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叫洋務思想?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長期以來學術界曾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只包括興辦軍工科技一個方面，一種意見則認為應包括外交與軍工科技兩個方面的內容。兩種意見爭論不休，并由此引出對曾國藩與洋務運動歷史評價的差異。筆者認為，為準確反映事物的本質，避免斷章取義、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國藩本人是怎樣講的，然后再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由此展開討論。
曾國藩談論洋務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則莫過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賓友的一段談話�！妒謺沼洝份d：“與幕府諸君暢談，眉生言及[夷]務。余以為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艷[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工夫�！边@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對外國侵略問題的戰略思考，一是對外國侵略問題的具體對策。前者可謂懷德棄怨，化敵為友，后者可謂自我振作，師夷長技。實際上包含著內政與外交兩個方面的內容，而內政方面又包含整頓吏治與興辦軍工科技兩個要點。就其內在聯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終目標，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結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由此可見，所謂洋務，是由夷務一詞轉換來的，實際上不僅指外交事務而言，也不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學技術，而是包含著如何對待和處理外國侵略問題的全部政策與策略。曾國藩所談的上述各點，亦不僅是曾國藩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梢姡瑢⒃鴩难髣账枷雰H限于軍工科技一個方面是不恰當的，由此得出的對曾國藩及洋務派、洋務運動的認識也難以全面、準確。
曾國藩的實踐活動與他的上述說法是一致的。他曾為興辦軍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豐十一年冬，曾國藩在安慶設內軍械所，制造新式槍炮與子彈火藥。次年又試制輪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殼小火輪一艘。為了擴大規模，改進技術設備，以制造更大、更先進的輪船，復派容閎赴美采購“制器之器”，擬于兩湖一帶擇址設立新廠。同治四年會同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容閎采辦的機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國藩又奏撥�？钤O立船廠，專門從事新輪試制工作，并將江南制造局遷址擴建，內設翻譯館與諸多分廠，使之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技術設備最好的綜合性軍事工廠。其所造新輪的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國藩赴滬巡察時，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輪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將近完工。為了培養輪船的駕駛與管理人員，他曾委派專人負責新輪的操練工作。為了解決養輪乏資的問題，他曾提出將新造商輪租給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張，遂成官督商辦與輪船招商局之濫觴。為了培養軍事，尤其海軍需要的人才，曾國藩還于同治九年會同李鴻章奏準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成為中國派遣留學生之始。
曾國藩在興辦軍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體事情并不太多，他的業績既不能與李鴻章相比，也不能與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貫主張抵抗外來侵略，有收復新疆之功，故其歷史形象遠比曾國藩為好。然而，無論左宗棠還是李鴻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與影響，都不能與曾國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開風氣之先。即就洋務運動而言，第一個上奏提出“師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個造出輪船者是他，第一個派人出洋購買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個提出“官督商辦”者還是他。其洋務運動首倡者的地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洋務運動雖然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開始，但卻由此引來西方機器生產。而機器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巨大生產力的象征，同封建生產關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機器的引進等于在盤根錯節的封建生產關系中打進一個楔子，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中國資本主義緊隨洋務運動之后而興起，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的。所以，洋務運動成為中國工業化的起點，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具有開創性的作用，講近代化，講近代科技，必須從這里講起，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務運動功不可沒，曾國藩功不可沒。不過，曾國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務運動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學的結論，準確的評價，還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考察。
在對外交涉問題上，曾國藩主張堅持一個“誠”字。無論外國侵略者多么奸詐狡猾、蠻橫無禮，都采取誠懇的態度，以友相待；對他們的無理要求、步步進逼亦能忍則忍，能讓則讓，除非萬難相從者，一概答允。他雖然積極練兵、籌建海軍，但卻實行備而不戰、決不抵抗主義，對于資本主義列強的武裝侵略和戰爭訛詐，決不敢以自衛戰爭給予回擊。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喪失了當年打長毛時那種“敢戰第一”的精神。在這一點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對于如何處理外國侵略的問題，曾國藩言論不少，而行動則只有辦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體現其洋務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師心傳的李鴻章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則可以作為曾國藩洋務思想的注腳，實際上亦為洋務運動作了歷史性的總結。政治上的腐敗和對外不抵抗主義，不僅斷送了北洋艦隊，且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它使中國人大開眼界，從而看清了洋務派的所謂“求富求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隨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國人民深切體驗到亡國滅種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們對這段歷史仍是刻骨銘心!
曾國藩與洋務派把他們的這套做法稱為“隱圖自強”，意即對洋人的侵略隱忍退讓，示人以弱，使其難于發覺，而暗地里則奮發圖強，待其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趕上洋人，再與之一決雌雄，爭回主權。后來有人根據曾紀澤在國外發表的言論，把它概括為“先睡后醒論”。這可算是對洋務運動的最好解釋。然這套做法，往最好處說也不過是一廂情愿。這里且不說清朝統治者腐敗如故，看不出一點克勤克儉、勵精圖治的跡象，即如西方列強的眼睛緊緊盯著中國，也不容許這“東亞病夫”日益強壯、手握利器，使一塊供其享用的肥肉變成打擊自己的鐵錘。所以，盡管李鴻章開放旅順港供洋人參觀，表示中國建立海軍艦隊僅滿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與外國打仗，而西方列強仍不放心，不買帳，一定要慫恿日本出面一試。結果，立使洋務派多年的經營化為烏有，現出清王朝紙老虎的原形。
這里有兩個想不通和不允許。一是洋人想不通與不允許。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國打仗，花那么多錢搞海軍干什么?不允許他們擺架子、裝樣子。一是中國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許。中國屢受外侮，民族危機日深，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何必要供養你?不允許他們尸位素餐、誤國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爭，遂有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披荊斬棘，另尋新徑，探索中國的富強之路。
總之，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應一分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謬成份。曾國藩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思想付諸實踐，率先造船制炮，興辦近代軍工及相應科學技術，是應當肯定的；對其所興所造不用于“制夷”，而專用以“制民”，是應該堅決否定的。對他所倡導的洋務運動亦應當如此。對其合理成份應當肯定，因為它至今仍能給我們以啟迪。對其歷史功績應當肯定，因為它的作用無可替代，我們應當尊重歷史，不可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然從總體上，對其主要方面，必須進行批判。因為它最終還是失敗了，不僅沒有兌現富國強兵的許諾，反而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機。因而，我們應當把它作為歷史的借鑒，慘痛的教訓，不時敲起警鐘，庶不致重蹈復轍。曾幾何時，蔣介石亦步亦趨地學習曾國藩，頌揚之格過于晚清。結果卻一敗如水，不得不逃至臺灣一隅之地，靠著美國人戰略防線的庇護聊度殘生。這個歷史的事實人們是不應忘記的。古人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豈此之謂歟?
二
曾國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集大成者，為什么又能夠成為引進西方科技的帶頭人呢?這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性質，一是曾國藩的自身特點。
提到傳統文化，人們立刻就會想到保守、封閉等等。其實，這種想法并不全面、準確�；\統言之，迄今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稱為傳統文化。故有人將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這一時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藝節目等等，皆冠以“傳統”二字。這樣做是不無道理的。不過，筆者這里所講的傳統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約定俗成的說法，專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數千年所創造的文化，實質上是指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的整個封建思想文化體系。這個思想文化體系，是經過長期的發展和不斷強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形成的，曾在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中起過偉大的作用，其歷史功績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隨著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敗以至終結，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弱點，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文化體系，再也不能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為新的思想文化體系所取代。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盡管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這一總的歷史趨勢卻是無法改變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作為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家學說，創立于周代，西漢中取得在全國的統治地位，曾在歷史上幾經興衰，出現過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僅能夠吸收其他學派的長處而不斷強化與完善自己，而且能夠吸取外來文化之長以救自身之短。理學就是在吸收佛教禪宗的一些思想與做法，經過不斷發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見，儒學既有保守性，也有進取性，既有封閉性，也有開放性。試想，假如儒學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變，不能及時吸收新的營養和不斷改變自身，以適應形勢的變化和新的要求，它豈能屢衰屢興，長期在意識形態領域保持其統治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雖已老態龍鐘，步入垂暮之年，面對西方資本主義思想文化體系這一幾千年來從未遇到過的對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對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體系不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某些長處，諸如船堅炮利之類，以與之對抗。
曾國藩之所以能夠接受這一思想并付諸實踐，則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政治家。他學習一切學問的目的，都是為了用以解決統治階段所面臨的政治問題。所以，他借以建功立業的學問主要并不是理學，而是經世致用之學。經世致用之學又稱經世濟用之學，簡稱經濟之學，但并非今天的經濟學。它在孔學屬于政事之科，潛心治學的學者亦往往把它視為做官術。今天看來它應屬于政治學的范疇，但卻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法律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內容，曾國藩曾把它歸納為十四大項，實際上是中國古代一個以政治學為主的社會綜合學科。自鴉片戰爭以來，如何看待和處理西方列強入侵的問題，一直是中國各階級、集團及政治派別所面臨的頭等重要的政治問題，也就不能不成為經世致用之學的首要內容。曾國藩既以封建社會“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嚴肅考慮、認真研究這一問題，并提出自己的對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場。不過，曾國藩所處的政治環境與魏源略有不同，國內矛盾尖銳、突出起來，故“師夷之長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將“制夷”之事推之于遙遠的將來。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決不同洋人開仗，妥協再妥協，忍讓再忍讓，直到軍事技術裝備與經濟發達程度超過洋人，再報昔日一箭之仇。這說明，這時的清朝統治者比鴉片戰爭時更腐敗、更虛弱、更加內外交困，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對策，也不能全面實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換日，將進攻的矛頭轉向國內，對準不甘忍受外國侵略與封建壓迫的老百姓。曾國藩就是體現這種振興與轉變的一代地主階級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時，也正因為曾國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僅僅是一位學者，所以，他所著眼之處在于整個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興衰安危，而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派別的興旺發達。因而，曾國藩雖為知名理學家，而治學卻向無門戶之見，對一切有用的知識、學問，都主張全盤接受，融匯貫通，應時切要，擇長而用。故能領悟儒學真諦，成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觀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學習洋人之長，以強化自身。這與我們通常所見到的一些俗儒、陋儒顯然不同。這些人抱定一技之長，坐井觀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們不能全面繼承傳統文化，也沒有資格代表傳統文化。同有理學家之名，曾國藩應時變通成為洋務派首領，而倭仁卻成為頑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嘗到了甜頭，增強了師夷之長的自信心。曾國藩靠湘軍起家，更以水師取勝。他堅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齊不出，終于建成當時國內技術裝備最好的炮船船隊，奪取水上控制權，使湘軍在同太平軍爭奪沿江重鎮的各個戰役中，處于戰略上的優越地位。然而，湘軍水師船小體輕，行駛緩慢，只適于內河作戰，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國藩早在咸豐末年，即對太平天國的戰爭穩操勝券之時，就開始籌劃建立外海輪船水師，即近代海軍艦隊的問題。其后興辦軍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學美國等，基本上都圍繞著這一中心進行。
不過，曾國藩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為了鞏固這個陳舊的思想文化體系及其統治地位。在他看來，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思想文比體系沒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堅炮利為特點的科學技術而已。所以，曾國藩引進西方文化，大致以此為限。凡與此無直接關系的外來事物，曾國藩多持消極態度，甚至心懷反感，堅決反對。例如，整頓兩淮鹽政，堅決反對采用洋人的辦法管理鹽船的厘稅征收工作，對其子女請西醫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實際上并沒有什么道理可講，僅只因為這些東西來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國藩對修造鐵路亦持反對態度，不僅反對修建普通鐵路，也反對修建一切帶有鐵路之名的技術設施。同治八、九年間，其尚在直隸總督任內，為清除永定河積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稟請購買和使用挖河機器。而要將挖出的淤泥及時運走，則需修造輕便鐵路。曾國藩不同意這一請求。其理由除諸多財政、技術問題一時不易解決外，尚有更為重要的一條涉及國家重大政策的問題：“近年中國力拒外洋來開鐵路之議，豈可反自中國作俑！此層決不可行�！盵1]曾國藩在這些方面，與頑固派極為相似，而同上海灘上培養出來的一批洋務派官僚，例如李鴻章、丁日昌、馮浚光(皆曾任曾國藩幕僚)等有明顯不同，故有人會將曾國藩的某些言論當成頑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學者在稱頌曾國藩的業績時，竟將“他主張修建鐵路”[2]擺在首位，則似乎出于一種想當然，實際上也并沒有提出任何事實根據。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國藩對西方文化表現出的開放性與保守性，有的屬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則出于曾國藩的個人原因。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曾國藩還是其他洋務派人物，對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諸如共和國制度與自由、平等、博愛等，是決不會引進的。而對近代中國來說，這正是不該缺少而恰恰缺少的東西，也是導致中國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務派恰恰是避開了這一要害問題，選擇了一條舍本逐末、避重就輕的道路，這就不能不歸于失敗。猶如一個衰朽年邁之人，即使握有同樣的武器，也無法戰勝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更何況其武器與招數皆學自對方，且處處依賴于人、處處受制于人!至于“隱圖自強”云云，則無論主觀上如何想，自不免屬于自欺欺人了。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46905.html
相關閱讀：清末高層政斗下的女活佛與白花大蛇穢居案
皇太極不但娶過倆寡婦 還曾令自己的妾妃改嫁
康熙天子為什么叫“玄燁”？
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清朝皇帝太多情！
皇太極離間袁崇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