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舉內容主要通過考題表現出來，清代鄉試、會試考題涵蓋了儒家經典、文學、史學、等方面的知識。書院作為清代承擔教學功能的主要機構，其教學活動受到科舉考試內容的深刻影響，并通過卓有成效的教學活動為科舉服務，作為清代省城書院的岳麓書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為湖南科舉及第率最高的機構。
[關鍵詞]科舉內容；書院教學；鄉試試題 科舉作為上制度最完備、延續時間最長的考試制度，對中國古代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中科舉考試內容對教育的影響是最為直接的，官方指定的科舉考試內容往往成為各種教育機構教學的主要內容。清代書院與科舉的關系十分密切，多數書院是為科舉培養人才服務，其教學內容與官方指定的科舉考試內容幾乎重合，這一點已經為大多數書院研究者所認可。我們在研究書院教學與科舉關系時，多是從書院學規、章程及其它相關的史料出發，而對科舉制度的史料則相對忽略，使書院教學與科舉考試內容的關系未能較為具體地呈現。 拙文以咸豐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鄉試試題為例，選取湖南最有代表性的書院——岳麓書院為個案，分析科舉考試內容對其教學的影響，力圖將二者的關系更加具體地呈現出來。 一 鄉試考題：對考生知識水平的全面評價 自恢復科舉取士制度以來，清代科舉的考試內容雖然進行了幾次調整，但八股文的優劣仍然是考生去留的最主要依據。筆者以咸豐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鄉試考題為例，來分析八股文對于考生知識結構的要求。該科的正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道光庚子科進士吳保泰，副主考是工部鉛子庫主事、則例館提調提調、道光乙未科進士喬松年，擔任閱卷具體工作的同考官共計9名。該科錄取舉人62名，解元為邵陽縣學廩生何澤洪。另取副榜9名。 第一場的《四書》題是：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萬鐘則不辨禮儀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 賦得“湖光盡處天容闊”得“天”字五言八韻。 第一題是出自《論語》“季氏篇”第十六。第二題出自《中庸》。第三題出自《孟子·告子》。從八股文的命題類型來看，這三個題目都屬于鄉會試命題中常用的大題，而且基本上都是單句題，這種考題的意思相對完整，比較容易把握主旨。高塘的《集鈔·題體類說》云：“能工此，則諸體無不工，譬如學書者，不工于楷，未有能工于行草者也�！痹谒磥�，這種大題能最有效地測量考生寫作八股文的水平。 在科舉考試的實施過程中，清代鄉會試考官普遍重視考生第一場八股文寫作的優劣，將其作為錄取與否的主要依據，而相對忽視第二、三場的答題情況。清廷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要求考官重視第二、三場的閱卷，并綜合三場的成績決定錄取名單。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朝廷頒布上諭：“至于二、三場策論，尤足覘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今會試伊爾，著禮部先期曉諭應試士子，于二、三場文藝，均應努力殫心，毋得潦草完卷。試官如以限于時日，不能細心校閱后場，不妨奏請展限，務得真才，以收實用。若收取試卷中，有經義可觀，而策論疵繆荒竦者，朕惟于主考官是問。”盡管如此，科舉錄取偏重第一場八股文的慣例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 正是由于科舉考試偏重頭場，使得頭場的“四書文”受到了格外的重視，考生在規定時間內寫出能讓考官賞識的八股文就顯得尤為關鍵了。而考生僅僅通過背誦《四書》《五經》和一定數量的八股文范文是不可能具備這樣的能力的，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學習經、史、文學知識，并進行刻苦的八股文寫作訓練才能達到。換言之，要寫作優秀的八股文，必須有扎實的經、史、文學功底和良好的語言運用能力。乾隆三年(1738年)，禮部在為科舉制度辯護時，認為“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余，精微之奧旨，未有不可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痹洆雾樚爨l試主考官的狀元韓?在《乙卯順天鄉闈墨序》高度肯定了八股文測量與評價士人知識水平的有效性，他說：“八股之格，雖若小道，而命題必主《四書》《五經》�！端臅贰段褰洝贩鞘霃陀谄湫刂�，無以言也�！端臅贰段褰洝分畷胫畯椭�，非貫穿浹冶，以周、程、張、朱子之書，猶無言也。《四書》《五經》、周、程、張、朱子之書，既知其相為表里，其于三才萬物之理，離合分?忽之間，與夫古今禮樂制度，沿革與壞之故，皆可以有所發明，而言之廓如矣�！彼M一步認為，要寫好八股文，僅僅只學習儒家經典及程朱是不夠的，還需要廣泛地學習史學和文學知識，將這些知識運用到八股文的寫作之中去，才能寫出高水平的八股文，他說：“(八股文的寫作——引者)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漢以來，如左氏、公羊、谷粱、屈原、莊周、揚雄、司馬遷、班固之文章，以迄于韓、柳諸家，皆能往復出入，變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養吾氣，以達吾才。夫然后?而為科舉之文，皆彬彬可觀也�！闭怯捎诎斯晌哪茌^為全面地考查考生的知識水平，因此從減輕閱卷壓力的角度而言，考官將頭場八股文作為決定錄取的關鍵是有其合理性的。 實際上，不僅八股文能全面考查考生，第二場和第三場的考題也能考查考生的知識水平。限于篇幅，筆者僅以咸豐元年湖南鄉試第三場的第三問為例： 問：《論語》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彼父鳟悾我詤^之?周子《太極圖說》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薄锻〞费浴罢\無為，幾善惡其義�！鞭扇裘鞯莱套友浴吧^性”，何以與告子不同?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論敬，既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先后何以互異?喜怒哀樂之未發，程子以為中者，在“中”之義非《中庸》之“中”，試為析之。張子謂：“心統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庇兄阁w指用之別，其意同歟?異歟?邵子論心性之言，朱子稱其著實，可舉其語?《中庸》言率性，《大學》言正心，似性為體，而心為用。朱子論心性謂“當先說心”，何歟?朱子又謂：“以天命謂性觀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謂：“性，天理也�！蹦苈勂淞x歟?圣代敦崇實學，諸生研究切蒯，必有所得，其陳之以覘蘊蓄。 這一問包含了11個小問題，主要考查考生掌握程朱理學知識的程度，命題者不但要求考生能列舉出主要代表人物的學術觀點，而且能對這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觀點進行分析比較。這需要考生對宋儒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認識，而宋代程朱理學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哲學體系，系統地把握這一體系是有相當難度的。如果考生沒有較好的儒學、史學基礎，根本無法很好地回答這種類型的考題。 從湖南咸豐元年辛亥恩科鄉試的考題來看，科舉考試的內容涉及到儒學、文學、史學，甚至是地方史等方面的知識，考查的知識點遠遠超出《四書》《五經》和程朱理學的范圍，能較為全面地考查士人的知識水平。書院教學能否為生徒提供這些應試知識呢?或者說書院教學能否滿足生徒讀書應試的需求呢? 二 修復書院：滿足士人讀書應試的需要 清初，為實現對漢族廣大地區的統治，必須籠絡漢族士人，因此滿族貴族毫不猶豫地實行科舉取士制度，讓漢族讀書人有仕進之途。在科舉的誘導下，全國讀書應考人數急劇增加。雖然官學數量明顯增加，但教官數量明顯不足，官學很難有效地開展教學活動。在這種情勢下，大批士人為能實現金榜題名的夢想，便選擇書院作為求學之所。 對于書院這種有別于官學的教育機構，清代統治者逐漸認識到其存在的價值，改變了抑制其的政策，轉而實行引導書院為培養科舉人才服務的統治策略。至雍正年間，書院在培養科舉人才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明顯，這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鼻≌J為通過發展書院，可以補充官學之不足。正是在這種政策的引導下，為科舉服務成為清代書院的最主要職能。 清初岳麓書院恢復辦學的動力亦是為科舉服務。順治九年(1652年)修復之后，岳麓書院并未充分發揮其培養科舉人才的職能，至康熙年間再次走向衰落，甚至出現了“鞠為荒榛，南軒義利之辯不聞，考亭安撫之賢難遘，遂致科名替落，?學衰微”②的衰敗局面。康熙七年(1668年)，巡撫周召南重修，基本恢復了明代岳麓書院的規模。值得注意的是，周召南支持修復岳麓書院之后，為其規定了發展方向，他說：“予愿有志之士敬業于此，以求道與仁之實際，而大用于天下。勿徒滋朱陸之辯，而成洛蜀之競也。斯社稷賴之矣�！痹谒磥�，岳麓書院的未來發展不必再以講學為重，而應重在為朝廷服務。而作為教育機構的書院對朝廷的最大貢獻莫過于培養科舉人才。然而，因受“三藩叛亂”影響，岳麓書院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再次遭受戰火的重創，重修之初確立的辦學目標也沒有實現。 十一年后(康熙二十三年)，湖南巡撫丁思孑L重修書院，聘請郭金門任山長，岳麓書院再次步人快速發展的軌道，科舉應試知識成為教學的重要內容，丁思孔說：“乙丑秋仲，而圣殿兩廡齋舍成，招致生徒肄業其中。設贍餼廩，每月課試者三，手自丹黃甲乙之，為多士勸。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負笈來學者日益眾�！睍航虒W與考課制度結合起來，吸引了眾多讀書人前來求學。丁思孔也親自參與書院教學，經常在公務之余前往書院檢查生徒的學習情況，毛可際說：“每公余之暇，課其會業，用相鼓舞。父老扶杖感嘆，以為祝記以來所未有也�！睘楸阌谠缆磿洪_展八股文教學，丁思孔和其他幾位地方官員一起編輯了八股文選本——《岳麓書院試牘》，時任山長的郭金門為之作序，其中特別提到丁思孔等地方官吏在編輯這本八股文選本時所起的作用，他說：“今天子好文，廷臣屢上書請正文體，海內力學嗜古之儒，彬彬稱盛，而長沙燹冷之余，會大中丞丁公、督教姚公、郡司馬趙，風起文瀾，一筆一削，點墨成金，并藏岳麓。余得窺其全豹，因之有感�！�
丁思孔還利用其地位為岳麓書院爭取資源，他先后兩次上疏，請求朝廷御書匾額和賜經史之書。經過丁思孔和山長們的共同努力，岳麓書院在培養科舉人才、學術等方面的成效終于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賜御書匾額“學達性天”，同時還獲得朝廷頒發的十三經和二十一史等十六種書籍。朝廷的表彰不僅使岳麓書院的地位進一步穩固，而且進一步推動了書院科舉教學的發展。 作為巡撫的丁思孔修復岳麓書院的同時，也大力倡導發展官學，使湖南的事業有長足發展，湖南科舉相對落后的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改觀，“甲子初春，丁大中丞公來撫楚南，于拊摩凋瘵之余，留心學校，以振興鼓舞之。是秋湖南獲雋者，競得一十七人�！贝舜魏䦶V鄉試錄取舉人63名，湖南中舉者占26％，這對科舉相對落后的湖南來說已經是巨大的進步。此次科舉的成績極大地鼓舞了丁思孔及湖湘士子，為使湖南士人在鄉試中更有競爭力，他們將全省最優秀的讀書人集中到岳麓書院，進行更加系統而嚴格的科舉應試訓練，由當時擔任長沙府同知的趙寧負責考課，“嗣后，復集所部子弟員，拔其尤納之書院，使卒其業。命寧司董戒之役。寧不揣谫陋，從公鞭弭，得與諸縫掖相周旋者兩季，于茲月輒一試，糊名而進，公目覽手衡，隨置甲乙。”通過這種考前強化訓練，極大地提高生徒的應試能力，使他們在激烈的科場競爭更容易脫穎而出。 此后，為科舉培養人才一直是岳麓書院最為重要的職能，這在整個清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續�？婆e成為書院教學的指揮棒，有關科舉制度的改革或者調整都受到書院師生的關注。清代編纂的《岳麓書院志》都將有關朝廷頒布的有關科舉與書院的政策性文件置于卷首，以便能引起師生們的關注。同治六年(1867年)編撰的《長沙岳麓書院續志》卷首是“新典恭祀”，即收錄了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間朝廷出臺的有關書院與科舉的相關政策，比如這一卷中收錄了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湖北分闈的上諭，以及湖南巡撫李發甲請求分闈的奏疏等等�？梢�，書院在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得以修復，多將培養科舉人才作為重要的職能，岳麓書院也不例外。 三 書院教學：培養科舉人才 在科舉重八股文的氛圍下，書院教學也是以八股文為主。山長既是書院的行政長官，也是書院教學工作的主持人，因此山長的知識層次與經歷對教學活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在清代岳麓書院的37位山長中，有22名是進士出身，其中歐陽正煥、熊為霖、羅典三位山長曾在湖南鄉試時高中解元，因此他們對科舉教育和科舉考試都已經相當熟悉。 不僅如此，筆者根據《清秘述聞三種》和《岳麓書院山長考》對岳麓書院山長情況進行了統計，在有進士功名的22位山長中，有多達16位在出任山長之前曾經擔任過鄉會試考官或學政。比如岳麓書院最后一位山長王先謙先后擔任過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云南鄉試副主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會試同考官，光緒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江西鄉試主考官，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科浙江鄉試副考官，光緒六年(1880年)庚辰科會試同考官，光緒十一年(1885年)任江蘇學政等職務。清代擔任鄉會試主考官和學政職務者一般都具有進士功名，岳麓書院的16位山長能從清代總數達26849名進士中脫穎而出擔任考官，實屬鳳毛麟角，這說明他們的才學與品德已經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多次出任考官和學政讓他們能有機會更加清楚地了解科舉考試的運作程序，進而能對書院的科舉應試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從而提高教學的效率。龍瑛從自己擔任鄉試主考官錄取考生的經驗出發，要求生徒在應試時必須用心作文，他說：“言為心聲，因其言以考其學與識。而其心術之所向，與夫品詣之所成，亦從可知。彼逐新趨異，夸目尚奢，專事揣摩剽竊之術者，所蘊不深，所發必不厚。《易》曰：‘修辭之誠’，《書》曰：‘辭尚體要’，斯固別裁之準的也�！� 寫作與評閱八股文是岳麓書院師生主要工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任岳麓書院山長的李文?制定了《岳麓書院學規》，其中對于八股文教學有明確的規定：“每月各作三會。學內者，書二篇，經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論一篇。學外者，書二篇，有余力作小學論一篇。照止憑臆見丹黃，倘或未當，即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备鶕@一學規，書院教學以八股文為重要內容，生徒每月需要寫《四書》文兩篇，《五經》文兩篇，并作性理論一篇。而山長則要按照科舉考試評閱試卷的要求對八股文進行圈點句讀，并恰如其分地寫出評語，使生徒能根據評語進一步提高寫作水平。對于八股文的寫作，這一《學規》也提出了具體的寫作方法，“當規仿古方，宜取賈、韓、歐、曾數家之文字熟讀，自得其用。制藝以歸唐大家為宗，雖大士之奇離，陶庵之雄渾，皆蒼頭技擊之師，非龍虎鳥蛇之陣也�！痹谠姼璺矫�，李文熘強調首先必須先學杜甫之詩，然后可以學習其他詩人的；須先律詩，后古風，先五言，后七言。 與其他書院一樣，考課也是岳麓書院的主要教學形式。課藝是生徒在考課時的八股文習作，很多山長都重視編輯和出版優秀的課藝，這不僅能激勵生徒練習寫作八股文的積極性，而且還能為歷代提供八股文范本，供他們學習揣摩。 曾擔任岳麓書院二十七山長的羅典多次編輯印刷《岳麓書院課藝》�！对缆次拟n》中收錄了他的兩篇《岳麓書院課藝敘》。嘉慶五年(1800年)，羅典第一次編輯課藝時得到了其學生、貴州學政周鍔的支持。周鍔為羅典執掌書院時的生徒，在岳麓書院求學長達5年之久。在書院求學時，他從前人的課藝中得到了諸多啟發，因此任貴州學政之后主動請纓協助羅典編輯課藝，羅典說：“其(周鍔——引者注)初時其學其為文，屬某題某姓名皆借為觀摩，以收益者。至后來相踵能手倍增，亦未得遍觀盡識。乃欲攜其簡定錄出之稿本至任所刊刻，為余二十年來著其五色品題之盛心噫，又怪矣。師弟子之傳習相仍，亦會有是耶。因急就案頭及東西齋，裒輯付之，得一百六十余篇。不數月即印刷裝釘，便郵傳至�！绷_典首次編輯的《岳麓書院課藝》收集了優秀的八股文習作160余篇。此后，羅典再次收集了106篇八股文，再次編輯、刻印《岳麓書院課藝》。嘉慶十一年(1811年)羅典在續刻《岳麓書院課藝》的序言中，大肆宣揚書院科舉教育的效果，特別提到了嘉慶十年書院生徒彭浚狀元及第的榮耀，他說：“名山萃秀，文教之浸盛日有加，知未艾矣。又往春乙丑進士榜，衡山彭君浚號寶臣得巍然大魁，洵遙省僅事，亦自有書院以來未之聞。南岳發祥科名之浸盛，今為最，又可量乎?”彭浚是岳麓書院自創建以來的惟一狀元，也是清代湖南兩位狀元之一，山長羅典的教育之功是不可抹殺的。此后，歐陽厚均編刻《岳麓書院課藝》四集，周玉麒收集生徒時文習作223篇，編成《岳麓書院課藝》。應該說，這些課藝與書院其他藏書一起成為生徒們學習的重要書籍。 岳麓書院是有著深厚學術傳統的著名書院，山長大多是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因此他們在教授科舉應試知識的同時，還向生徒傳授程朱、史學和經學知識。山長們認為經、史、文學是應試科舉的基礎，“夫所謂君子之文者，本之經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廣其識，沉潛于宋元有明諸儒之緒論，以淘其渣滓，而歸于純粹，其于，則一本先民而神明之。故其為文也，其足以闡發圣賢之精蘊，而自然不戾于繩尺。” 自朱張會講之后，岳麓書院成為研究與傳播程朱理學的重鎮。歷代岳麓書院的山長都將程朱理學作為教學的重要內容，要求生徒全面、系統地學習程朱理學，清代也不例外。李文?制訂的《岳麓書院學規》對此有明確的要求：“《四書》為六經之精華，乃讀書之本務。宜將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參之以《或問》，證之以《語類》，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講書可也。次則性理為宗，其《太極》《通書》《西銘》已有成說矣。至于《正蒙》，尤多奧僻，嘗不揣愚陋，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諸君倘有疑處，即與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語錄、文集，自為誦習可也�！庇捎谇宕婆e的頭場八股文從《四書》中命題，并要求運用程朱理學的觀點來寫作八股文。因此，通過系統學習程朱理學是寫作出色八股文的重要基礎。不僅如此，岳麓書院的這一學規的要求與咸豐元年辛亥恩科湖南鄉試第三場第三問的試題內容基本相同，如果岳麓書院生徒參加此次考試，肯定較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由于岳麓書院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能契合科舉考試內容，從而能滿足生徒獲取科舉應試知識的需要，因此清代岳麓書院成為湖南地區科舉人才的主要培養基地，史志稱書院“發科者稱極盛云”。王文清執掌書院時，不少生徒獲得了科舉功名，其中還有幾位生徒進士登第，他對此非常滿意，在《岳麓留別諸子長句中》自豪地宣稱：“從者八十人，蛟騰云雨施”。羅典的門人中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也不在少數，嘉慶六年(1801年)其門人周鍔說：“岳麓書院自慎齋羅老夫子以壬寅來主講席，至今辛酉凡二十年，前后肄業生徒統計領鄉薦，捷南宮與拔優行，及舉孝廉方正者，不下百數十人，內官如翰林部曹教習，外官如民牧司鐸類，皆卓然自立，有以仰體夫子之教”。羅典門人歐陽厚均執掌岳麓書院時，更是人才輩出，科舉及第者更是不在少數。道光五年(1825年)鄉試時，岳麓書院山長歐陽厚均“名下貢舉四十有九人”，占該科湖南鄉試錄取正榜和副榜共計145名中的三分之一強。道光十五年(1835年)，岳麓書院又有28人登乙榜，占同年全省舉人的40％，陶澍、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即是此時走出岳麓書院，踏上場屋競爭之路，實現了金榜題名的夢想。 當然，筆者強調岳麓書院的教學內容與科舉考試內容的密切關系，并非要否定岳麓書院在學術研究與傳播方面的功績。筆者認為書院的學術研究與傳播有利于生徒的應舉，而且生徒通過科舉及第之后，又能進一步推動書院學術，乃至與書院相關的學術學派的發展。如岳麓書院生徒歐陽厚均科舉及第入仕為官，后長期擔任岳麓書院的山長，培養了大批經學人才。賀長齡為羅典擔任岳麓書院時的生徒，鄉試高中第一名，嘉慶十三年進士及第，后官至云貴總督。他邀請岳麓書院生徒魏源至其府中，共同編撰《皇朝經世文編》。該書發行之后，“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極大地促進了湖湘士子經世學風的發展。不可否認的是，科舉及第是賀長齡有能力組織并完成這樣的學術巨著編纂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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