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改革也引發了與教育相似的效應。經過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兩件大事的刺激，清廷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組建新式軍隊的重要性。由此，朝廷命令各省改革兵制，取消舊式“武舉”，創建新式的武備學堂，組建擁有西方武器裝備和受過西式軍事訓練軍隊。這個想法本身是不錯的，可是對清朝來說卻隱藏著致命的危機。要訓練新軍，新式軍官就必須有相當的學識(這才能保證他們使用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接受先進的軍事思想)，為此，清廷派遣一批人到日本學軍事，可是，這批人在日本學軍事的同時也接受了先進的思想，不再“忠君”了。結果，當辛亥革命發生時，原來屬于清朝的新軍大部分倒戈，站到了革命的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末新政也可算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 ∏迥┬抡允Э�、為大清王朝培養“掘墓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專制體制的弊端。晚清的統治階層在總體上是沒落的清廷皇族及腐敗的官僚利益集團，這些人是專制政體的既得利益者。迫于內外的壓力，他們不得不發動清末新政，試圖通過改革來緩和社會矛盾，借增強國家實力之機來加強自己的威權，擴張自己的勢力。所以，這些人發動改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富國強兵”，使中華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東方，而是為了保住大清王朝，保住甚至擴大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團的權勢。正因如此，清末新政從啟動的那一天開始就充滿了矛盾，使得很多好的改革舉措無法實施。比如，清末新政廢除了科舉考試，提倡舉辦新式教育，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墒�，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依然要求培養“忠君”、“尊崇孔教，愛戴大清”的“子民”，忠君教育始終是清廷不肯放棄的一條底線�！ ≡俦热�，資政院和咨議局的創設本是為了廣開言路，為憲政做準備工作，可是，清廷卻愈加嚴格地控制人們的言論。當清朝宣布接受立憲思想的時候，作為響應，中國的知識界要求召開國會。梁啟超還在日本東京組織政聞社，促進憲政運動。按說，這是一種正常的互動，但清廷卻對此十分害怕，警告人們不要議論政治，“紳商不得干預立憲”，甚至要求人們不得公開發表演說，同時指出，主權仍然屬于皇帝，決策權仍然在朝廷。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庶政公諸輿論，而實行庶政，裁決輿論，仍自朝廷主之”。由此可見，盡管是在改革時代，專制政體依然懼怕民意，懼怕輿論。而所謂的“公諸輿論”，不過是裝裝樣子罷了，一旦人們真的行使“參政議政”的權利，專制政府就會立即露出真實的丑惡嘴臉，打壓言論自由。 在“立憲”這個問題上不尊重民意，剩下的一條路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悶著頭自己搞。殊不知，沒有輿論的推動，統治階級內部的政體改革就缺少了必要的壓力，所以就動作緩慢，1905年派大臣出洋考察立憲政治，結果到了1911年才成立一個所謂的“責任內閣”，而這個內閣便是臭名昭著的“皇族內閣”，它的13名內閣成員中，漢人只有4名，滿人卻有8名，而這8名滿人中，皇族又有5人。也就是說，這個內閣成員絕大部分是滿人，而滿人中又以皇族為主。至此，清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本意暴露無遺：他們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不過是在借“立憲”之名集權于皇族。政治體制改革的精髓就是“分權”，可是，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非但不“分權”，反而借改革之名行集權之實。這樣的改革，怎能不遭唾棄？不改革不行，改革得太慢也不行，打著改革的旗號騙人更不行。腐朽的晚清皇族可能至死都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深刻理解這番道理的任務就落到了今人的身上。 清廷不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擠壓人們參與改革的空間，而且還在經濟上剝奪民眾分享改革成果的權利。改革需要大量的資金，可是，清廷在宣布實行新政時并沒有足夠的啟動資金。它籌集資金的辦法就是榨取——以強制捐獻和額外稅收等名目榨取公眾的錢物。這樣，改革的“陣痛”大部分由老百姓承擔了。許多百姓因此流離失所，成了游民，這些游民最后成了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要數保路運動。1911年5月，清廷以“鐵路國有”為名，將已歸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筑路權收歸“國有”，然后又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此種公然侵害民眾權益之事自然激起了人民的強烈反抗，于是四川、湖南、湖北、廣東等省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在與清廷交涉無果的情況下，領導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團結廣大民眾，對清廷施加壓力。他們巧妙地把經濟目的和政治權利聯系在一起，要求清廷遵守當初的許諾。在1901年的新政詔書中，光緒皇帝明確表示“鐵路準歸商辦”，可是現在，清廷竟然又說鐵路必須“國有”了，這等于剝奪了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權利。當年的新政詔書還宣稱“庶政公諸輿論”，可現在，民眾的輿論明明要求清廷收回不合理的命令，可清廷就是不接受。保路同志會在成都設祭壇，焚香祭奠光緒皇帝，以此來給清廷施加政治和道德壓力�？墒牵逋⒁廊恢妹癖姷暮侠硪笥诓活�，拒絕與保路同志會協商解決。清廷的粗暴做法導致沖突升級，保路同志會于9月1日做出了抗稅的決定，而清廷則下令鎮壓保路運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了蒲殿俊等9名保路同志會會員，還槍殺了數百名請愿群眾。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憤怒，同盟會的龍鳴劍、王天杰等人借機掀起了武裝暴動，四川局勢由此不可收拾，這時清廷才答應給鐵路投資者以足額賠償，但為時已晚。起義活動四處蔓延，當局根本無法控制。清廷只能從湖北調軍隊前往四川鎮壓起義，結果恰在此時，湖北又爆發了武昌起義，大清朝由此轟然坍塌。 不許民眾參與改革過程，不愿意讓民眾分享改革成果，改革最終就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場分贓。清末新政就是對這一點的最好詮釋。實際上，無論是訓練新兵還是創辦工礦企業，無論是修建鐵路還是鑄造錢幣，參與清末新政的官員全都中飽私囊，借機腐敗。在新政時期，清廷的高級官僚和商人聯合，創辦了一批新式資本主義企業，可是，官員插手企業的結果是，搞得中國的企業產權混亂，官商不分，腐敗叢生。對此，《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作了精彩的分析：“中國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度多半取決于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給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1911年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自己。最后，甚至在經營方面，由于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像私人企業了�！薄 ‘斎�，從物質層面上看，新政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吸引很多有作為的漢族大員——如張之洞、袁世凱等——參與其中，似乎給晚清帶來一些起死回生的跡象。但我們必須明白，他們之所以熱心于新政，并不是因為他們熱愛清朝，忠于皇帝，而是因為他們要保住并擴張自己的權勢。他們深知：如果沒有清朝，他們的權力會化為烏有。他們甚至也知道，大清早已千瘡百孔，即便實行新政，也拖延不了太多的時日。他們所要做的，并不是挽救大清(大清已經不值得挽救)，也不是拯救百姓蒼生(他們沒有這么高尚的情懷)，而僅僅是趁著大清完蛋之前大撈一把，盡可能地為自己日后的發展積累資本。終于，辛亥革命來了，像袁世凱這樣的清廷大員，他所做的不是設法挽救大清，更不是為大清殉國，而是促使這個王朝盡快解體，并以此作為自己日后發達的跳板�！ ∮纱丝梢�，一項新政也罷，一場改革也罷，如果只從“朝廷”(政府)的本位出發，而不是從“民眾”的本位出發，只把“民眾”當作改革陣痛的承擔者，把廣大百姓當作“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背景音樂和陪襯道具，那么，這樣的改革即便規模再大，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摹 ∑叫亩�，與1898年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屠刀相比，1901年宣布實行改革的新政詔書顯然可以給人們樂觀的期待。事實上，清末新政所實施的改革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康梁維新變法的衣缽，表明大清王朝正試圖將中國引向現代化的道路。可是，恰恰在變革的過程中，大清帝國轟然坍塌。清末的這段歷史很容易讓人想起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一段論述，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寫道—— 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藗兡托娜淌苤嚯y，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憤�！ ∥矣X得，這段話不僅可以解釋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而且還可以移到中國，為我們更深入地解讀清末新政的失敗提供很好的理論視角�！皩τ谝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腐敗的晚清是一個壞政府，而它又恰恰跌倒在變革的路上。可見，歷史往往會用不同國度的史實來揭示相同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又足以給人以超越時空的聯想和啟迪。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114401.html
相關閱讀：清末高層政斗下的女活佛與白花大蛇穢居案
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清朝皇帝太多情！
皇太極離間袁崇煥
康熙天子為什么叫“玄燁”？
皇太極不但娶過倆寡婦 還曾令自己的妾妃改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