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制訂的工商業政策，是以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為出發點的。發展工商業，如果不利于清王朝的統治，則往往被認為“好貨”，“貪利”而加以摒棄。因此，清工朝的許多工商業政策如果單從經濟上觀察，往往不可理解，但從鞏固清王朝的統治秩序上來考察，又自有其政治需要。內地銅礦，本州本縣的人可以自由開采，外州外縣的人就不準越境開采。同是開采浙江鐵礦，溫、處兩屬就可以開采，寧、臺兩屬就不許開采。同是茶葉運銷，由上海北運天津就可以經由海運，由上海南運廣州則不許經由海運。下海船只，單桅的就準許出海，雙桅以上的就不許出海，等等。單純從經濟上考察，是講不通的。因為開采銅礦也好，鐵礦也好，都需要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都需要外來的支援。經濟需要的是越境開采，而不是禁止越境開采；是四處開采，而不是一兩處開采。茶葉從上海經由海運到廣州，比由內陸翻山越嶺到廣州，時間和運費都有很大的節省，要擴大茶葉銷路，需要的是鼓勵海運而不是限制海運。至于雙桅以上的大船，載重量大，航行迅速，要發展海運，需要的是鼓勵而不是限制。所有這些，清王朝統治階級不是不知道。但它卻有更重要的考慮。在清王朝統治者看來，礦場是“聚眾藏好”的危險地區，上海以南的海面是外夷和好商相互串通的危險水域，雙桅以上的大船，是“桅高篷大，利于走風”，最易愉漏的危險船只。所以，這些都需要加以禁止或者限制，叫做“防患于未然”。

在清王朝的工商業政策中，這種“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是大量的、系統的和周密的。

清王朝對所有礦場，不但在未開之先立下許多限制，而且對已開之礦，還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首先，礦工在進廠之前，必須取具地鄰的保結。乾隆五年（一七四○）規定，礦商“雇傭人夫，必須用本籍之人，取具地鄰等各結，無許外方人等充冒，致主事端”。

其次，他們進廠之時，還要彼此向廠官連環互保，保證不“滋生事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規定：“凡各商名下伙計、伙房、碉頭、礦夫人等，俱令本商取具連環互保，造報廠官”。

第三，進廠以后，還要把他們的姓名、籍貫、年齡、相貌等等，統統造冊，以備查考。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規定：礦商應將“經管各丁匠姓名、年貌、籍貫……，造冊通報查考”。

礦工每人發給腰牌一個，憑牌進廠。乾隆十九年和五十三年都規定：礦工俱“各給腰牌為驗”，“腰牌上印烙丁匠字樣”，以便隨時稽查。

在根據腰牌稽查之外，還要在每十名丁匠中立一頭目，統率管理。乾隆十九年和五十五年都規定：“丁匠十人應選擇匠頭一人管理，庶不致混雜生事”。

這樣嚴密的防范，并不限于礦場。鹽場、漁場和其他出海船只，也不例外。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規定：“鹽場井灶，另編牌甲，所雇工人，隨灶戶填注，即令約束，責成場員督查”。而在此以前三十年，就規定“商漁船只，造船時呈報州縣官，查取澳甲、戶族、里長、鄰佑保結，方準成造。完日報官，親驗給照，開明在船人年貌、籍貫”，“舵工、水手人等，俱各給予腰牌，開明姓名、年貌、籍貫�！薄按�只出洋，十船編為一甲，取具連環保結，一船為非，余船并坐”。

即使是手工作坊，只要聚眾較多，也莫不嚴加控制。蘇州的踹坊，原來就有坊總的設置。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又在坊總之外，另設甲長，互相稽查。

凡是勞動者聚集的地方，官府都本能地視之為“藏奸”淵藪，防范、約束和壓制的措施，都隨之而至。

但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權力，并不能堵塞經濟發展的道路。盡管清王朝對工商業的發展，采取種種限制措施，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這些限制，卻不能不呈現逐步松弛的趨勢。

在城市手工業中，南京絲織業的機戶，在十八世紀以前，每戶控制的機張數目，還受到清王朝的嚴格限制。但是，這種限制，在十八世紀初年，終于取消。從此以后，“有力者暢所欲為”。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后，民間絲織業擁有的機張，達三萬以上，成為“秣陵巨業”�？梢�，限制一經突破，隨之而來的，便是比較迅速的發展。

城市以外的手工業，也是這樣。陜西終南山區，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了數以百計的木廠、紙工和鐵廠。這個封山達五百年的深山老林，一朝開禁，便吸引了來自四川、湖北等省商人的投資。盡管嘉慶帝開放山禁的本意，只是在“綏輯流民”，但對這些木廠、紙廠、鐵廠乃至一丈七、八尺的高爐的出現，事實上并未禁止，而且也無法禁止。因為不準開廠，就要添數十萬無業游民，而這是當時實力受到削弱的封建政府所畏懼的。不僅終南山一地如此，各省采木業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突破清王朝限制的結果。例如山西穆納山產木山場，本來久經封閉，到了十八世紀后半期，就改為“招商開采，設口稽查”。原因是，這里已經有人違禁開采，如果不弛禁，他們就會“滋擾”地方。

對礦業投資的限制，也在發生變化。

清朝統治者對礦業的限制，初看起來，時松時緊，若無軌跡可尋。康熙帝在四十三年（一七○四）時說：“開采之事，甚無益于地方。嗣后有請開采者，悉不準行�！蔽迨�二年（一七一三），換了口氣說：“天地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官處理得宜，不致生事耳�！笨磥硐拗埔延兴�放寬。雍正元年（一七二七），又停止貴州所有銅礦的開采。第二年，又嚴禁廣東開礦，特別是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第三年，對江西開礦，又模棱兩可，說什么“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過了兩年，湖南開礦，又嚴加禁止。乾隆、嘉慶時，或先開后禁，或此禁彼開，反反復復，似乎并無定策。

事實上，清王朝對一地一礦的開采或封禁，都有其具體的條件和原因。前述同一浙江鐵礦，溫、處之所以可開，寧、臺之所以必禁，就是由于一在內地，一在濱海。前者易于駕馭，后者難于控制。但是，在全國范圍內，清王朝對采礦的限制，是在逐漸松弛的。這從開采礦場本身的變動，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從在采礦場的數目看，在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以前，全國每年在采各種礦，沒有超過十個。過了二十年以后，每年在采礦場，就超過了三十個。再過二十年，達到七十個。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首次超過一百個。乾隆八年（一七四三），進而超過二百。至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突破三百之數。以后即經常在三百左右變動。這二百多年中，清王朝也曾停閉了將近八百三十個礦場，但其中有的固然是出自清廷的禁令，有的則是出自礦商的請求。那些以“銅老山荒”為名而停止開采的礦場，與其說是由于清廷的封禁，毋寧說是在開采的過程中，廠商不勝官府的勒索誅求。而這種情形，是越到后期越趨顯著。

可見，在清王朝的工商業政策中，既反映了封建政權對工商業的限制，也反映了工商業的發展對這些限制的突破的要求。這種限制和反限制，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性質的階級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