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中國東北建立的存在于二戰期間的傀儡政權。建國初期為共和體制，不久后日本侵略者扶持前清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為元首，初期稱號為“執政”，年號“大同”，后稱皇帝，年號“康德”。領土范圍包括東北全境（除偽關東州，即大連）、以及內蒙古東部與河北省承德市（原熱河�。�。首都“新京”，即長春。日本侵略者實行“日滿一體”的經濟政策，使此地區的經濟淪為日本經濟的附庸以及掠奪的對象，使東北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極端貧困與痛苦。偽滿洲國政權未得到世界普遍的承認，中國南京國民政府和國際聯盟不承認這一政權。偽滿洲國的性質和中國其他抗戰淪陷區完全一樣，偽滿洲國又稱東北淪陷區。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日軍大敗。1945年8月15日，溥儀被迫在通遼宣讀《退位詔書》，偽滿洲國從此滅亡。

列強默認了“滿洲國”，10年之后的二戰中，國際社會將為他們對日本的“寬容”付出了代價。但現在離世界大戰還很遙遠，這個時候承擔日本重壓的只有中國。

分割領土，攫取資源，這是日本對中國最大限度上的危害。在中國統一大業進行到中國東北的時候，日本霸占這片肥沃的土地，建立“滿洲國”。

對于一個國家最大的危害，莫過于占領其領土。所以，中國人是不能答應的。名義上的統一，遭遇日本的魔咒，東北，因為日軍的鐵蹄，成為中國的痛。日軍縱橫在這片豐饒的土地，如同掐住了中國命運的咽喉。

當中國正在接近統一的時候，已經是20世紀20年末、30年代初。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在全世界遭遇經濟危機。經濟蕭條不僅席卷歐美，連遠東的日本也被感染了。

經濟危機在日本首先表現為商品和股票價格的大幅下跌。物價暴跌導致外貿銳減，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并使農業受到沖擊。

經濟危機帶來階級矛盾的激化和財政困難，并最終導致政治危機。

對于當時的日本而言，轉嫁國內矛盾和舒緩政治危機的唯一手段就是牢牢霸占廣袤的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極力主張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以“轉變國運”。

1930年9月，在政治危機之下，日軍參謀部、陸軍省內的一批中佐以下的軍官，在部分高級軍官的支持下，組織了一個名為“櫻會”的法西斯式的團體。該組織的綱領宣稱，日本國勢日益削弱，原因在于政黨政治的*，因此主張推翻內閣，由軍人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制度，進而通過加緊擴張，伸張國勢。

在這樣的氣氛之下，陸軍中根深蒂固的滿蒙擴張計劃再度抬頭。

這個時候，曾經策劃皇姑屯事件的關東軍作戰部主任石原莞爾頗有遠見地提出，隨著美國勢力向遠東地區的擴張，將是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重要障礙。隨著飛機應用于戰爭和戰爭技術的發展，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洋文明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洋文明必將開戰。

另外，隨著蘇聯的崛起，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共產主義國家隨時可能向東入侵。

在石原看來，美蘇的潛在威脅必將導致下一場世界大戰。為應對這場世界大戰，石原認為，日本必須及早地走出狹小的島嶼，解決滿蒙問題，立足大陸是唯一出路。

令人佩服的是，石原的這些分析與后來的發展頗為一致。既然經濟危機在狹小的島嶼上難以解決，困在島上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就必須邁上大陸，既然邁上大陸必然與美蘇沖突，不如趁早割據中國的東北。石原的這番“遠見卓識”迅速在軍內傳播。

事實上，自從日俄戰爭以后，日本已經在東北的南部(南滿)進行了20多年的殖民統治。整個東北在30年代末已經成為日本的經濟命脈，日本所用的64%的煤炭產自這里，滿洲鐵路成為支撐日本經濟的大動脈。擴大在中國既有的勢力范圍，遂成為日本擺脫國內困局的必由之路。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制造了一起南滿鐵路爆炸--柳條湖段事件。爆炸后不久，日軍捏造稱，“奉天北方北大營西側，暴虐的中國軍隊破壞我南滿鐵路，襲擊我守備部隊”。

當夜，日軍進攻北大營。由于中國軍隊奉命“不抵抗”，次日早晨，日軍完全占領北大營，并分兵三路進兵沈陽。侵略軍在沈陽瘋狂搶掠和屠殺，僅官方財產就搶走17億元。東北軍的262架飛機和3000多門大炮也拱手讓給日本。在不抵抗命令之下，日軍在9月19日占領安東、營口、長春和鳳凰城等多個城市。

“九·一八事變”掀開日本侵略中國的新格局。

面對日本的猖狂進攻，中國軍隊為何不抵抗？此時已經完成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完成了角色轉變，集中30萬之眾的兵力正在投入另一場戰爭，“剿共”。

日本侵略中國，有兩個特點，一個是預謀已久，一個是瞅準中國內亂之機。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剛剛完成名義上統一的*“后院起火”--蔣介石在北伐過程中極力絞殺的共產黨，不僅沒有被肅清，反而在與國民黨決裂之后開辟了革命根據地。一場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三*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已經到了需要用大規模戰爭來解決的地步。

總結而言，1931年的中國發生的三件大事，對后來的中國產生重要影響：

一是世界經濟蕭條波及中國，農產品和出口產品價格大幅下跌，農民、地主、資本家和政府利益統統受損，整個經濟形勢直到1936年剛剛有所好轉的時候，又為日本的全面侵略所中斷；

二是“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滿洲建立傀儡政權，為后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做準備；

三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年年初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府。中國出現“國中之國”，盡管共產黨力量弱小，但是通過采用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最終勝利奪取全國政權。

1931年的這三大問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需要同時面對。而此時的共產黨和日本侵略者分別只有一個主要目標，前者是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后者是擴張在中國的地盤。

已經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出人頭地”的蔣介石正在面對他一生的致命難題，這也就是歷來的統治者常常面對的問題，當“內憂外患”同時降臨的時候，主政必須作出抉擇。

“攘外必先安內”，史有先例。面對不妙棋局的蔣介石并沒有更好的招數，一門心思將肅清共產主義運動作為首要目標。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張學良旗下東北軍的“不抵抗”。

評價蔣介石的這一抉擇是對是錯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以肯定的是，“九·一八事變”及蔣介石對日本的一貫退讓，促使中國的局面走向了三大勢力鼎立的局面。此后20年中國的走向，由此埋下了伏筆。

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向紛紛赴南京請愿的學生宣稱：此刻全國應該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抗強權，以和平對抗野蠻，忍讓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所謂等待國際公理之判決，是國民政府將希望寄托于國際聯盟的調停。但是國際聯盟并沒有采納中國代表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提議。

9月30日，國際聯盟就“九·一八事變”發表一項決議：鑒于日本政府已經聲明對中國東三省并無圖謀領土之意，而且日軍已經開始撤退，呼吁中日雙方防止事變范圍擴大。

南京政府的逆來順受和國際聯盟的縱容，助長了日本繼續擴張的野心。“統一滿蒙”，使之與中國相脫離，全面占領東北，已經成為日本關東軍的目標。

10月，關東軍采取的轟炸錦州等一系列軍事行動，使中國東北國土大面積淪喪。此時的蔣介石的主力一心用于“剿共”，對于東北的淪陷仍然希望借助外交和他國干涉來解決。

關東軍的舉動確實引起了其他列強的震驚。隨著日軍侵略的推進，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際輿論，尤其是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就在這一階段，日本政局再次變動，原內閣下臺，政友會總裁犬養毅出任首相。而犬養毅內閣對于侵華采取強硬態度，更加劇了對中國的占領。

1931年，對于中國的亂攤子，蔣介石已經無力應付了。日本的侵略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但還是外因。中國局面之復雜，除了這一外因以及國民黨內部矛盾之一內因之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民間經濟的崩潰之下風起云涌的農*動。

或許在蔣介石看來，農*動之所以可怕，在于共產黨人的革命思想與這一動蕩因素的結合。所以，“日本人皮膚之疾，共產黨人是心腹之患”成為這一時期蔣介石的戰略思想。

除此之外，蔣介石打內戰還有他在*上的必要性。當時的中國經濟不景氣、日本侵略嚴重、國民黨內都不止，身為軍事統帥的蔣介石只有通過內戰才能擴大自己的勢力。事實上，在1929年到1931年的內戰，讓各地軍閥認識到了蔣介石的“厲害”，閻錫山、馮玉祥相繼被“平定”。

到1931年的12月，日本進入中國東北的兵力已經達到4萬人。中國國土的淪喪以及政局的不穩，更加劇了國民黨內部的斗爭，并引發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當戰爭成為國民政府鞏固政權的重要途徑甚至是必由之路后，日本的侵略喚醒了中國民族主義熱情。這一在辛亥革命后沉睡過去的民族情緒，是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都無法忽略的。也就是說，當蔣介石有意通過內戰鞏固權力、加緊國內(市場)統一的時候，盡管一再稱日本的侵略只是皮毛之患，但民族矛盾的尖銳已經不容回避。

近代以來，常常是民族矛盾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這一次也不例外。

歷史進入1932年，這年的年初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變”。日方在上海頻繁制造事端之后，于1月28日夜突然襲擊上海閘北。駐扎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反抗，日軍動用飛機對閘北地區狂轟濫炸，并大肆屠殺平民。

在這之前的1月25日，行政院院長孫科由于難以應付局面而辭職，蔣介石重返南京。

在中國人民抗日熱情的支持之下，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初戰告捷，并引發了日軍的震驚。在作出“戰局不容樂觀”的判斷之后，日本大舉增兵上海，海陸空全部出動，動用60架飛機、50輛坦克和總共3萬人以上的兵力，發動了淞滬戰爭。

戰爭的擴大已經扭轉了國內的主要矛盾，但是國民政府仍然消極抵抗。國民政府留守在南京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以“抗日剿共難以兼顧”為由拒絕增兵，引發國內輿論沸騰。蔣介石雖然迫于壓力派張治中率新編第五軍前往迎戰，但仍然寄希望于與日本和解，希望中日戰爭盡快進入“外交途徑”。

淞滬戰爭的硝煙果然吸引了美英列強的注意，并盡量斡旋雙方�；稹Ｊ聦嵣�，此次戰爭由于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日軍也傷亡慘重，并使日本陸軍的一個半師團深陷上海灘。

5月5日，在國聯和英美的斡旋之下，中日簽署《上海停戰協議》。該協議規定，日軍可以留駐上海市區。

而就在淞滬會戰的硝煙之下以及英美列強目光被吸引到上海之際，日本在中國的東北悄悄地干了一件大事--于1932年3月成立了“滿洲國”。

割走中國東北早已是日本的既定策略。但在如何統治這片中國土地上卻有意見上的分歧。

第一個意見就是直接吞并滿蒙。在“九·一八事變”第二天，關東軍方面就主張直接將東三省并入日本的領土。而來自東京的意見則是“消滅東北現有政權”，樹立以宣統皇帝為首的受日本控制的政權。在一番爭論之后，日本考慮到國際形勢，確定采取后一種意見。

末代皇帝溥儀自從1924年被驅除出紫禁城后，一直在天津日本租借，成為日本儲存的一顆棋子。這個時候，這個被閑置了數年的棋子終于有了合適的用處。

日本人向溥儀表示，日本對中國東北并沒有領土要求，而是希望幫助溥儀恢復大清朝。在日本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之下，渴望復辟帝制的溥儀投入了日本人的懷抱。

1932年3月1日，“滿洲帝國”宣告成立，溥儀在長春重新登上帝位。日本通過與“滿洲國”簽署一系列的協議，全面攫取了中國東北地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利。

至此，中國領土上同時出現了三個政權，國民政府、蘇維埃政府和“滿洲國”。此后近20年，以“滿洲國”為根據地的日本與國民黨、共產黨三大勢力，在中國的土地上上演“三國爭霸”。

而就在“滿洲國”宣布建立半年之后，國民政府抱有厚望的國聯關于“九·一八事變”的調查報告才剛剛出臺。該報告宣布中國對東北地區擁有主權，而日本的一意孤行決定拋開國際社會而“走自己的路”，以表達對國際權威的蔑視。

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初的日本已經成為在華的最大外國勢力，英美對其縱容的背后，是不敢對日本發起挑戰。列強不僅默認了“滿洲國”，甚至還對那里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投資的興趣。直到大約10年之后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社會為他們對日本的“寬容”付出了代價。

但現在離世界大戰還很遙遠，這個時候承受日本重壓的只有中國。

日本以“滿洲國”為根據地，在1937年之前，將勢力滲透到了華北地區。在1935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已經搞定了“滿洲國”的日本開始致力于“華北自治”。這里的華北包括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

直到這個時候，國民政府中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派仍然希望與日本“共榮”。他們認為，蘇聯和共產主義才是中國的真正威脅，要根除這些威脅必須首先與日本維持和平。基于這種主導思想，這一階段國民政府通過與日本簽署《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條約，默認了日本華北的蠶食。

盡管國民政府此舉處于“理性”，將肅清共產主義為第一要務，但事實上由于將自己陷于漠視民族大義的不利地位，必然地激發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

最終的事實表明，在日本虎視眈眈和對中國領土和主權不停的蠶食之下，國民政府所謂解除共產主義這一“心腹之患”的策略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國民政府對于日本的退讓不僅換不來和平，反而使反對力量找到了打倒自己的充分理由和足夠多的民意。

事實上，在這一期間，中國共產黨由于及時抓住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積極提出抗日的口號，反而獲得了更多的支持，擴大了影響。

當東北抗日義勇軍唱起“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發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的呼聲時，國民政府“一心消除內患”卻消極對抗日本的策略的效果已經注定了它的失敗。

從這個意義上說，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1937年全面侵華以前，日本在中國的力量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格局。中國的統一之路就此中斷，民族矛盾的激化暫時掩蓋了政黨矛盾。國民政府不得不下決心將槍口對準日本，此前企圖忍辱換來對日和平的一切努力宣告全部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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