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護欄均為中式，室內裝潢卻為西式。公館底樓設的秘密通道直通嘉陵江邊，緊急情況下可開啟逃生，只是現在的曾家巖151號已作為巴渝文化區被重新修葺一新。當年，戴笠與余淑衡相好后同居于此時，兩人可是打得火熱。

　　在與原配妻子生活時，戴笠就曾背著妻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元配妻子叫毛秀叢，是一位纏過足的農村姑娘，與戴笠生下獨子戴藏宜，在戴笠得志后遭嫌棄。毛秀叢發現戴笠亂搞女人還染上性病后，一氣之下回了浙江江山老家，再也沒有與戴笠講過一句話，直至1939年去世。獨身的戴笠更加肆無忌憚，四處獵艷。

　　1938年10月底武漢淪陷后，戴笠到重慶主持軍統局工作，辦公地點在羅家灣軍統局本部。住地有曾家巖151號(現中山四路85號)、上清寺康莊3號兩處。前者對外稱為戴公館，后者是從鮮英家租借的。到重慶后，戴笠在認識影后胡蝶之前，對中央政治大學外語系學生余淑衡寵愛有加。余淑衡是湖南人，大學畢業后，于1938年進入軍統在重慶舉辦的外交訓練班學習。因其長相出眾，成績優秀，鶴立雞群，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余淑衡畢業后，戴笠把她調到身邊當秘書，以掩人耳目。戴笠與余淑衡相好后，同居于曾家巖151號，兩人如膠似漆，難舍難分。

　　戴笠甚至取了一個化名叫“余龍”，他討好地對余淑衡說：“我取這個名字，表示我很愿意做余家的乘龍快婿�！�

　　原歌樂山“山洞新生路”4號，位于現“山洞平正村”5號附近，周邊環境主要有林森題字“小陪都”、“陪都雨兩江(根)情”雕塑。聽得當地一位吳姓老太太說，新生路4號大概為從平正村路口右邊算起20-100米范圍之間的地方。因為城市的日新月異，當時的場景已完全被淹沒。那時的楊虎公館為一樓一底，石木結構，堅固耐用。因西南多雨，屋頂為坡面，覆以青瓦。山洞公路上達歌樂山，下通沙坪壩文化區。胡蝶借住此地時還經常去文化區參加文藝界的聚會。

　　戴笠與余淑衡的關系原本正火熱，可惜后來余去美國留學，兩人的風月之事無疾而終。恰在此時，戴笠聽說影星胡蝶到了重慶，他曾看過不少胡蝶主演的影片，不禁想入非非。此時的胡蝶，雖已嫁為人婦，卻仍然美貌絕倫。

　　戴笠先找來早年在上海結識的密友唐生明幫忙。唐的老婆徐來也曾為影業界的演員，還是胡蝶的好友。徐來愿意為戴笠牽線搭橋，卻因她要跟隨被調往上海做秘密工作的丈夫前行而將此事耽擱下來。之后，戴笠更是利用其職務特權派軍統局特工四處打聽，得知胡蝶借住在曾任上海警備司令的楊虎家，地點為歌樂山山洞新生路4號。楊虎的老婆林芷茗是胡蝶的童年伙伴，親密無間。戴笠又轉而請楊虎夫婦幫忙。正是在楊虎家，戴笠初次見到胡蝶，驚為天人。

　　他知道胡蝶生性傲慢，想要“泡上”她，需要等待好機會。戴笠懂得把握時機的重要性。

　　機會來了。原來在抗戰爆發后，胡蝶夫婦曾遷居香港，不料1941年底香港也淪陷。日軍當局企圖拉攏中國知名人士，胡蝶還因此遭到威逼利誘。于是，她決心逃往內地。在走之前她委托友人楊慧敏將其細軟運回內地，自己則與丈夫輕裝前往。到重慶后不久，在楊慧敏的來信中，胡蝶得知所托物資在經過廣東東江時遭到土匪搶劫，片縷無存。胡蝶心痛許多紀念品，聞訊傷心欲絕，一病數日……為尋回原物，胡蝶托了幾個朋友幫忙。聽說戴笠有辦法找回珠寶，胡蝶便硬著頭皮與其交往。戴笠一聽此事，心下大喜，當即答應幫助破案。

　　戴笠馬上派人前往湖南株洲，將楊慧敏逮捕押回重慶，監禁在石灰市稽查處看守所。對于胡蝶遺失的東西，他按胡蝶的描述，派人去國外購置，然后謊稱追回了一部分財物。胡蝶見過世面，一看這些“追回”的珠寶、衣物雖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價值更貴，于是對戴笠說了許多感激話。戴笠因此贏得胡蝶好感，并經常去山洞楊虎家，時有酒局、飯局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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