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余秋雨與鳳凰衛視的《千禧之旅》踏訪世界文明古國的痕跡，結果發現了什么？古埃及神秘的文明，如今只剩炎炎烈日下的斷壁殘垣與夜晚的風沙；古巴比倫輝煌的建筑與文物，早已在多次戰亂中毀壞散落……許多我們熟知的歷史古國已不復存在。唯有中國文化傳承至今，甚至經過百年戰火的洗禮與外來文化的入侵后，不但沒有被同化或消失，反而在新的時代中煥發異彩，像磁石一樣吸引、同化著其他文化。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化的核心都在于“人”，文明的延續在于人的精神的傳承。中華文化的精髓，起源于春秋戰國的“儒”與“道”。這兩大思想千年來統領著中國人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我們祖祖輩輩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催眠”。那么，這樣強大的“場”是怎樣影響和催眠我們的呢？
作為中國最早的經典學派，道家以老子的學說為代表。那么，什么是“道”呢？根據《爾雅》中的解釋：“一達之謂道”，“道”就是“達”。從字的結構上來看，“道”可拆為“首”與“走”，就是頭在考慮走的地方，即自我發展的方向。綜合兩者，我認為，所謂道，就是指人在進行一切行為活動時的精神層面。這是什么樣的層面呢？就是人心歸自然，讓自己的精神與天地統一起來，達到一種“你好、我好、世界好”的“清靜”狀態。
儒家學說以孔子為代表，在儒家的經典理論中，有這樣四種人生境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即完善自我�？鬃咏o出了完善自我的兩個關鍵標準——“仁”、“禮”，并將其作為后三者的基礎。也就是說，無論“齊家”、“治國”抑或“平天下”，關鍵都在于使人講求“仁”與“禮”。這四種境界實際上都是在講個人價值實現的程度，為人們提供了在社會中發展的一種模式。也正因為如此，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王朝——大清，前后兩千余年的時間里，儒家學說在中國社會一直占據主導地位。
表面看來，“儒”與“道”兩種學說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幾千年來道家與儒家一直并肩統領著國學思想，關鍵一點就在于兩種學說都追求“你好、我好、世界好”的和諧狀態，只是關注的范圍不同。如此一來，這兩種思想就能從多個方面給人以精神上的指導，從精神的各個角度催眠人們，維系中華文明的靈魂。
儒家倡導人“出仕”，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在體現個人價值的同時獲得地位與榮華富貴。儒學還構建了人與人的和諧場面，讓統治者覺得這是一種極好的治國教民的依據，因此全套搬用作為國學。于是，對于讀書人來說，做官是再清晰不過的美好畫面了，很多人甚至親眼見證了身邊的鄰人和朋友擁有權力、財富、成就的場面。這種直接的刺激，最容易驅動人們去模仿儒學中所倡導的行為模式，經過多人（甚至幾代人）重復之后，儒學就成為整個社會中的無意識動力點，很多人想都不想就直奔升官發財的道路，這就形成了儒學的催眠效應。
儒家的思想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然而權力、財富、自我價值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于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雖然儒家本身倡導和諧禮讓的道德趨向，但是人們對自身的關注還是達到了某種“狂熱”的程度，導致欲念叢生�！痘茨献印吩榔姓f：“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這里描述的就是因此而產生的痛苦的精神狀態。為擺脫這種痛苦，人們又發現了道家思想的“超然物外、清凈無為”。
“無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放棄那些過分的欲念，將關注點擴大到自然界，順應世界的變化，回歸“真我”（自然屬性）。當那些遭受痛苦、失意的人遇到道家理論，往往發現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下子打開了他們的精神層面，拓寬了他們的視野。在自然界廣闊的天地里，順應發展而自然行事，更能帶來精神上的輕松與快樂——這正是他們想要而沒有得到的。于是，人們痛苦的精神在道家那里得到了自由。這樣一種自我認同的狀態，也同樣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在大眾中形成了另外一個無意識場。這兩種文化相輔相成，聯系人、社會與自然，強大的無意識場造成了強烈的催眠效應。
在西方心理學界，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提出了著名的人類五大需求層次理論——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歸宿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自我價值實現的需求。我們發現這與中國儒家的四大境界頗有相似之處，不過馬斯洛認為這五個層次是由下到上逐步被滿足的，與國學中的“儒”、“道”相比，后者更加靈活、廣博。正是這種靈活與廣博，讓不同時代、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人都能有精神上的寄托，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寄托，社會才能往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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