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門與歷史學科關系極為密切的學科，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與歷史學科主流歷史觀的演化有著直接的關系。在當下的學術界，由于全球史觀在歷史學科的生成和傳播，國際關系學科的形態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全球史觀的生成及其關鍵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研究世界史的歷史學家們大體遵循前輩學者所確立的指導方針，即通常將世界歷史看作國別史、區域史的疊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包括世界力量對比狀況的空前變化、科技的快速進步以及知識的廣泛傳播，引發了這一領域歷史學家們的深刻思考。一些有遠見的歷史學家意識到，需要建立一種全新的歷史觀，超越既有的以民族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來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全球史觀由此萌生。經過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歷史學者的不懈努力，全球史觀目前已經成為歷史學界的主流。
所謂全球史觀，就是將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的歷史觀，因而它又被稱為整體歷史觀。它從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方面考查人類歷史，高度注意統一性，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是從分散發展向整體發展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始于新航路的開辟，并在其后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體日益密切復雜的互動中不斷得到加強。全球史觀的關鍵點其實并不在于是否談論了一個"整個世界"，而在于是否把研究對象置于普遍聯系而不是相互隔絕的"世界"之中。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倡導和運用的唯物史觀，可能是最早的全球史觀。這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對人類歷史特別是交往關系的闡述中有非常鮮明的體現。
全球史觀根本區別于以往那種明確或潛在的"西方中心觀"和"國家中心觀"，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為了對沖"西方中心觀"、"國家中心觀"而產生的。自近代西方社會在人類歷史中崛起以來，"西方中心觀"、"國家中心觀"得以形成并流布甚廣，在人類社會科學諸多領域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尤以歷史學科為甚，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編纂的7卷本《世界史》是這一歷史觀最為典型的代表。但也應當看到，即使在西方學術界，"西方中心觀"、"國家中心觀"自現代以降也不斷遭到批評。歷史學家兼國際關系理論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l）就寫道："在過去400年間，英語世界的歷史無疑是偉大的歷史時期。但是，把這當作是全球史的中心內容，而把別的一切東西當作是這中心內容的邊緣內容，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歪曲觀點。"一些史學理論大家也認為，"主要從西歐觀點解釋事件已經不夠了，我們必須嘗試采用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全球史觀的生成及傳播，使人類在觀察、理解和闡釋自己歷史的時候，不再基于特定的因而肯定是有偏見的區域或者國家的視角，而是從總體上超越原有視角，而采取一種全景式的宏大視角。
全球史觀已經在歷史學界催生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成果。比如，在歐美學術界，美國學者勒芬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的《全球通史》自1970年出版問世以來，被譯成多種文字，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學術影響。另一位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所著的《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也在全球暢銷50年。在中國學術界，自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運動所產生的動能，學術研究的展開和深入，使得全球史觀緩慢萌發。已故世界史大家吳于廑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指出："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系，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程，這個歷程就是世界歷史。"吳于廑和齊世榮兩位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就是一套融入全球史觀的優秀教科書；于沛主編的《全球化和歷史》論文集中收入多篇論文，專門討論了全球史觀問題。
全球史觀的生成有助于全球政治學的構建
全球史觀的生成對于國際政治學研究是有重大學理價值的。這一點體現在對后者的理念、視角、研究對象、研究議程等多個方面。
以往的國際政治學，其關注的對象主要是主權國家，或者說國家是國際關系最主要的行為體；其他類型的國際行為體，比如國際組織、政黨等即使受到關注，也是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不僅如此，在國際行為體中，以往的國際政治學也只限于關注大國或者中等強國，數量眾多的小國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實際上被遮蔽了。直到最近幾年，小國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才受到部分學者的關注，但相關研究成果仍未得到學術界足夠重視。與這種國際政治學相對應的，就是國際關系史以及更為具體的國際關系思想史，也是或明或暗地以大國特別是以西方大國為中心，以至于一些嚴謹的國際政治學者在相關著述中不得不對自己可能持有的偏見加以說明。
全球史觀的形成，對上述片面性的糾正提供了可能，并因此催生了"全球政治學"（Global Politics）的理念和構建全球政治的行動。這種全球政治學不是以往國際政治學的改良版，而是革命版。它將政治學、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整合在一個框架內，摒棄了以往功能主義的、區隔國內和國際的做法；它所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國家行為體，而是包括各種超國家行為體和次國家行為體，由此導致對國際行為體之間的關系的觀察更為立體；它所展現的思維不再糾纏于傳統的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而是嶄新的復雜系統思維；它在價值取向上不再是保守主義或者循環論，而是發展主義或者進化論的。正是基于上述情況，全球政治學比以往的國際政治學在研究議程上更為豐富，其所形成的判斷也可能更有解釋力。
實際上，學術界已經在構建全球政治學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形成了有效的知識生產。2005年，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巴里·布贊（Barry 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亞（Amitav Acharya）聯合發起主題為"為什么沒有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Why is there no none-western theory）的研究項目，其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引起關注。中國學者秦亞青參與了這一項目，并貢獻了自己的學術智慧。2019年3月，身為印度裔的阿查亞擔任了國際研究協會（ISA）主席，這是一個在國際政治學術史上尚未被充分解讀的重大事件。因為之前擔任該協會主席的學者都是來自歐美國家。阿查亞在題為"全球國際關系學和世界中的區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的主題講話中，較為系統地提出，全球國際關系學研究的六個核心要素，包括全球國際關系學應當建立在一種多元化的普遍主義之上，以世界歷史為基礎，包含而非取代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融合地區、地區主義與區域研究，避免例外主義，承認能動性的多種來源和性質。在阿查亞看來，"全球國際關系學"這一理念，是對世界范圍內的國際關系學者對本學科現狀日益不滿所做出的回應。阿查亞提到的"全球國際關系學"，其實就是我們這里所講的全球政治學。而全球政治學的構建與人類歷史發展的全球化趨勢對學術研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
最近一個時期，由于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國際社會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聲音和做法，出現了"權力政治回潮"、"國家中心論回潮"、"民族主義回潮"等現象。但在筆者看來，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現象，是人類歷史曲折性的再一次展現。全球化發展的內在動力，使得這樣一種歷史現象總體上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我們絕不能因為全球化的暫時性倒退或者局部性挫折而張皇失措，而是應當保持足夠的歷史定力和歷史遠見。
總之，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現實背景下，全球史觀是有厚重現實基礎的，它的形成具有學理必然性�；谶@樣一種歷史觀來觀察和闡述全球政治，全球政治學的生成也就有現實性，其發展也就有了強大的推動力。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114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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