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1942年說起。家住江西省上饒縣的鄭宜棟老人那年17歲，他的父親在村里開了一個榨油的作坊。這種個人作坊過去在農村比較常見，村里的鄉親們有了農產品的收獲，會就近送到榨油的作坊，把桐油籽、茶樹籽、菜籽等榨成油，作坊收取一定的加工費，各種榨成后的油，由委托者自己拿走處理，或賣或自用都可以。有的小作坊也會兼任收購的業務，但是，鄭宜棟父親當年的榨油小作坊，似乎主要是委托加工。這種小手工業是中國農村商品經濟長期存在的方式，也是社會分工的方式。
　　
　　鄭宜棟老先生17歲那年，他父親的榨油作坊應該說生意還不錯。父親留下了一個賬本。賬本上是各家各戶送來油籽，交了加工費后，應該還給人家的“成品油”數量，共有106個客戶。1942年正是抗戰時期，那一年，鄭宜棟的父親和哥哥都死于意外。鄭家沒有了成年男性，兵荒馬亂的年代，一些人乘機搶劫了鄭家的作坊，本該還給別人的“成品油”，以及一些還沒來得及榨的油籽，被一搶而光。而父親留下的那個賬本，一直保存在鄭宜棟先生的手里。
　　
　　我們首先要討論一個問題：鄭宜棟先生在1942年的戰爭狀況下，如果不替父親還債有沒有問題？應該說，問題不大。我們現在的合同上大都有一個詞，叫做“不可抗拒的外力”，如果因不可抗拒的外力而造成不能履行合同的情況，大都可以諒解。而1942年的戰爭環境，的確可以算作“不可抗拒的外力”。而且，鄭宜棟先生如果不想替父親還債，只要遠走他鄉就萬事大吉，債主們根本找不到他。再說，事情發生的時候，鄭先生只有17歲，父親的債務是否應該由他繼承，也是兩可之間的事情。按照今天的法律，如果父親的債務一定要償還，也只能變賣父親留下的財產，如果不夠，也沒有辦法。鄭宜棟先生并沒有為父親償還所有債務的責任。再說，當年中國的農村里，熟人之間的生意，往往不簽合同，雙方只是一個信任。106個債主，并非手里都有合同。因此，鄭宜棟先生如果不替父親還債，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理由。
　　
　　但是，鄭宜棟先生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抱著替父親還債的念頭，雖然每一筆債務的數額都不算很大，但是，鄭先生那時候的收入并不高，要找到所有債主也不容易。根據報道的內容，鄭先生的父親一共留下800多斤桐油的債務，還有茶油、菜油各400多斤。新中國成立后，鄭先生依然沒有忘記這些沒有償還完畢的債務。但是，新中國的法律已經與1942年的不同了，按理說，鄭先生更不用替父親還債了。然而，鄭先生不這么想。當然，新中國成立后，私營經濟長期屬于“投機倒把”的范疇，鄭先生也不敢輕易冒犯這個規定，替父還債的事情拖了很多年。鄭宜棟先生一直沒有離開自己的家鄉，后來擔任了村農協主席，人民公社書記等職務，人們都記得，他是一個清廉公正的基層干部。
　　
　　改革開放以后，個體經濟開始活躍，私營經濟也獲得了合法的地位，鄭宜棟先生又產生了繼續替父親還債的念頭。但是，鄭宜棟先生自家的老房子，在一場大風中嚴重受損，鄭先生不得不借錢蓋了一棟新房，蓋新房的債務直到1989年才全部還清。鄭先生的妻子說，他的一條內褲縫縫補補穿了20年。了解一點兒法律的人都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有追溯期，像鄭先生父親這樣的經濟債務，追溯期不超過20年。因此，即便鄭先生的父親當年確實被判定要還債，到了1989年，也早已經失效了。就算從1949年算起，鄭先生也無須因為不替父親還債而承擔任何責任。但是，鄭宜棟先生保持了父親留下的一個基本品質：誠信。
　　
　　鄭先生退休以后，收入并不高，1993年，他攢下一筆錢。買了上百斤菜油，按照父親賬本的記載，又還了一部分父親留下的債務。他的這個舉動，當初遭到全家的反對，妻子3個月沒有同他說話。鄭先生的孩子說，債主們這么多年從來也沒來要過債，當事人可能大都已經不在了，債主幾乎也不可能把合同保留到今天。不還債什么事都沒有。一旦主動還債，刺激了別人，如果債主或者后代要求支付幾十年的利息，那不是自找麻煩嗎？總之，鄭先生的孩子們把各種最壞的結果都想過了，因而竭力反對鄭先生繼續還債。
　　
　　然而，鄭宜棟先生不顧這些可能的“壞”結果，堅持省錢還債。要找到當年債主如今居住在哪里，也是一件破費周折的事情。鄭先生每次還債，先要找到對方的住址，然后租車，將自己購買的“成品油”給對方送去。每完成一次替父還債，大約需要半個月。租車的人聽說了鄭先生的目的，主動將租車價格降到成本價。鄭先生父親當年的債主有的的確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的后代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因此不愿收下素不相識的鄭先生送來的“債務”，然而，鄭宜棟老先生絕對不愿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到1996年，鄭宜棟先生將父親欠下的所有“債務”全部還清，他的子女們想象中的最壞的結果，一個都沒有出現。人們聽說了鄭先生的舉動，除了稱贊，還能說什么？一個延續幾十年的誠信，對當今的人們產生了巨大的心靈震動。
　　
　　但是，鄭宜棟先生的還債并沒有完。106個債主的債務全部還完以后，鄭宜棟先生偶爾聽說了一個事情。1949年以前，中國農村使用的秤是16兩制，有一個成語叫“半斤八兩”，說的就是16兩制。1949年以后使用的秤是10兩制。這兩種標準使得1斤的重量并不一樣。鄭先生打聽到，老秤與新秤的差別是，老秤比新秤的一斤重量多10-15％。這讓鄭先生再次感到不安，他覺得自己的“缺斤短兩”虧欠了債主，良心上受到譴責。于是，鄭先生決定，按照父親賬本上的記載，給每位債主增加15％的“成品油”。直到今年5月，84歲的鄭先生才全部還清了多出來的15％的“債務”。
　　
　　我們知道，鄭宜棟先生如果不替父親還債，在法律上完全沒有問題，在道德上，也不會面臨他人的指責。但是，鄭先生為了自己的良心，為了一個誠信的原則，堅持為父親還債。這個故事的意義并不在于鄭先生還債的數量有多少，而在于他真正做到了道德為先，他把道德當做是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而非別人的評價。這種精神的榜樣作用。是多少法律制度都無法實現的。鄭先生的故事讓我想起另一個故事。晉商曾經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經濟力量，票號是晉商的一個主要經營方式。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晉商票號的老板為了擴大股本，找了一些人入伙，其中一個股東以幾千銀元入伙后，突然死亡。這位晉商老板始終找不到這個股東的家人，但是，他堅持在每年的賬本上，給這位死去的股東記賬。幾十年后，本息相加，已經是一個非常大數目。這位晉商票號的老板，也終于找到了那位死去股東的后人，將這筆連本帶息的錢分毫不差地送還了他。收到錢的后代，根本不知道父親還曾經有過這樣一筆“投資”。
　　
　　誠信曾經是中國人的優秀品德，如今，這一優秀品德在我們錯誤對待傳統文化的大氛圍中，遭到很大的破壞。我曾經對我一個做生意的朋友說，當今中國如果有一家企業，能夠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做到真正的誠信，真正百分百地讓群眾放心，這家企業在中國將所向無敵。這種所向無敵，其實就是人心所向。而現在，能夠真正做到誠信的企業太少了。我的另一個朋友對繁瑣的法律很頭疼，又一次對我抱怨說，與外國人簽合同太痛苦，一本合同像一本書，內容極為復雜。他說，這么復雜的合同條款，不就是為不守合同后打官司用的嗎？為什么大家不能誠信一點兒，不能相互信任一點兒，盡量避免不遵守合同，避免打官司？如果誠信為上，所有與涉外合同有關的法律投入，腦細胞的高度消耗，不都是浪費嗎？
　　
　　人們常常說，“先小人后君子”比“先君子后小人”好。但是，為何我們不能做到至始至終都是君子呢？我們可以不要求別人永遠是君子，但是，用君子的標準始終要求自己還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在當今中國，像鄭宜棟先生這樣道德實踐者是非常有價值的。他說明中國傳統道德的很多優秀成分，并沒有在廣大中國人身上消失。而且，鄭宜棟先生身體力行的這一美德，也感染了當地的很多普通人。相反，只有一些接受西方思想觀念的現代人，會像范跑跑一樣，把所有的道德行為都打上“偽君子”的標簽，或者懷疑道德實踐者的真實目的。比方說，在鄭先生的故事中。也有人說鄭宜棟先生的行為是為了出名。對此，鄭宜棟先生說，我都84歲了，出名還有什么意義？這個細節一方面說明，當今世上確實有很多人，習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在經歷了某個歷史階段后，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已經不相信世上還有崇高的事物存在。鄭宜棟先生用自己67年的行為，給了這些人一個堅決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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