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在浙江省淳安縣當縣長。他本著儒家教條主義的精神，一絲不茍地照章辦事，把招待上級領導和同僚過客的費用，壓縮到合乎文件規定的水平上。
　　
　　海瑞上任前，淳安每年向老百姓征收12950兩銀子，這筆錢主要用作本縣的招待費，還要分攤上級政府的招待費。海瑞上任后，經過大力整頓，削減了不符合政策規定的開支，拒付上級政府攤派的費用，淳安每年向百姓征收的銀子下降到925兩，相當于原征收額的7%。
　　
　　僅此一項，海瑞每年為當地群眾減輕不合理負擔12025兩銀子。以糧價折算，約等于325萬元人民幣。
　　
　　海瑞認為，這還不夠理想，在理想狀態下，只收92。5兩就夠了。那么，超過這個數字的部分，即12950-92。5=12857。5兩銀子/年，均屬不合理負擔。
　　
　　由此可見，海瑞這位大清官的價值，至少是325萬元人民幣/年。“至少”的意思是：第一，海瑞可能繼續前進，把剩下的925兩再減至92。5兩，每年再為淳安人民減輕832。5兩銀子的不合理負擔。于是，他本人對于淳安人民的價值，也將從325萬元人民幣提高到347。5萬元。第二，這里沒有計入的其他價值，譬如榜樣力量的價值，譬如節省陪客時間和催征時間，集中精力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等等。
　　
　　如果更準確地表達上述意思，應該說：在明朝嘉靖年間，在淳安這塊地方，海瑞這種級別的清官，對當地百姓的直接經濟價值為：+325萬元人民幣/年。
　　
　　加“+”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對官僚集團來說，海瑞的價值恰好是上述數值的負數。百姓的節余正是他們的虧損。
　　
　　舉例來說，按照當時流行的常規，重要官員路過淳安，接待費大概要用二三十兩銀子，以糧價折算，在六七千元人民幣上下。而按照海瑞死摳的政策，即使省級領導駕到，招待費也不過七八錢銀子，折合200元人民幣左右。海瑞替百姓省下的6000多元，正是那位過路官員損失的數目。
　　
　　海瑞出任淳安知縣之前，淳安縣每丁的平均負擔是3。5兩銀子/年，海瑞將此負擔，減到了0。25兩銀子/年。鄰縣建德縣的往來官員更多，因此百姓負擔更重，每丁的負擔是9兩銀子/年。同比計算，如果海瑞到建德縣當官，他對當地百姓的價值，比在淳安要高很多，因為那里更嚴重地偏離了正式規定，更多地增加了百姓的額外負擔。
　　
　　如何從上述數字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公式呢？
　　
　　清官的直接經濟價值，取決于偏離正式規定所搜刮的財富的價值。例如淳安過去實收的12950兩，減去理想狀態下的92。5兩，等于12857。5兩銀子/年。當然還要打個折扣。清官的強度是有差別的，海瑞如此強悍，也未能把多收的每年12857。5兩銀子（347。5萬元人民幣）全部減掉，他減去了12025兩（325萬元人民幣），糾偏強度達到93。5%。
　　
　　總之，違規搜刮越重，清官的價值越大；糾偏強度越高，清官價值越高。清官的價值=偏離正式規定搜刮的價值×清官的糾偏強度。這就是清官價值的計算公式。
　　
　　這個公式，可以計算清官的年度價值，也可以計算其在整個任期內的價值，還可以計算清官一生的價值。如果這位清官創造出一種糾偏的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糾偏，甚至永久預防偏離，那么，只要這個制度還管用，這位清官的價值，就會年復一年地累計下去。不過，貢獻如此巨大的人，為后世立法，為萬世開太平，與其稱之為清官，不如稱之為英雄或圣人。
　　
　　算出了清官的價值，就可以預測平民百姓熱愛清官的程度，也可以預測貪官污吏厭惡清官的程度。
　　
　　仍以海瑞為例。當他在省部級領導的崗位上重犯教條主義老毛病的時候，不過一年，就讓“百司惴恐，多患苦之”，引發了官僚集團的大規模攻擊和嘲笑，使他感覺到“窩蜂難犯”。
　　
　　次年，海瑞死在任上，百姓的反應是“小民罷市”。靈柩經水道還鄉，人們穿著白色衣冠夾岸送行，酹酒痛哭，“百里不絕”。
　　
　　抄錄《明史·海瑞列傳》這幾句話的時候，我也受到先民感染，為古人一哭，為小民深知清官的價值卻無從購買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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