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間，八路軍中發生了一件特大事件，一一五師參謀長周昆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返回途中，不辭而別。這樣高級別的干部離隊，在中共和八路軍中， 尚屬首次。當時師司令部工作人員把此消息報告師長林彪，本來就沉默寡言的林師長，更是面無表情，一言不發。但這件事對他來說畢竟是個很大的打擊，他常常一 個人獨自去散步，思考這個周昆為什么會出逃呢？

　　周昆又為何要出走呢？

　　周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參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參加秋收起義后首批上井崗山的老干部，曾任紅四軍第三十一團 連長、第二縱隊第五支隊副支隊長、支隊長。參加了井岡山和贛南、閩西的游擊戰爭。1930年后任紅十二軍第一縱隊縱隊長、第三十四師師長，紅四軍第十一師 師長、軍長，紅一軍團第十師、第三師師長，閩贛軍區第二十一師師長，紅軍大學代理校長，紅八軍團軍團長兼第二十一師師長，第二十三師師長，紅一方面軍參謀 長。并參加了長征。到達陜北后，任紅軍學校校長，紅軍大學校務部部長，中央教導師（慶陽步兵學校）師長，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長。1937年參加過秋收起義的 部分干部在延安與毛澤東合影，其中有賴傳珠、張宗遜、孫開楚、賴毅、譚冠叁、楊立叁、陳伯鈞、龍開富、周昆、譚希林、羅榮桓、譚政、劉型、楊梅生、胡友才 等人。照片上毛澤東題字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至今尚存之人約數十人，此為一部分"。紅軍改編八路軍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一 五師參謀長。并且是中央軍委23個委員之一。

　　在一一五師初過黃河的幾仗中，周參謀長曾任也是戰功卓著。太原淪陷后，一一五師奉中央的命令開赴呂梁山建立晉西根據地�？删驮谶@時，誰知這位師參謀長周昆 竟然會攜款而逃呢？可是對于他的出走之因，史書上很難找到答案，那么他是怎么出走的？離開部隊又到了那里？是什么原因使他選擇人生路上這一步錯棋呢？

　　對于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種說法

　　其一，1938年2月間，115師周昆參謀長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領取了6萬元軍費，這是國民黨政府發給115師的最后（最后二字不妥，國民黨政府撥給八 路軍的軍費應該領至1940年底）一筆經費。會后，周昆將一個挎包交給警衛員，說："這是重要文件，你馬上回去交給師作戰科王科長。"警衛員回來把包交給 一一五師作戰科科長王秉璋，他打開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萬元紙幣。內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說"共領取了6萬塊錢，我帶走了3萬塊，另3萬塊交警衛 員帶回，望查收。"周昆攜3萬元錢潛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離開過。解放后組織上對他進行過調查，結果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 任何其他反革命行為。從這一點出發判斷，他當年潛逃的動機是非政治性的。（來處于王秉璋的回憶錄）

　　其二，此說傳來比較簡單，周昆在參加國民政府在武漢召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時，孔祥熙開給他一張3萬元支票，他是帶著這3萬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師周昆參謀長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領取了10萬元軍費，周昆自己取了3萬元，將剩余的7萬元讓警衛員帶回師部，這一說與上基本相同，只是數字的差異。

　　這三種說法究竟那一種更合理呢？筆者分析應該是其一。其理由是，第一，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費是每月50萬元，這是周恩來與顧祝同在西安談判是定的，但由于 延安的中央機關與陜甘寧邊區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軍總部要將這50萬元軍費，分一部分來供養延安，所以一一五師不可能分的太多，因為一一五師出師的人數最 多，而且是作戰的主力，但此時新設立了晉察冀軍區，且344旅此時與一二九師在一起，由八路軍總部直接指揮。一個月給一一五師6萬元的軍費應該是合理的。 第二，當時師部沒有參謀處長，王秉璋任師作戰科長，周昆讓警衛員將此款轉給王也是合理的。第三，為何否定孔祥熙給的支票一說？此前周確定在武漢參加過全國 參謀長聯席會議，但孔祥熙不可能給他3萬元的支票，因為中央即使額外獎賞給一一五師3萬元（假設），也會通過八路軍總部轉達，而肯定不會直接給了一一五師 的，這是一個制度。

　　那么周昆離開部隊到那里去了？亦有四種說法

　　其一，周昆攜3萬元錢潛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找了一個村子住下來做買賣，此后再未離開過。解放后組織上對他進行過調查，結果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為。

　　其二，傳說周昆離開八路軍之后去了瑞士，并成為杰出的慈善家。中國改革開放后，大慈善家周昆將軍出于對國家的忠誠，曾經化名回到大陸，當時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沒人認得他，他也不認得別人。周昆又積極的為人民做出了貢獻。

　　其三，周和一個資本家小姐挾款逃到了境外，結果在花光了公款后，被小姐拋棄，后回國，被人打死。

　　其四，文革中他曾受罪，被紅衛兵天天揪斗，死在紅衛兵的手里了。其實這四種說法都是沒有任何依據的。第一，他如果回到平江老家，象他這樣有名望的人，當地 不會沒有人認識他，那么國民黨的中統、軍統也會找到他，并利用此大肆宣傳，再說他能活到解放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許多 的政治運動，一定會被當地人挖出來批斗的，不會成為一個謎。

　　第二，作為一個軍人，拿了軍響去做慈善家，也不很合理，再說如果有人知道他在中國改革開放后， 曾經化名回到大陸，積極為人民做貢獻，難道件事還能隱瞞了記者嗎？第三，說他帶資本家小姐挾款逃到境外，花光公款后被小姐拋棄，后回國被人打死。這也會被 爆光，一定不會沒有任何痕跡留給媒體。其四之說就理會謊謬了......那么他究竟去了那里？真的無人知曉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選擇人生路上這一步錯棋呢？第一種是見財起意；這種情況應該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見財起意，6萬元錢都在他的手上，他完全可以全部帶走，沒有 必要讓警衛員送回去一半，自己只拐一半，有人說取3萬留3萬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個師一個月的軍費全部沒有了的話，八路軍能不四處追殺嗎？所以留3萬是保 全之策，這是周的聰明之處。

　　但凡要攜款逃之，定是要冒風險的，他不會確信留下那3 萬元，八路軍就不去查找他的下落。第二種是貪生怕死；周昆在紅軍時期作戰非常勇敢，特別是在強渡湘江中其21師遭受了極大的損失，他都挺過來了�？谷諔馉� 時期的條件要比紅軍時期好的多，何況此時官至八路軍的師參謀長，一般情況是不上最前線的，戰死的可能已經很小了。他怎么會有貪生怕死的念頭？

　　第三種是對革命失去信心；但仔細分析，也有許多疑點，因為他既沒有投靠了國民黨部隊，又沒有投靠日本方面。以往一些人多是去別的隊伍是尋找靠山，而他卻沒有。

　　我分析周昆出走的原因是這樣的。就在出事前不久，周昆曾到武漢參加全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會議的間隙，他看到國民黨友軍的參謀長們飲酒作樂， 嫖妓宿娼，揮金如土，生活極其糜爛。當時，周昆的心里并不是也想去追求那種生活，他曾經為了革命出生**，一心想為共產主義的思想而奮斗，可在這樣明顯的 對比下，他感到心理上極不平衡，同在國民政府軍隊中為官，做人的差距怎就這么大呀？你們就能那樣去揮霍，而作為八路軍的參謀長，卻每月只能領到3元錢的生 活津貼。共產黨、八路軍，整天叫著要抗日，要為廣大民眾過上好的生活�？墒乾F在看來，我們所說的這些話有點自欺欺人。想想看，離自己的生活狀況都無法改 變，難道還能改變廣大民眾的生活境況嗎？我們一直在革命，難道革命說是只為自己吃苦嗎？

　　散會后，他返回山西的抗日根據地，去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匯報會議情況。在總部他直言不諱地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當時，朱、彭、左等首長，立即指出他 這種想法很危險，我們雖然改編為八路軍，但我們還是紅軍的思想，紅軍的精神，我們之所以艱苦，是為了抗日，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了中國廣大民眾的 生活得以改善，如果要與國民黨軍隊的干部去攀比，那我們就會失去民眾對我們的支持和擁護。

　　可是，周昆認為那些話并不能改變他的觀點，我們離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改善，還一直談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使中國廣大民眾的生活得以改善，這是不現實 的�？墒墙裉焖�已經把這樣的思想暴露出來了，上級會不會以為他的思想蛻變了？想想以往黨內的政治斗爭，他感到前途渺茫了，也許為幾句話，會將他半世的功勞 沖淡。與其......不如一走了之。

　　于是，他便在半路上，將剛剛領到的軍費，取出3萬元包好并寫了幾句話，將給警衛員，讓他盡快交回師部，而自稱自己還有事，等辦完就會歸隊，就這樣他帶著3萬元現鈔，永遠地離開了八路軍，離開了革命隊伍。

　　那么離開隊伍之后，他究竟去了那里？史書已經無有任何記載。筆者分析：移民異地，隱姓埋名，憂郁而終。這就是他日后再無任何消息的原因所在。如果他投敵、做生意發了家、與資本家小姐出國、出國做慈善事業、文革受沖擊等等，他都會再度揚名天下的

　　揭秘：毛澤東批示“永不啟用”的開國元勛竟是他

　　今天的大多數讀者，對戴季英這個名字已經相當陌生了。其實，在我黨歷史上，戴季英曾經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一個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一個名副其實的開國元勛。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此人在建國后被打入另冊，從此淡出了政治生涯。

　　領導黃麻起義，開創鄂豫邊

　　1907年2月，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黃安縣松樹崗鎮一個地主家庭。成年后先后就讀于武漢啟黃中學、武漢省立第一中學，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1927年2月，戴季英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年僅20歲的戴季英回到家鄉發動農民運動，擔任中共黃安縣委書記一職。當年11月初中共鄂東特委決定舉行黃麻起義，戴季英當選黃麻農民起 義總指揮部成員。11月13日晚10點鐘，戴季英和吳光浩、李先念、吳煥先、王樹聲、陳再道等人帶領黃(安)麻(城)兩縣的3萬余起義農民揭竿而起，14 日凌晨突破黃安城池，殲滅了縣警備隊，繳槍100余支，活捉了縣長賀守忠。

　　1928年春，黃麻起義農民軍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7軍，吳光浩任軍長，戴季英任軍黨委委員，率部開始創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卓絕的斗爭。1929年12月，戴季英當選為中共鄂豫邊特委候補委員。

　　1932年4月，戴季英任紅四方面軍25軍政委，率部在皖西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的紅25軍留在鄂豫皖堅持斗爭。此時，戴季英已成為堅持鄂豫皖根據地斗爭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933年3月4日傍晚，戴季英、吳煥先帶領紅25軍秘密急行30公里，將進占河南省光山縣郭家河村的敵一○五旅團團包圍，全殲國民黨軍兩個團。

　　1933年4月中旬，紅25軍在潘家河村再次與國民黨軍作戰，擊退“清剿”區指揮官衛立煌所部4個師的兵力，殲敵1個多團。

　　1933年5月13日，吳煥先和戴季英指揮紅25軍，在金寨四道河殲敵宋天才第七十五師數百人;26日攻占霍丘葉家集和立煌縣順街等據點;31日，紅25軍在立煌縣大、小門坎山與敵第七十五師二二四旅遭遇，激戰至28日，斃傷敵數百人.

　　1933年7月，蔣介石調集國民黨重兵十余萬人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紅25軍遭受重創，全軍只剩3000余人。1934年11月，紅25軍主力被迫出發北上長征。

　　鄂豫陜戰功顯赫，長征牽敵20萬

　　1934年12月10日，紅25軍進入陜西洛南縣境，即在該縣庾家河召開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會議，決定在鄂豫陜邊區建立根據地，并將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為中 共鄂豫陜省委。紅25軍抓緊有利時機，廣泛發動群眾，很快在鄂陜邊區建立了第一塊根據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基礎。期間，戴季英歷任中共鄂豫陜 特委書記、中共鄂豫陜省委委員，全程參加了建立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935年1月，國民黨軍以11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陜邊區發動第一次“圍剿”。紅25軍在吳煥先、戴季英等率領下，以大回旋的行動南下鄖西，北返洛南，東入盧氏，西轉藍田，掃除民團武裝和反動政權。很快打開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局面。

　　1935年3月10日，吳煥先、戴季英指揮紅25軍在陜西洋縣華陽鎮石塔寺附近設伏，截擊敵警備第2旅兩個團，經激戰擊潰敵5個營，斃傷敵200余人，敵 旅長張飛生受傷，俘敵團長以下400余人。4月9日，又一舉擊潰敵警備第3旅，粉碎了敵人對鄂豫陜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4月中旬，蔣介石調集30多個團的兵力，發動對鄂豫陜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吳煥先、戴季英決定采取“誘敵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戰方針，率部每天行軍百 余里，日夜與敵周旋。6月，紅25軍北上商洛，奔襲古鎮荊紫關。7月，紅二十五軍又在山陽縣袁家溝口伏擊敵警備第1旅，斃敵300余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 下1400余人，繳獲輕重機槍40挺、長短槍1600余支。敵人第二次“圍剿”宣告失敗。

　　此時，紅25軍從繳獲敵人的報紙上得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并可能北上。當時，蔣介石正在調集大軍向川陜甘邊地區集結，企圖將 我主力紅軍圍殲。紅25軍是向川西方向轉移，還是繼續堅持孤軍北上？一天晚上，中共鄂豫陜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吳煥先、戴季英等決定：鄭位三 等同志留下帶領部分武裝，繼續堅持鄂豫陜根據地斗爭;紅25軍主力立即西征甘肅，以牽制陜甘邊界之敵，策應黨中央和紅一、紅四方面軍北上。

　　1935年7月16日，紅25軍主力離開鄂豫陜蘇區，踏上了繼續長征的道路。

　　8月初，紅25軍攻占甘肅兩地縣城，隨后翻越麥積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縣城。國民黨急調部隊回援。這時，紅25軍又大膽向敵縱深挺進，從天水新 陽鎮強渡渭河，攻克秦安縣城，威逼靜寧，切斷了橫貫陜甘兩省的交通大動脈西蘭公路。蔣介石從成都行營接連發出數道電令，調兵遣將，堵截、追擊紅25軍。這 樣，紅25軍吸引和調動國民黨兵力達20萬人，有力地策應了主力紅軍在川西的行動。

　　1935年8月21日，紅25軍軍部機關直屬隊在涇川縣王村遭敵三十五師突然襲擊，戰斗中，吳煥先不幸犧牲。之后，部隊在戴季英、徐海東的帶領下繼續長征。9月15日，紅25軍到達陜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勝利會師。

　　大別山中原突圍建奇功

　　抗戰暴發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別山，擔任新四軍第四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葉挺錯誤處決后，戴季英升任司令員。其后的 2年中，戴季英帶領第四支隊與日寇作戰大小數百次。戴季英敢闖險境，善打硬仗，臨危不懼，英勇不屈，無數次重創日軍。

　　解放戰爭中，戴季英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委、中原軍區第一縱隊政委。他與第一縱隊司令員王樹聲，率部與兄弟部隊一起，緊緊扼守中原戰略要地，牽制住國民黨相當多兵力，為我軍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的戰略展開贏得了寶貴時間。

　　1946年7月，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將我中原軍區6萬余人形成包圍之勢。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役開始。突圍過程中，戴季英、李先念、鄭位三、王樹聲等率 中原軍區部隊集戰略轉移、戰略牽制重任于一身，以機動靈活、英勇果敢的行動“四面開花”，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制造第二個“皖南事變”的企圖，以較小 的傷亡予敵以重大殺傷，贏得了解放戰爭首戰的重大勝利。

中原突圍勝利后，戴季英擔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書記、中原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

　　“肅反”狠辣，毛澤東下令“刀下留人”

　　在20余年艱苦的對敵作戰中，戴季英表現表現得英勇無畏，沉著冷靜，指揮若定、百折不撓，頗具大將風范，為我黨的解放事業立下不朽功勛。但同時，戴季英又 是一個“肅反”運動的急先鋒，在鄂豫皖和陜北根據地大搞“肅反”，錯殺了數以千計的紅軍指戰員，給我黨的革命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張國燾主政鄂豫皖根據地時，在紅四方面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受其影響，身為紅25軍政委的戴季英成了肅反的積極執行者和決策人。1933年5月， 紅25軍圍攻七里坪，以弱對強，糧彈奇缺，戰斗十分艱苦，犧牲了不少戰士。而在我指戰員艱苦作戰的同時，戴季英卻在紅25軍搞起了肅反。戴季英在省委會議 上說：“現在部隊里到處都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內部反革命猖狂，我們要一面圍城，一面肅反。”

　　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線肅反。”

　　戴季英命令根據地保衛局將紅74師主力220團的政委、參謀長等49名黨團干部當反革命捆綁關押起來，并對這些人嚴刑拷打。在沒有口供的情況下，戴季英說 這些同志“真正的反革命是沒有說實話的。不吐口供，更證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最后，這49名紅軍官兵全部被處決。

　　在戴季英的“革命”熱情下，“肅反”運動瘟疫似地蔓延開來。

　　紅25軍副軍長兼73師師長廖榮坤被處決，73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被活埋，黃麻起義的領導人戴克敏、戴繼倫、曹學楷也相繼被槍斃。指戰員中凡是對“七里坪之圍”流露出某些懷疑和不滿情緒，都被扣上“右傾思想”的帽子，輕者罰以苦工，重則逮捕處決。

　　這樣的肅反擴大化最終搞得紅25軍軍心渙散，七里坪一役下來，紅25軍損兵折將，部隊從當初的13000人減員至6000人，實力大損，被迫撤圍。

　　1935年9月，紅25軍在陜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會師后，又將肅反的政策與手段帶到了陜北根據地。戴季英鼓動中共陜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等人在陜北根據地又成立了保衛局，戴自任局長。

　　在戴季英眼中，陜北根據地所有的黨、軍隊和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10月1日，戴季英指示保衛局秘密逮捕了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同時，大批陜甘邊特委、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干部先后被誘捕。

　　10月6日，陜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高崗先后被捕。接著，紅26軍及中共陜甘邊特委、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習仲勛、張秀山、楊森、黃羅斌、劉景范、馬文瑞等60余人幾乎悉數遭到清洗。

　　被捕人員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體上的酷刑，劉志丹等也不例外。審訊期間，戴季英屢次親自動手用皮鞭狠抽劉志丹、高崗，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和年僅5歲的兒子劉力貞也被株連入獄。

　　“肅反”幾乎斷送西北蘇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了陜甘根據地。當了解到根據地的嚴峻形勢后，毛澤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戴季英的政治保衛局，才總算救出劉志丹等人。

　　抗戰暴發后的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季英到大別山新四軍第四支隊做副司令員。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原來在鄂豫皖根據地時就是戴季英的部下，對戴季英在鄂 豫皖大搞“肅反”的作風深惡痛絕。他告誡部下，不要聽戴季英的，凡事多和自己商量。因此，戴季英和高敬亭較上了勁。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軍總部打小報告，捏 造事實，對高敬亭誣告陷害，挑撥離間高與新四軍軍長葉挺等人的關系。

　　1939年5月，四支隊主力第七團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侵吞金銀叛逃，公開帶人帶槍投靠了桂系軍隊。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但因為楊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 亭一手提撥起來的，戴季英就向新四軍軍長葉挺打報告說，楊、曹叛逃是高敬亭指使的。在戴季英的煽動下，高敬亭被葉挺抓了起來。戴季英親自對高進行了吊打， 羅織罪名。最終，高敬亭這位戰功赫赫的共產黨高級將領被錯誤處決。

　　要官丟了前途

　　新中國成立后，戴季英擔任河南省委常委，開封市委書記。但戴季英對組織上給自己安排的職務絲毫不滿意。他認為，自己20年代就是共產黨的省級干部了，又參 加了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又在河南奮斗了多年，解放戰爭時期就是河南區的省委書記了，現如今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應該是屬于自己的。認為當時河南省 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張璽、吳芝圃、劉杰、劉建勛等人，無論在資歷、威望、黨齡、貢獻等各方面都與自己相去甚遠。

　　于是，戴季英不聽省委的招呼，多次公開發表于省委意見相左的言論，在干部會議上說省委領導是左派。倚老賣老，自我標榜。1951年底，戴季英還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信，對河南省委領導進行了攻擊，要求讓自己做中央委員，河南省委書記。

　　毛澤東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罵“戴季英已經不可救藥了。”毛澤東當即給中央辦公廳批示：“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高級干部。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開除黨籍，回家反省。不久即被判入獄15年。從此，戴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永遠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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