婚的婦女，亦有未婚的少女。

　　究其出家的原因，顯然很多是因為家庭內的矛盾。每當遇到令節或每月的朔望，她們在寺院內傳經說法，“誘引男婦，動以千計，夜聚曉散”

　　在說到尼姑的來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對整個僧侶集團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討。清初人尤侗論僧尼出家的原因道：“今日僧尼，幾半天下。然度其初心，愿不及此。其高者惑于�；壑�說，下者謂饑寒驅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無知，父母強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無可如何者多矣。”

　　二、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于“初心”

　　從上面的闡述不難發現，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于“初心”，而是一種被迫或無奈之舉，顯然缺乏純真的宗教虔誠情感。如果轉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么明末清初人陸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稱一針見血。他說：“每見人家婦女，或喪夫，或無子，即有夫有子，而別有不得已，輒忿然出家，?去其發。

　　這就是說，在出家為尼的群體中，多為“喪夫”或“無子”的婦女。至于那些“有夫有子”的婦女出家，她們的出家當然有其“不得已”之處，只好“忿然出家”。

　　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態。當然，節婦、貞女出家為尼更是當時的世風。

　　正如陸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禮也……嘗有縉紳之家，許嫁而未婚者，偶值其變，父母翁姑好名，高談守節，強其女從之，非不傳譽一時，其如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每借焚修之計，以出家為上策。未幾而祝發矣，未幾而尼姑為伴伍矣，未幾而參善知識矣，名剎聽講，禪房臥宿，肆焉無忌。”

　　女子喪夫，朝廷的禮教要求其守節，這就是所謂的“節婦”。許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節，這就是所謂的“貞女”。盡管這種守節的行為可以為家庭乃至自己帶來一時的虛名，但時日一久，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最好的結局就是遁入空門。

　　三、婦女為了守節而出家為尼

　　婦女為了守節而出家為尼，在當時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廣泛的印證，試舉三例如下：

　　其一，蘇州府吳江縣有一座守貞庵，在震澤鎮觀音橋內。明隆慶年間，巡宰楊忠之妻節婦毛氏建。據吳名函《隆慶庚午守貞庵建觀音閣碑記》云：“忠，武林人。在任病亡。其妻毛氏哀毀過禮，結廬矢志，事死如生，依倚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

　　其二，蘇州府昆山縣靈峙庵，舊名水月庵，明萬歷末年念印禪師開山。念印禪師，是舉人傅沖之妹，歸有光之兒媳。傅氏年19而寡，于是剃發徑山，募置馬園蔬圃為蘭若，初構三楹，繼建禪堂、韋馱殿、凈業樓、二桂堂。崇禎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于放生池北。念印禪師有弟子三人，均為士大夫家族女子。一位是顧文康公六世孫女，字仁風；一位是張泰符女，字無歇，一位是錢約齋女，字妙光。

　　其三，蘇州府昆山縣勝蓮庵，在許墓塘北。順治初年，無歇恒禪師所建。無歇禪師，張泰符的長女，嫁給諸生戴襄，進士徐揚貢元配之母。崇禎九年戴襄死，張氏成為守節的寡婦。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張氏棄俗出家，傳律華山，嗣法靈隱，以禪律教誡尼眾，其道行為諸方所推重。無歇禪師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禪師的弟子。勝蓮庵原本為無歇禪師外祖的舊圃，其弟生員張旅庵、舉人張冰庵倡購，遂成一方法席。

　　四、尼姑中存在抱有宗教虔誠而出家者

　　當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確實存在著一些抱有宗教虔誠而出家者，明代名僧蓮池大師的妻子湯氏即為一例。蓮池大師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時間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

　　蓮池夙志方外，鑒于父母尚在，不敢離而出家。父母雙亡之后，就力酬所愿，當時其妻子湯氏才19歲。再加之前面的兒子殤亡，為此“憶子輿之規，疑未決”。

　　蓮池已而念風燈石火，時不我延，毅然?染出家。他的妻子湯氏則回到娘家，與自己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齋戒禪誦。不久，其母亡故，湯氏孑然寡居。

　　當時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最后選中三侄文彬。不久，湯氏亦脫簪珥為尼僧。出家之前，對嗣子文彬說：“茲無所事，后不后我，固無害。彼生而養，死而服、而殯、而祭，世法也。吾學佛，存資缽衲，歿歸（門中者）維耳，夫何求哉！”

　　為此，將所有田產房屋散給群侄，而將自己的住宅分給嗣子文彬。至于湯氏自己，則“從鄰僦舍，繩樞蓬門，夕燈晨香，闃如也”。湯氏出家為尼之后，法名?錦，與蓮池一同師從關中南五臺性天和尚。

　　上面的這段史料記載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湯氏出家，雖因其丈夫出家而成為事實上的寡婦，但從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覺悟，當然亦與蓮池大師的熏染不無關系。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條文中，對尼姑犯奸有懲治條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發落”。

　　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還是出現了與世間俗人私通的現象。如饒州有一女尼，與士人張生私通，最后還嫁給了張生。有人專門就此事贈一詩，云：“短發蓬松綠未勻，袈裟脫卻著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門。”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來就是貴族家庭姬妾出家之處，這些大家族出來的削發之尼，難免塵根不斷，甚至做出與人淫亂的丑事。

　　如北京英國公宅東有一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閑姬妾出家之處，門禁相當嚴慎，一般之人也不敢進入。但并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嚴厲的門禁，有些也并不禁止一般男子進入禮拜。這些男子進入尼寺之后，就不免為里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養在寺中，直至死亡。

　　這決不是虛言，完全可以拿發生在永樂與天順年間的兩件事情加以證實。

　　永樂年間，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時，在寺里發現了纏棕帽，帽上還有水晶纓珠。工匠就將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發現而告到衙門。

　　官員在審問此案時，問工匠珠子的來處，工匠就如實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為偷入尼寺，而為縱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色欲。為了隱瞞事實，尸體無法運到外面，就只好將其肢解，埋在墻下。

　　又天順年間，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參加會試的舉人，閑來出游，七天沒有回家，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實，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群尼所留。

　　每天早上，尼姑開門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攜帶酒肴回到寺中，與這位舉人飲酒取樂，所以根本無人知曉。一天，舉人起了懼怕之心，于是跳墻出來，已是“?然一軀矣”，身子瘦得令人難以相認。

　　明代尼姑的世俗化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尼姑不再拘囿于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戀塵世的繁華，不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婦女，而且與民間婦女多所交往。

　　如當時南京一些“尼之富者”，不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而且“淫穢之聲，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趙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作會，“富愚赴會施供”。明人歸有光也有下面的揭示：“尼媼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游。”

　　其二，尼姑在與世俗交往過程中，不再堅守佛門清規戒律，而是熏染了很多“淫污”習氣。

　　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視別省為尤盛，淫污之俗，視別省為尤劇。尼僧外假清修，內實淫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誘招女婦入庵禮佛，恣肆奸淫者，有群諸惡少，竊伏庵院，誘婦女禮佛，潛通奸宿者。”可見，這些尼姑不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誘婦女進入庵院，“潛通奸宿”。

　　明人李開先所著《新編林沖寶劍記》一劇，對尼姑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顯然可以與史料相互印證。劇中所塑造的尼姑，確實正如他自己所說：“臉是尼姑臉，心還女子心。空門誰得識，就里有知音。”

　　作為一個出家人，原本已是五根清凈，但這些尼姑卻對民間流傳甚廣的山歌，諸如《鎖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類相當熟悉，而且經常掛在口頭哼哼。

　　隨后，劇作為了對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寫了一首《清江引》，讓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兒里念佛，心兒里想：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著他墮業根，與我消災障。西方路兒上都是謊！”

　　尼姑不但與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慣于說些風月話，諸如借佛之言云：“法輪常轉圖生育，佛會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尼姑與世俗的交往相當密切，時常拜認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結識一些“好風月的游僧”。

　　針對女尼交通大家婦女的行為，自明初以來，朝廷乃至地方官員，無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這種佛教門風的衰敗。洪武年間，明太祖曾經派人暗訪在京將官家庭奸情之事。

　　當時女僧引誘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獲知確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將兩家的婦女與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處死。

　　萬歷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撫江南，正好蘇州發生了假尼行淫之事，于是就下令，“羅致諸尼，不笞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斤按照豬肉價格賣給鰥夫。

　　霍韜任南京禮部尚書之時，也對尼姑此風進行了清理，允許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則將尼姑配作軍人為妻。其中50歲以上的尼姑，則別有處分。至于婦女，則嚴禁她們進入寺廟拜佛。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說法，或者用佛家的話頭，晚明是一個“末法”世界。生活在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與大族婦女交通，當然是一種大眾化的習俗。

　　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說《西湖二集》中，對尼姑曾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不妨引述在下面，作為全文的結束語。按照他的說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難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當然，尼姑中盡有修行學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論。

　　隨后，周氏話鋒一轉，對尼姑敗壞婦女風氣的危害性直言相告。他認為，尼姑中畢竟不好的多于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誰肯說自己不好？她們往往是假至誠假老實，通過甜言蜜語，哄騙婦人。

　　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內房深處，毫無回避，不唯“竅”己之“竅”，“妙”己之“妙”，還要“竅”人之“竅”，“妙”人之“妙”。那些婦人女子心粗，誤信了她至誠老實，終日到尼庵燒香念佛，往往著了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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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的男貪女色，女愛男情，幽期密約，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漢癡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婦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

　　周清原的這種擔心并不孤立，而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為此，時人才將尼姑歸入“三姑六婆”中，成為文學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

　　這或許是因為那些文人士大夫為了挽回世風，而不得不將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確實部分道出了當時佛教界的實情。

　　這有史料可以證實。如弘治年間，延綏巡撫黃紱奉明孝宗之詔，毀掉庵寺，并將尼姑解送巡撫衙門，“給配鰥士”。此令下達之后，人人大悅，尼姑無不愿配，甚至出現了“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確實存在著留戀世俗的情結。

　　盡管在明代的尼姑群體中不乏具有戀世情節者，有些甚至僧尼相通，但從總體來說，佛門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規，過著安靜的清修生活。

　　如明末崇禎年間，兵科給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此疏被人誤讀，一時哄然訛傳，認為朝廷不日將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偶僧為懼”。

　　就尼姑“以偶僧為懼”的心態而言，尼姑的戀世情結顯然僅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群體之中，尚未構成尼姑的普遍現象。

　　換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為盡管已經較為風行，但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既然已經出家，就不再留戀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論與和尚結為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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