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20世紀30年代，作家柔石曾寫過一篇題為《為奴隸的母親》的小說，其中情節已為人們所熟知了，秀才、地主妻子不能生育，租來窮苦人家的妻子"春寶娘"作為臨時妻子，租期到為秀才生了兒子為止。作者以凄婉的筆調，從"春寶娘"的角度，寫盡了人間的悲傷。 style="TEXT-INDENT: 2em">歷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見的事情。清代，浙江寧波、紹興、臺州等地，就流行典妻這種風俗。其間的情況也較為復雜，有把妻子典與他人，取得約定的一筆款項，期滿后還要拿出錢財來贖回的，有的期限長達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兒女，以至于后來難以分辨哪是她原來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寫的，短期出典，為人生育，到期領回的。 style="TEXT-INDENT: 2em">無獨有偶，清代甘肅也有租妻之俗，有記載說清代雍、乾時期，就流行這種風俗了。其中有長期典租的，也有臨時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貧無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時立契約，寫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兒子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清）趙翼：《?曝雜記》卷4，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76-77頁。短期典租的，則多半是臨時性的，如外來的生意人、旅游、過路者，出資以后，就可以與租來的妻子同居了。在約定的期限內，多半是居住于原夫家中，客至，原夫要回避。一旦到了約定期限，原夫和女方就不會同意再與客人同居，即使是典租期間與客人感情很好的女性，也不會同意繼續同居；如愿出資續租則又另當別論。這種情況與江蘇等地的"趕店"之俗頗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趕店多是一次性交易，是交通要道地方，以家中婦女招待過往客商的辦法，而甘肅等地的典妻則有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并訂有契約。 style="TEXT-INDENT: 2em">甘肅等地還有一種兄弟合娶的"共妻"現象。當地婚俗，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娶弟媳，為常見現象，與少數民族中的"轉房"制相似，其婚姻中惟同祖者不得婚，沒有其他禁忌。如果弟弟不同意娶嫂子，嫂子還可以吞房滅倫之罪在宗族中控告他。另一種情況是，在家庭貧困的情況下，兄弟數人共娶一個妻子。兄弟們平等,都是這一女子的丈夫，輪流與女子共宿，如果白天與其共宿，則把一條裙子掛在門口，其他兄弟就知道回避了。所生的子女，大的作為長兄的后代，以后所生，依次歸各兄弟。 style="TEXT-INDENT: 2em">甘、陜等地，還有一種"招夫養夫"風俗。多數情況下，由于女子的丈夫出現傷殘，失去了勞動能力，其妻另外招一男子與其同居，所招男子要負責養家，包括贍養女子的丈夫及其子女。女子與新招男子所生子女，則有兩種不同情況，有的地方，所生子女仍屬女子原夫所有，有的地方也有歸女子生父的。 style="TEXT-INDENT: 2em">至于有些地方，一女先后嫁于多家，然后逃跑回家的，當時就稱為"放鴿"，實際上是一種以婚騙財的伎倆，與婚姻習俗本身已經沒有多少關系了。放鴿子，上海稱為"放鵓鴿"，也有放成黃鶴，一去不返的故事。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1載：上海北鄉有黃姓，娶妻李氏頗有姿色，黃貧無以為生，與李氏合謀"放鵓鴿"，把李賣給了曹氏。第三日，黃到曹家，想攜李氏逃走。結果李氏不僅不走，還聲稱要在曹家人面前揭穿他的陰謀。黃不得已，倉皇逃走。 style="TEXT-INDENT: 2em">這里所說的婚俗，都是典型的漢族地區發生的情況。有研究者認為，發生此類情況，多屬清代移民較多的地區。由于新移民區條件艱苦，傳統的約束較少，才發生了此種婚俗的變異。如東北地區的"拉幫套"，與上述招夫養夫情況基本一樣，就是產生于移民社會中的。但是，浙江的寧、紹、臺地區，陜西的漢中地區，及甘南地區有些地方，并非清代移民很多的地方，產生特殊婚俗當與移民問題關系不大。比如典妻，多數情況下還是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國傳統社會的各項婚姻原則中，生育是一條最重要的原則，為了達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則，如女子從一而終的原則等，都要讓位于生育這一原則。例如，廣東嘉應州有一種婚俗，叫做"等郎嫂"，指的是當地尚無兒子的人家，也娶個童養媳來養著，等待兒子的降生，有時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家里才生了兒子，故有"等郎嫂"的稱呼（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10，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06頁。。此類婚俗也與當地人口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有關。 style="TEXT-INDENT: 2em">對于漢族歷史上的此類婚俗變異，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娶同胞姐妹為妻 style="TEXT-INDENT: 2em">娶同胞姐妹為妻的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雖無禁令，但也并不多見。清入關以前，滿族對此類事了無禁忌，如著名的孝莊太后，就與她的姐姐同為皇太極的妻子。滿族計算宗族世系，純以男性方面計算，女方的血緣關系及輩分并不看重，所以當年努爾哈赤甚至與人互為翁婿，就是互相娶了對方的女兒，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好。清廷入關后，一般不再有此類事。我們這里所說的娶同胞姐妹，都是漢族中發生的事情。 style="TEXT-INDENT: 2em">嘉、道間湖北巡撫錢寶琛，初娶昆山陳世和的三女兒為妻，再娶陳氏第六女，又再娶陳氏第八女，前后三任妻子為同胞姐妹，都在幾年中去世，為世間少見。清末，參加過《清史稿》纂修的朱彭壽，也是三娶同胞姐妹，元配為金氏次女，17年后妻亡故。續娶金氏四女，一年后又卒。后又娶金家第五女，結果不到一年又去世。朱彭壽因此感傷不已，說是有緣吧，都不能長久；說是無緣吧，又相繼娶于一家。（清）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卷2，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87-188頁。 style="TEXT-INDENT: 2em">這里所說的都不是同時娶一家姐妹的，而是妻子去世后續娶其妹的。記載中也偶有同娶同胞姐妹的。 style="TEXT-INDENT: 2em">廣東香山有個鄭家村，傳說其始祖鄭某，年七十而無子，只有一個女兒也已出嫁，他也把一生所積田產的契據都交給了女婿，依女婿家養老。已經幾年了，一天，他與親家翁一同散步，外孫來喊吃飯，他以為是喊他，就答應了一聲，結果外孫說不是喊他而是喊爺爺。鄭聽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下決心另尋出路。他找了個由頭把田契從女兒那里騙到了手上，然后出走，夜宿于佃戶家。晚上與佃戶閑聊，反復說羨慕佃戶家人口多，并不時拿眼睛看佃戶的兩個女兒。這佃戶的兩個女兒都已過了15歲，也還有幾分姿色。佃戶也明白了這老翁的意思，覺得這老人巨富而無子，也可以攀這門親事。當晚，佃戶就把兩個女兒同時嫁給了他。一年后，兩女各生一男孩。鄭活到了90多歲，還看到了兩個兒子結婚。后來子嗣繁衍，自成村落，被當地人稱之為鄭家村。 style="TEXT-INDENT: 2em">另一個娶同胞姐妹的事，卻是一樁特殊故事。有個叫劉以平的士紳，聘定了關姓女子，不想還沒迎娶女子就病了。可能因為病得很重，女家就以其妹代姐成婚。迎娶之日，劉觀察到這女子并無病容，于是仔細查問，媒人無法，只得以實相告。劉以平悵然，心想，我所聘的是個病女，棄之不義，而且恐怕會加重病情而致死亡。但是她的妹妹已經到了我家，也沒有退還的道理，只好叫這個妹妹嫁給我的弟弟了。于是，親自迎娶了病女，當時女子果然痛哭求死，而迎親后，其病漸愈。于是劉氏兄弟同一天完婚，娶了同胞姐妹。 style="TEXT-INDENT: 2em">不過，娶同胞姐妹的事，也有被當事人拒絕的。清人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4載：江蘇高郵縣某村農家有姐妹二人，姐姐去世，姐夫想娶妹妹為繼室，父母都已經同意了，而這個妹妹就是不愿意。父母再三命令，就是不愿意。母親悄悄地問她，她回答說：閨房之內，夫婦間的事是世上最丑的事，好在沒有外人知道。如果我嫁給姐夫，那么姐姐的事情我就都知道了，這是加重姐姐的恥辱。父母也無法強迫她，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同樣的事，明代也有，甚至寫進了正史。《明史·列女傳》載：有個叫虞鳳娘的女子，姐姐病死，姐夫聽說鳳娘賢惠，想要娶她為繼室。鳳娘聽說后，哭著對父親說：兄弟沒有同妻的事，姊妹怎么能同嫁一人呢？父親不聽，鳳娘也不多說，找了個機會自縊而死�？磥恚瑵h族傳統文化中，對于姐妹同嫁一人，即使不是同時嫁，也還是有些忌諱的。清人修《明史》，將虞鳳娘寫進了烈女傳，也代表了某種觀念。但俞樾對此另有一種看法，認為：二男同娶一女之事，無論是否兄弟，都是不可以的；但姐妹共嫁一人，古來有之，上古圣君堯把兩個女兒都嫁給了舜，《春秋公羊傳》也記載了姐姐出嫁攜妹妹同往的事，應該說姐妹同嫁一人并不違背禮法。 style="TEXT-INDENT: 2em">民國以后，倒是有孿生兄弟娶孿生姐妹的事，不僅沒有忌諱，還傳為美談。上海招商局有個林姓職員，養了一對孿生兒子，訪得某家有孿生姐妹二人，年齡相仿，同時聘為兒媳，婚禮辦得很是熱鬧，一時傳為佳話。無為州醫生李某，也為孿生兒子聘得某家孿生姐妹。人稱為絕無僅有之事，一見再見。
style="TEXT-INDENT: 2em">婚姻重財 style="TEXT-INDENT: 2em">清代是一個婚姻重財的時代，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有一定身份和經濟實力的男性，一婚再婚，納妾、買婢，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比如上面的故事中，一個70多歲的老翁，因為巨富，同時娶了佃戶的兩個女兒，并不是很困難的事。 style="TEXT-INDENT: 2em">婚姻重財在清代成為一種社會風俗，清人龔煒在《巢林筆談》中說，本來婚姻是"繼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禮的原則是講究門楣對稱，男女以賢德為最重要，財富只是其次的東西。但江蘇等地的風氣，男方只看重嫁妝豐厚，女方只管索要聘財，至于男女雙方的人品，往往就不管了。甚至有雙方寫定草帖，講好條件，然后締結婚姻，結婚的禮書竟成了商品交換的契約，"禮書竟同文券"，實在是穢褻太甚了。道光十九年，在當地當總督的裕謙發布了整頓風俗的"訓俗條約"，專門提到了當地婚姻重財的惡習：婚姻雙方"但以夸多斗靡為事"，男方務求女方妝奩豐厚，"金珠彩幣必求充篚盈箱"。女方重彩禮，"花轎珠燈必欲填街塞巷"。"于是有索開門錢者，有索盤頭費者，種種陋習，不可枚舉。"有時男女雙方為了面子，甚至約好了制造有大量彩禮與嫁妝的假象，"掩人耳目"。更有強搶硬娶、悔親改適等案件發生。導致男女婚嫁不得其時，曠男怨女，成為一種社會問題。（清）余治：《得一錄》卷15之四。 style="TEXT-INDENT: 2em">清人袁枚《隨園詩話》中有這么一個故事。乾隆間浙江仁和縣一戶姓高人家的女兒，與鄰居何某日久生情，但她的父母卻把她另許了別家。到了快要迎娶的日子了，女孩找了個理由叫何某外出，自己在家中自縊而死。何某歸來，痛不欲生，就用這女孩上吊的繩子自縊而亡。高、何兩家都認為子女不肖，不肯收殮入土�？h令唐某是個風雅之士，捐資安葬了兩人。有人為這兩個癡情的年輕人寫詩，但袁枚覺得很難下筆，兩人癡情可憫，但不服從父母之命卻是越禮。袁枚的女弟子為之賦詩曰： style="TEXT-INDENT: 2em">由來情種是情癡，匪石堅心兩不移。 style="TEXT-INDENT: 2em">倘使化魚應比目，就令成樹也連枝。 style="TEXT-INDENT: 2em">紅綃已結千秋恨，青史難教后代知。 style="TEXT-INDENT: 2em">賴有神君解憐惜，為營鴛冢播風詩。 style="TEXT-INDENT: 2em">袁枚認為，后四句八面玲瓏，很是得體，既保全了死者的名聲，也贊揚了縣令為之營葬的義舉�？墒怯钟姓l知道，那時的這種婚姻制度拆散甚至戕害了多少多情的兒女呢？ style="TEXT-INDENT: 2em">上述是一樁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故事，也還有因未婚夫家貧而被逼改嫁他人的例子。清人陸以?《冷廬雜識》中有這么一則故事：乾隆時嘉定有個叫秦大成的書生，奉母至孝，續娶某家的女孩，成婚之日，女子哭泣不止，秦就問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子以實相告，說自己已經許配了一家人，只是父母嫌男方家貧，逼迫她改嫁，這才被逼嫁到了秦家來了。秦是個好心的書生，聞聽此事，對這女孩十分同情，急忙把女子的未婚夫找來，令其即日成婚，并贈送了一筆嫁妝給這女子。后來，由于秦大成的行孝和好心，他最后考中了進士。書中說秦大成"德行格天，有此美報"。故事中因嫌男方家貧而悔婚改嫁，正是婚姻重財的風俗之下的歷史悲劇。 style="TEXT-INDENT: 2em">也有因悔婚而致死人命的事件�！冻擦止P談》的作者龔煒的家鄉江蘇昆山，曾有一女子，家里已經接受了男方的聘禮，但女子覺得對方是"人奴"，是給別人家當下人的，屬于賤民之列，誓死不嫁。臨嫁之期，剃發出家當了尼姑。結果，男方失了聘財，無力另娶，男方的父親一氣之下病死了。（清）龔煒：《巢林筆談》卷4，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9頁。當然，如果兩家財力相當，即使是出現誤娶，也不會成為大的問題。嘉定城有兩戶人家，同一晚上都舉辦婚禮，迎親的轎夫等人喝醉了，路遇時因為爭道發生糾紛，把迎親的轎子停在路旁，爭斗中把燈也弄滅了，倉促之中把轎子也抬錯了。結果是甲家的新娘嫁到了乙家，乙家的新娘被送到了甲家。第二天兩家人互相探信時才發現出了大錯，告到縣里。縣官認為婚都已經結了，只能將錯就錯，各自認賬，把出錯的轎夫打了棍子了事。好在事后幾家對比婚娶各家的聘財與嫁妝也差不多，就未再糾纏下去。這個故事頗能說明問題，婚姻只重家世錢財，也是案子能如此了結的原因之一。（清）龔煒：《巢林筆談》卷3，第56頁。龔煒認為，大量的貧寒人士難以成婚，主要原因就是人們過于重視財產。他說，太倉縣有個叫張海山的人，為他的兒子聘蘇氏之女，以白銀二兩、《大學衍義》一部為聘禮，是一個很好的做法，"貧士法此，便不難于婚娶"。（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上，第184頁。但這種情況也只是個別事例，龔的說法也只表明了在婚姻重財背景下貧困士人的良好愿望罷了。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因無力婚娶而出現的強行搶親的情況在各地也時有發生。一些地方，貧困娶不起妻子的人甚至聯合起來，強搶剛死了丈夫的寡婦為妻，據說這寡婦如有兒子，則一般不會強搶，以免激起眾怒。也有寡婦被貪圖彩禮的夫家人強逼出嫁的情況，但這類事在當時都是不合禮法規范的，極易引發糾紛，造成社會問題。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兩家都不富裕，為了避免高額的婚娶費用而實施假搶親的事情。《清稗類鈔》中有個假"搶親"的故事：紹興人張阿福寓居杭州，從小就聘定了王氏之女，但張很窮，到了30歲了，也沒錢娶王氏之女成親，女子也有27歲了。王氏的母親屢次叫媒人催促他快些迎娶，媒人說，張阿福太窮，怎么辦？王氏說，他窮我也窮，沒辦法就只有搶親了。阿福聽說后大喜，雙方約好日子，阿福找了一幫人把女子搶了回家，王氏假裝女兒被搶，慢慢地叫了一幫鄰居去找，等趕到張阿福家時，婚禮都已經舉辦了。媒人還裝模作樣地勸解道，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說什么啦，叫他們明天來謝罪就是了。王氏也假裝悻悻而歸。此類搶親實是在婚姻重財風俗下出現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style="TEXT-INDENT: 2em">有清一代，婚姻重財為普遍現象，不獨江蘇、浙江等地，其他地區亦所在多有，尤以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為甚。如廣東"訂婚，先議聘金，曰禮事，如禮餅若干斤、回門燒豬若干頭是也"。而婚禮所用"儀仗之鮮明，燈彩之富麗，誠各省所不及也"。潮州人嫁女，以葛布辦裝，以家資的貧富來定布的多少。其中極精細的，稱為"女兒布"，用來送給夫家。 style="TEXT-INDENT: 2em">嘉、道間，有一位地方大員甚至把嫁女做成了一種生意。此公作為地方上的高官，喜歡與富人交往，而后把族中親戚的女兒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與富室聯姻，大索聘金，動輒巨萬。而富人則以與高官攀親為榮，到處炫耀。 style="TEXT-INDENT: 2em">當然，事情也有另一面，洪洞縣人韓承寵，娶了山西巨富亢氏之女，得嫁妝至數萬兩銀元之多。后來韓還當了濟南同知。 style="TEXT-INDENT: 2em">在婚姻重財的風氣之下，發生了無數光怪陸離的故事。究其根源，是很早以來，中國農業社會的女性就在社會生活中居于從屬的地位。中國婚姻制度中，婚姻是兩個家庭、兩個宗族之間的事，有時甚至是兩個邦國之間的事。男性婚姻的當事人對自己的婚姻本來也沒有多大權力，更不用說女性了。 style="TEXT-INDENT: 2em">其間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商品的性質，成為被買賣的對象�；橐龅淖罡咴瓌t是生育后代以繼宗嗣，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買來的生育工具。明清時代，禮教對女性的束縛不斷加強，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婚姻重財的傾向更為嚴重了。清代婚姻重財的主要方面是女性成為一種商品，女方家庭索要高額聘禮，婚姻中女性被買賣的情況更為嚴重了。另一方面是在商品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男性家庭著重女方嫁妝的情況也有很大發展�；橐鲭p方成為買賣雙方，女方往往希望男方饒于家資，首重一次性取得多年撫養女孩的報酬，然后才考慮女兒出嫁后的生活保障，至于婚姻當事人雙方有沒有感情，一般不在考慮之列；男方在付出高額聘禮代價時，也會考慮回報，如女方的家世對自己家族有沒有幫助，女方的嫁妝會不會給自家帶來一定的補償乃至收益等。同樣地，男方一般也不考慮婚姻當事人之間的情感問題。這在今天的人們也許難以理解，但在當時，卻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之事。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清人李光庭《鄉言解頤》卷3講了這么一個笑話，頗有意味。說有一對夫妻，以賣燒餅為生，一天觀看門口送嫁妝的人群路過。丈夫說："這一副嫁妝肯定值五百兩。"妻子不同意，說："最多值三百兩。"兩人爭執不下，當街打了起來。妻子打不贏，改口說，給他加上五十兩。丈夫仍然不依，妻子又說，"就算他值四百兩好了。"旁邊有人勸解說，只顧打鬧，看燒餅都焦了。丈夫的回答很有意思："焦了一爐燒餅不算什么，埋沒了人家一百兩銀子，情理難容。"這個故事于嬉笑之中，把當時人婚姻重財的情況表露無遺。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貞節觀念 style="TEXT-INDENT: 2em">清人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3講到直隸永平府婚俗，女子出嫁之日，其家往往要派人到夫家打探消息，如果次日一早，夫家鼓樂喧天，賓客雜至，則大喜；否則"女家為之喪氣"。何以如此？原來，當地風俗，新婚之夜，要查看新娘是不是處女，如果是，婚禮一切照常進行；否則，夫家動靜杳然，新娘是不是為夫家所接受，女家不敢爭，悉聽夫家處置。一次，有王姓人家嫁女于李姓，李家以新娘相貌不好，很不滿意。新婚次日，借口女子不是處女，不舉樂，叫媒人把女子送回了娘家。這女子從小失去了母親，與哥嫂同住，嫂子知道這女子肯定不曾與男子有過肌膚之親，悄悄問明女子新婚之夜的情況，原來新郎并未與之同房。嫂子說，如此，怎么證明我們家小姑不貞呢。于是把此事告到了縣里，縣官派人驗證，這女孩果然還是處女。于是判令李家鼓樂齊奏，把女子迎回家中，保全了這樁婚事。 style="TEXT-INDENT: 2em">紀曉嵐講了這么一件事：無錫地區有個焦氏女子，已聘于人，有人看上了她，想要娶她為妾，于是到聘她的夫婿家散布流言，說她不貞，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婿家于是提出毀婚，焦氏之父就告到了官府。無奈散布流言的人布了局，不僅有證人，而且有承認與女子相好的"奸夫"。焦氏見事急，請鄰家老嫗把她帶到婿家，面見了未過門的婆婆。焦氏說，與其見官，在官媒面前出丑，不如就在您面前出丑吧，女子貞與不貞可以請您親自來驗證。于是關門脫衣，請婆婆親驗。果然，這女子還是處女，案子不審即明。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13，天津古籍書店1980年影印本，第1頁。 style="TEXT-INDENT: 2em">這個故事今人看來或許有些奇怪，實際上它卻是清代極普通的風俗，不獨永平府與無錫，全國漢族地區普遍存在。那時人們倡導女子貞潔，要求女子婚前一定是處女，否則就是天大的丑聞，男方家族不僅可以不接受新娘，還可以索還聘禮，要求女方家族賠償結婚花銷及所有損失。 style="TEXT-INDENT: 2em">為什么中國人有如此嚴格的處女要求，并形成這樣的社會風俗呢？這一切源于中國農業社會中對女子的貞潔的要求。此種觀念發端于上古時期，在父系家長制的社會中，家長及其他男性家庭成員，為了保證家庭權力和財富能在自己的后代中繼承，就必須確保其妻、妾所生養的孩子是自己的純正血統。而為保證"種"的純潔性，就必須杜絕妻、妾們的婚外性關系，要求女性在性生活上的"專一"守貞。于是，對女性提出了"從一而終"的貞節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隔離男女、封閉女性的隔離制度。這里實際上包含了這樣的內容：女子婚前須與直系親屬以外的男性隔絕，婚后只能與丈夫一人有性關系，如果丈夫不幸亡故，則女子須守貞終生。這種貞潔觀念是社會要求女子單方面實行性禁錮的一種道德觀，是伴隨著一夫一妻制的確立而漸次產生的。從中國封建社會貞操觀念發展的過程來看，先秦是貞操觀念的萌發時期，秦漢是貞操觀念的倡導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唐是貞操觀念的松弛時期，宋元明清是貞操觀念日趨強化的時期。這種觀念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保證男子對女子占有權的惟一性，無論婚前婚后還是死后。 style="TEXT-INDENT: 2em">在此種社會觀念之下，中國從漢代起就有了處女檢查的事，人們很早就發明了對處女的檢驗方法。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養生方》中就有了關于"守宮砂"的記載："取守宮置新甕中，而置丹甕中，令守宮食之。須死，即治，□軋畫女子臂若身。即與男子戲，即不明。"此種方法，就是用丹砂喂養蜥蜴，然后把它搗爛，這就成為一種紅色顏料，把它點在女子手臂上，終年不褪。如果她與男性有了親密接觸，這紅色就會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宮。這樣，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無"守宮砂"，就可以斷定她是否是處女了。晉代張華所作的《博物志》中的記載，與上述《養生方》幾乎完全一樣。當然，如以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這種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 style="TEXT-INDENT: 2em">宋代理學倡明，對女子貞潔的要求達到了新的高度，人們對處女的崇尚也逐漸達到了高峰。那時，道教理論也有很大發展與傳播，道教中的"房事"理論認為，男女性事，重要的在于采陰補陽，尤其重視男子在與處女的交合中，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這對人們的處女嗜好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陳東原先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說："到了宋代，我發現對于婦女的貞節，另有一個要求，便所謂’男性之處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貞節觀念，很是寬泛，漸收漸緊，到了宋代，貞節觀念遂看中在一點--性欲問題--生殖器問題的上面。從此以后，女性的摧殘，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明清時代，處女要求已成時俗，不僅民間有多種檢查處女的方法，官方也有專門負責此事的人員，這種檢查的目的主要察視是否是處女。如在永平所發生的這個案子，縣官就派人驗證王家所嫁之女是否是處女，這個驗證結果就成為了案件判決的最重要依據。官方負責這項工作的，有官媒、媒婆之類的人員，上面講到無錫縣的故事，就曾提到案子到官，要經過官媒來檢驗是否是處女，在民間則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親屬或媒婆去辦理。據說明清時民間最常用的方法是，令被檢查的女子坐于裝有草木灰的便桶，設法讓她發笑，然后看桶中的灰是否有被氣吹動的跡象，如有，則女子已經不是處女了。 style="TEXT-INDENT: 2em">清代，處女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不獨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納妾、買婢也一般要求對方是處女，對處女的檢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當然人們認為，最靠得住的辦法還是新婚時看女子是否有落紅。實際上，不只是俞樾所說的永平地區，全國各地此類習俗極為普遍。新婚之夜檢查新娘是否是處女就成了婚禮中不可少的儀式，賀客們都極關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紅"的標志。若新娘果為處女，男方還要向女方送去上書"閨門有訓，淑女可欽"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鄰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則常會發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劇，而女家亦顏面盡失。為了保全顏面，有女之人家就要從小防范，盡力使女子不離閨門一步。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在廣東一些地方，新婚之夜，新娘為新郎脫靴，新郎就交給新娘一幅白帕，用來保留新娘的"落紅"。如果新娘當夜有落紅，則合族大喜。三天后回門時，就要送燒豬到娘家，富貴人家甚至送燒豬達數十頭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燒豬不至。如燒豬不來，家人對坐愁嘆，引為大辱。燒豬一到，則舉家歡慶，大張旗鼓迎接燒豬，認為是家里教養有方，不辱門戶。把燒豬分送親友，加上紅色饅頭若干，就是人們所稱的"麻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舉辦任何慶典，直接送入洞房，即與新郎同寢。一家人和親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見到新娘的"喜帕"，人們概不道賀。如新娘不貞，不僅不是喜事，而且還是大辱。少頃，新郎從房中出來，手上捧著一個紅盤子，上蓋紅布，里面裝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紅的"喜帕"了。這時，新娘家里已備了一頂大轎在門外等候，新郎捧著喜帕直接登轎，去新娘家中報喜。如果新娘不貞，則二話不說，直接迫令其上轎回家，接下來就是雙方打官司、索還聘禮之類的糾紛了。在這里，新婚夫婦的交拜成禮，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見處女問題是個至關重要的大事。 style="TEXT-INDENT: 2em">嫁娶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所謂的"鬧洞房"了。鬧房之俗至今各地多有保留，許多地方仍保留有鬧房時整治新娘、新郎乃至公婆的情況。清代，比較文雅的鬧房如醴陵，"是夜，眾賓集房中，歌詩贊燭，曰鬧房"。很多地方，則多方戲謔，無所不至。江蘇淮安鬧房，把來賓分為兒童和成年兩組，結婚之家請能言之人專門接待，兒童鬧房者主要是唱"鬧房歌"，歌詞中涉及男女之事，"多不堪入耳之語"。成年組主要是針對新娘，"淫詞戲語信口而出"，"任意調笑"，一般男家都會聽之任之，無可奈何，有的地方甚至有越鬧得歡越受男家歡迎的情況。福建石澳地區，男方請六名美少年前往迎親，稱之為"替新郎"，女方則請數名女伴，叫做"新阿姨"。新婚之夜，替新郎與新阿姨們聚齊歡飲，"諧謔嘲笑，罔有顧忌"。 style="TEXT-INDENT: 2em">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的鬧房習俗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人們的話題與行為，都與性有關，鬧房的動作、歌詞都有很多性的意味。最典型的如湖南衡州鬧房，除了命令新郎新娘做一些類似男女交歡的動作之外，還有一個內容就是"打傳堂卦"。主要是請出村中最能滑稽的人扮演堂官，這堂官把臉用墨汁涂黑，扮成丑角，禮服用荷葉，朝珠用算盤珠代替，大帽子頂上用紅蘿卜和大蒜做成頂戴花翎，旁邊還站立著一班差役。一聲令下，把新郎新娘和公公婆婆四人帶上堂來跪下，堂官下令公婆二人當眾教新人以房術，就是要講明男女結婚要怎樣性交。公婆二人講完，還要叫兩位新人復述一遍，如不聽從，甚至可以用鞭子動刑。當地有時還在結婚之日請一兩位容貌出眾的"伴娘"、"喜娘"之類，吸引人們的注意，任來客隨意調笑，甚至發生茍合，無所不至。 style="TEXT-INDENT: 2em">此類鬧房習俗，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性的戲謔，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當然是極不文明、不雅觀的。但其間有個內容卻是應該說明的，那就是，這種鬧房實際上也含有性教育的內容。中國古代，男性由于接觸社會，性教育往往于自然而然之中完成，而對于女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原則下，很多女孩子到了要結婚的年齡，對性的問題仍然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這種情況下，臨近結婚的日子，在新娘這邊，其母親就要對她進行性問題的說明了；在新郎這邊，由其父來承擔這項任務。但在那個年代，即使是父母，有些話也是不好啟齒的。于是就有了兩種方式，一種是用"壓箱底"的圖畫或雕刻、實物來對性事作說明，近年在江浙等地發現了不少此類實物，還有的人家藏有所謂的"春宮畫"，也是起這個作用的。清人李漁寫的情色小說《肉蒲團》中，鐵扉道人的女兒"玉香"，"生得如花似玉，無人可比"，"又且讀了一肚子書，凡詩詞歌賦皆做得出"。但這女孩兒從未出過家門，對外面的事物一概只有書本知識，"他家的閨門嚴謹，又不走去燒香，又不出來看會，長了16歲不曾出頭露面"。這樣的女孩兒如何進行性教育呢？書中的主人公未央生娶了她后，就找些春宮畫之類的東西來給她看，實際上也是一種性啟發。另一種方式就是通過"鬧房"來解決了。舊時男女結婚之前往往連面也沒見過，通過這種無所顧忌的"鬧房"，使兩個新人在入洞房之前，先多少有些熟悉。同時，也可以通過這一鬧，來進行性的說明與教育了。如上面衡州的鬧房，命令公婆二人當眾教新人房術，并叫新人復述其所講內容，雖屬戲謔之甚，卻也于喧鬧中加入了性教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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